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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齐国的盛衰历史，可以说，管仲是一个成功者。这一点，管仲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都不一样，他能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并且获得了成功。一个人，能亲眼看到自己的思想如种子一样，生根、开花，并且结出累累硕果，应该是一件殊为欣慰的事情。
名与实 二（1）
那么，智慧的管仲在齐国到底做了些什么，从而使得这个地处海滨、偏僻又狭小的齐国，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大国的呢？
中国文化向来是喜欢贴标签的，比如把谁看做儒家，又把谁划为法家；或者把什么归结这个主义，又把什么纳入那个思想……好像标签一贴，万事皆成似的。然后，就按标签所贴，用一种僵死的概念来诠释，根本不愿意尝试顺着事物的纹理和规律去探索。这样的方式，使得人们在遭遇管仲时碰到了难题—这个来自淮河岸边的人，他的思想和手段到底归于哪门哪派呢？他的主张似乎兼有各家的影子，又似乎不专属哪家—他尊重人性，道法自然，像道家；提倡道德，讲究秩序，像儒家；重视法治，刑律严酷，像法家；同时，他在用兵上神出鬼没，法无定法，又像极了阴阳家……也正因如此，任何一派都不好意思将管仲奉为他们的祖师爷或者纳入他们的范畴。
管仲治理齐国的方式和手段，同样给人们带来诸多疑惑。管仲所做的一切，根本就是“无门无派”—相比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管子的思想一点也不具有浪漫的成分，也没有理想化的成分，他很少提一些纲领，不像儒家那样热衷说教；他似乎从不按规矩办事，而是如商人般唯利是图。管仲的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国家的稳定与秩序，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伦理，都必须建立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要想实现这些，就要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赚取钱财，积累资金……这些，在当时，乃至后来的中国文化的主流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事。
让人们无法把握和首肯的还有管仲的私德，以及他做事的方略和手段。在人们看来，不仅仅管仲弃公子纠而投公子小白，算是道德上的一个污点，而且，管仲为了齐国的强大，可谓心机用尽手段用尽，很多手段，都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比如：管仲为了鼓励商业，竟在淄博设立了七百处“女闾”，也就是妓院。这样的方式，又让道德保守的儒家“瞠目结舌”了……如此情境之下，也难怪管仲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了。
管仲就这样成为一个让人费解的人。其实哪有什么费解的呢？很多时候，认识上的隔阂与框框纯属“庸人自扰”。现在看起来，管仲的执政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天地，尊重人心，尊重人们的需求，也遵循人们的欲望。这当中有道家的成分，也有浓郁的民本主义的思想。管子的出发点是“与俗同好恶”，其实就是按照市场的规律来办事—既然人性当中皆有“求利远害”的自利之心，为什么不因势利导以人心的走向来制定国家政策呢—这样的方式，似乎又有点*社会以及现代经济的影子。不过，管仲所做的显然又不是放任不管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相反，他的政治经济措施不仅具体，而且严酷，比如强制推行“四民分业定居”政策，使士、农、工、商各归其所，聚居一处，世代相传；不准百姓随便迁徙等。这一方式，又具有强硬的国家管理模式—从这一概念上说，管仲又像法家。至于提倡道德，对农民推行减税政策，有效地保障农民利益；在军事上不主张滥用兵力，奉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又跟后来孟子大力提倡的“王道”有几分相似。显然，这又具有儒家的成分……现在看起来，当年的管仲就像是武术中的“自然门”，他是无门无派的，他的一招一式，都是从具体情况出发。他不是儒，不是道，不是法，不是墨……他什么都不是，但管仲所做的，似乎又带有这些门派的影子，他只是根据对手的情况，每招每式，都能击中要害。这样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最切合实际的方式。
名与实 二（2）
后来，孟子把儒家学说的核心归结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细细地分析管仲在齐国所做的，也可以看出，其实对于管仲来说，他人生最大的目标，也就在于此，尤其是治国和平天下。如果将管仲的主张和行为加以概括，就能看出，管仲同样在探索“王道”的精神，他的“王道”，就是以富国强兵、社会自由、人民安居乐业的方式，来达到治国的目的。管仲最著名的话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这一句话可以看出，管仲其实也是很讲道德和礼节的，只不过在他看来，只有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伦理道德的秩序才能实现。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老子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话虽然说得有些满，但道理似乎真的是那么回事。管仲虽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但他调理齐国，也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的，类似的心得，肯定会有不少。有可能读着老子字句，管仲还会会心一笑呢！老子没机会实现他的济世理想，就背着包裹，骑着青牛出关去了。而就管仲来说，他有了一个机会，使得他的济世情怀得以实现。换句话说，管仲就像是老子的现实版，是一个兢兢业业克己复礼的老子，是一个将思想从半空中拉回到现实中的老子。按照我的理解，管仲的思想完全暗合了老子的“道”与“德”。他所做的，就是在“道”与“德”的总纲之下，制定法度，判别是非，公正赏罚，以公正和不偏不倚推动社会进程。“政之所在，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管仲这一段话的中心意思，跟老子的《道德经》不谋而合，看得出来，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参透天地，然后寻找合乎天地民意的手段。
当然，就管仲的手段而言，谋略和权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不过，就管仲那个时代而言，无论是他的权术也好，谋略也好，不择手段也好，还是有着大气象和大胸襟的。并且，靠着这样的大气象，管仲架构起了一个大国的管理格局。这种由谋略的广博和心机的深刻而发散开来的大气象，对于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只是到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权与谋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变得越来越扭曲变形。汉武帝时代，阴鸷的权谋和善变已经让人感到心惊胆战了，只不过那时的权、势、术还支撑了国家的强大；到了三国时代，曹操可以说是将权、势、术运用到登峰造极的一个人，同样值得庆幸的是，有着分裂人格的曹操还能尽显韬略，拥有一腔热血和天地情怀，这些，还能稍稍弥补一下手腕的毒辣吧。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权术和谋略已明显是一柄双刃剑了，每每出鞘，都让人胆战心惊。而当社会普遍拥有着这种制胜权谋，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心思不再干净的时候，中国文化从总体上已显得不太健康了，它缺乏足够的元气去挣脱泥淖，也没有清澈的形而上去濯洗。当政治的核心被越来越多的权谋、谋略、权术占据之时，哪里会有善良和清明呢？整个政治，必定堕落为一块腐烂恶臭的沼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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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与实 三
在我看来，这位出生于安徽颍上的一国权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被低估的人。
与老子一样，管仲也算是孔子的同时代人。不过，管仲显然要比孔子大很多，按照时间推算，孔子出生的时候，管仲已经逝世数年了。如果把管仲与孔子进行比较，更可以看出管仲的不凡了。孔子在《论语》中自夸：“如果谁用我执政，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事实呢，似乎不像孔子想象得那么容易。孔子五十二岁那一年，受鲁国国君重用，三年之后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根本没有出现三年有成的局面，相反，因为杀了一个少正卯，限制了鲁国的思想自由，也影响了鲁国的经济发展。跟管仲相比，孔子既不能像管仲那样教育农民怎样种庄稼，也不懂得怎样选拔人才，更不懂发展经济要用非常手段、军事要搞阴谋、外交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孔子只会重复那一套恢复周礼的论调，天真地以为只要实现了他所倡导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就能治国安邦平天下。一个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也有他本身的价值所在，却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
从现代政治的角度看，管仲的才华，除了表现在军事和政治上，还表现在经济、哲学、法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以及道德伦理等各方面，既有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经验，也有相关的理论总结。按照常理来说，这样一个开拓政治局面，影响历史发展，并且导致社会产生巨大变化的人，应该是有崇高的思想地位和历史地位的，但在中国历史上，管仲的地位，似乎远远低于同时代那些怀才不遇的“空谈者”，比如孔孟、老庄等。连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只是将管仲列入《管晏列传》，总共只有数百字的篇幅。漫长的中国历史，只有晚清时的梁启超算讲了一句公道话，认为管仲是“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现在看起来，梁启超的这一说法，一点都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在《论语》中，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有两处，一处是有人问孔子：“管仲俭朴吗？”孔子的问答是：“管子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意思是管仲将一些市租据为己有，不算俭朴，即不算廉政。另一处是子贡和子路问孔子，对管仲背叛公子纠辅佐齐桓公怎么评价？孔子的回答是：“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张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可以看出，孔子对管仲总体上是肯定的，但同时认为管仲做人还有很大缺失，谈不上一个道德完人。一个有污点的人，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
管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境遇呢？想来，还是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最大的薄弱之处在于认识。对于事物的认识，在很多时候，总是由于不够深入，理解能力不够而出现偏差。中华文明一直算是农业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有着狭隘而迂腐的成分。比如过于相信个人的自觉，不重视人道，理性意识淡泊，科学精神匮乏，辨伪机制、创新意识以及法制精神薄弱，等等。这当中最大的表现就是孔孟所提倡的“君子之道”更像是空中楼阁，由于缺乏对人性的深入了解，显得虚无缥缈。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说，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下的，但实际情况呢，人性本来就是无是无非的，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它只是复杂多变。儒家的出发点有问题，决定了“君子之道”的整个哲学体系有问题，也决定了那种“君子之道”道德教化治国的方式无法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人重言不重行、重名不重实的习惯和传统，又使得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对实践者和操作者缺少足够的研究和尊重。管仲是一个管理者，也是一个制度的创造者。历史是由后人写就的，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诸多的思想和认识，大都体现在具体措施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真正呈现在后人面前的，已变得相当渺茫了。因此，当人们在整理某段历史时，往往会因循旧日的文字资料去寻找，很难通过当时的世俗人心去比较和鉴别。这样的方式，使得历史的整理者很难，也无法体会一些管理者的高妙和良苦用心。再加上历史的整理者往往都是没有实践经验的文人，对于曾经的管理者，很难有切合实际的判断，甚至，对于他们的位居高位，还在潜意识里怀有深深的嫉妒。因此，有关历史的评价总是隔了一层—这当中的反差，或许，还有人性阴暗的成分吧。历史是复杂的，在分析历史时，不可不正视这些隐藏在历史身后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思维习惯和传统，中国文化对于那种实际上迂腐，却更具悲壮色彩的方式更为推崇；或者，推崇洒脱而富有游戏精神的老庄。比较起管仲的理性和实际，孔孟的方式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符合中国文化对个人的道德要求；老庄呢，则更纯粹，更像一个完美的人生理想。并且，孔孟和老庄，一辈子都在“修身”，虽然在诸多方面不同，但都堪称道德完人；而管仲，似乎总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