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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了些钱，吃喝嫖赌。温饱之后，再有些钱，买房买车，香港街上的奔驰车和上海街头的桑塔纳一样普遍。一个人有两辆车了，再有些钱，买艺术品买古董。尽管已非盛时，克里斯蒂在港岛会展中心开秋季拍卖会的预展，依旧人流如织，小老头们表情儒雅，稀疏的白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小老太太们扑点点淡妆，肌肉萎缩了的手腕上，老坑的翡翠镯子，水足色浓，映得那只戴镯子的整个小手都是隐隐的翠色。无需交任何押金或者提供任何证件，每个人都可以对任何一件拍卖品上手，即使是康熙的羊脂白玉国玺，也可以请服务生从玻璃柜中拿出来，然后放自己的手在玉玺的雕龙上面，眼睛微闭，隐约感到康熙的手刚才还放在上面，余温尚在。皇后大道中靠南一点，是荷李活道。两千来米长的小街道，两旁全是古董店，书画瓷器家具玉器。看店的男性居多，年岁不一，三十来岁到七十多岁，同样欺生，同样骗人没商量。古玩这个行当自古不禁骗，于是恍惚间这条街就是两千米的江湖，每个店主其实都是使剑的高手，从柜台里拿出来的每件东西都是一着剑式，等着看你破解或者出血。过过招，挑出几件足以乱真的新工老玉，说，“这些不对”，盘盘道，说，在北京古玩城，我常常和河北小崔、广东阿蔡以及河南大张喝茶，店主的杀气渐渐熄掩，给我泡一杯陈年的普洱，问我是自己做生意还是收藏。店主的眼睛看一样不远处的太平山，说，手上走过太多的好东西啊，去了台湾，去了美国和欧洲，去了这太平山的半山和山顶的豪宅，“有时候觉得对不起祖宗，但是又想，这里面有运命和劫数，留在国内，真的一定比放到大都会博物馆好吗？留在国内，躲得过文革吗？躲得过贪官吗？”我去过一个老收藏家在半山的公寓，殖民政府早期给政府官员盖的房子，一点没有香港盖楼常见的尖酸局促，反而有些北京西城各个部委老房子的气度。公寓的外表破旧，但是高大干净，草木浓密，进屋，老收藏家穿个棉布圆领衫大裤衩子，关上客厅大灯，打开四周射灯，屋子就成了一间博物馆：光顾景舟仿时大彬的紫砂壶就有十几把，光商代圆雕的玉兽和玉人就有四五个，玉种、刀工、沁色都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厅里，这种成色的东西也只有一件。老人说，玩古的最高境界不是拥有，而是暂得，玩古的人都是出纳，经手而已，所以有重宝不如有好眼力，眼睛看到了心里微微醉了就好了。老人还说，缘分未到，还有些好东西存在汇丰银行总部地下室的保险柜里，这次看不到了。
大富之后，香港纵容性灵。六百万人口的香港，写字的有李碧华，单就文字而论，十三亿人口的大陆，有几个比她更灵动妖娆？拍电影的有王晶，累了一天，谁会舍弃大俗大雅的王晶而去看假艺术真媚俗的张艺谋？谁写中国现代文化史能不提周星驰？还有一双小眼睛桃花盈眶的梁朝伟，一身全是戏和绯闻的黄秋生，还有王家卫，他在《2046》一部片子里安排梁朝伟摸到了我所有想摸的女影星。三十年大富，不足以让香港产生大师，王晶们少年时还全是庙街恶男还一点不知道有诗三百，但是足以让香港产生对艺术的大度，对天才少年们的纵容。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后，香港不再是唯一，开始衰落。
香港实在太挤了，我走在港岛的便道上，如果赶时间，想走得快些，常常有在北京二环以里开了一辆大切诺基的感觉，必须闪转腾挪，左突右冲，口中大声唠叨着“莫该（广东话对不起的意思），莫该” ，碎步急行。有一次，我走过香港的某个便道，便道旁的一家干货海鲜店正支起竹竿脚手架，修葺店面。我拖着一个上飞机不用托运的小拉杆箱，迎面走来一个大汉，我说“莫该”，他或许没听懂，反正没侧身给我让出一点空隙，我只能在运动中闪身，拉杆箱的轮子扫到脚手架的竹竿，头上一个声音忽然狂叫“小心啊，要搞死人啊”，我抬头，一个老头双手双腿死死抱着竹竿，拉杆箱过处，竹竿摇动，老头摇动，仿佛过分成熟的要马上掉下来的人参果。
香港实在太贵了，同样的东来顺，深圳蛇口六十个品种任点任食酒水全包，午餐二十八元一位，香港九龙二百八一个人，勉强吃个八成饱。站在南山上看蛇口港，眼前是一排排崭新的岸基桥吊。距离集装箱生成的珠三角工业腹地近，不用通过深圳和香港之间的关口，装卸费率低一半，深圳港超过香港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好几个香港本地人的父母退休之后，办妥加拿大移民之后，决定移民深圳。加拿大除了冷还是冷，除了春天在自家院子里种点大麻留到冬天慢慢抽，还能有其他什么精神生活啊？在香港买碗粥的钱，在深圳点两菜一汤，在香港按摩一个脚趾的钱，在深圳做足三个钟送生果盘。荷李活道上古玩店老板说，如今，香港收藏家团伙敏求精舍的成员垂暮凋零，又不见新人成长，现在最大的古玩市场在北京，最强的购买力在北京和浙江，不如去北京开家分店，留着香港老店，专卖鬼佬仿制工艺品，和北京新店还能有个照应，偶尔洗洗灰钱。
晚上九点钟，维多利亚港的焰火完毕，我和大佬离开那个叫勺子的法国餐厅，坐轮渡回港岛，我说，尽管衰落，香港还是有完备的法律和秩序，深圳有砍手帮，广州流行飞车党，两个烂仔一辆摩托，一个人负责开车和砍断皮包带子，另一个人负责牵走皮包，警方最近科技创新，推出类似宋代岳家军的勾连枪和清代雍正皇帝的血滴子，不知道能不能制服飞车党。我说，这样吧，老大，你反正也积攒了一些钱财，也不收集古董，也不包养二奶，不如买个太平山顶的豪宅，你去澳洲思考人生的时候，我帮你看房子，不收费用。
桃源古巴
冯唐
从小到大，想不明白的事儿挺多，在不同的时候，为不同的事情，动心忍性。
重要的举例：比如为什么收音机打开后能听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声音？在少年宫，我买了一本《如何组装晶体管收音机》和一袋子预先配好的电子元件，像把萝卜白菜葱姜蒜统统倒进铁锅一样，我按照说明将电子元件全整进翠绿的塑料外壳。然后装上两节二号电池，拧开，塑料盒子里居然响了。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在过程中烫伤了左手，学会了电焊。
再比如为什么姑娘好看？在高中，我坐在后排看新年晚会上的女生日本独舞，她穿了一件大红的日本和服，手里的黄纸伞扭来摆去，那个和服一定是化纤类的劣等货，灯光透过大红，看见里面穿着背心儿的身子。我感觉舞台上的大红塑料花突然全都发出香味，我感觉我的眼睛忽然不近视了，我感觉我黄白色的大脑皮层波澜起伏仿佛一坨酒精炉子上煮着的黄白色的方便面饼。为什么啊，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再比如时间。为什么时间可以如此浅薄？一脚迈过五年，一指捅破十年，一夜之间售票员阿姨管我叫叔叔，一夜之间跳日本舞的女同学有了能走路的孩子有了和街道王大妈接近的慈祥的表情。为什么时间又可以如此顽固？我闭上眼睛，想起那个大红，大脑皮层还能在瞬间记起，如煮开了的方便面一样滋滋作响。
这些没答案的事儿，不管重要不重要，后来都被忘得干净，仿佛怕影响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耽误我利国利民。但是世界上存在像古巴这样的地方，仿佛人世的化石，时间在这些地方或逆转或停滞或流逝的速率极其缓慢，事物的轻重缓急和你以前安排的秩序完全不同，逼你重新思考那些没答案的问题：比如如何对付时间？再比如一生何求？
古巴首都哈瓦那早在1516年就被哥伦布及其后人“发现”，从那以后，一直是西班牙“探索”新世界的枢纽。四五百年间，十六世纪的、十七世纪的、十八世纪的，各式当时时髦的欧洲建筑在城市里自由生长，相互侵占，自然颓败，层层叠叠仿佛河南二里头夏文化层上面有二里岗商文化层。老房子绵延十几平方公里，是几十个上海新天地，但是没有一间房子是新天地一样的假古董，所有的细节除了岁月敲打的痕迹之外，都是原汁原味儿。老城里有几十个博物馆，建议买通票，至少看三天，其中至少十几个不看要后悔，比如一个叫做对敌斗争博物馆，详细教你美帝国主义尝试杀死卡斯特罗的各种手段，听说有个美国人看了一整天，后来学以致用，先后杀了他三任老婆而逍遥法外。还有一个叫做总督府博物馆，贿赂工作人员1/4元外汇券（与美金等价）或一瓶风油精或两盒龙虎牌清凉油，可以让你摸一摸十七世纪西班牙总督用过的抽水马桶：和江浙大款用的类似，夸大舒适，镶金包银，二楼大便，水冲到一楼去。老城区里，除了博物馆就是餐馆，房子都一样古老，窗玻璃都一样的哈瓦那蓝，饭菜都一样难吃，但是小乐队的老人声音如男童般清亮，唱起被《花样年华》抄袭的那首《或许、或许》，街上的姑娘穿着粉色紧身裤和粉色抹胸走过，腿长腰仄，屁股和乳房毫不费力地对抗地球吸引力高高翘起，引导你的灵魂飞升，饭菜的重要性忽然变得很低。
听说在1959年革命之前，当时的腐朽政府计划全部推平这个老城区，然后沿着海岸盖起全新的高层酒店、赌场和妓院，那时候美国还是《美国往事》里描述的时代，还在禁酒，连续几年，全美年度黑帮大会，都在哈瓦那召开，对这个城市有大量的吃喝嫖赌抽的需要。1959年革命之后，新政府不喜欢吃喝嫖赌抽，而且闭关锁国，没钱对老城动手，又对老东西有起码的品味和对时间有起码的敬畏，距离老城一段距离，修了新政府的办公区。这个老城区，1982年联合国被定为人类文化遗产。我在老城区海明威常睡觉的“两世界酒店”喝甘蔗酿的朗姆酒，痴想，这四五百年，相当于中国的晚明和大清，如果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北京不拆城墙，二环路以内不动，在现在望京的所在建新的政府办公区，把中南海、北海、什刹海围成一个像纽约中央公园一样的巨大城中公园，那么我们北京的旧城，该是一种怎样的美丽？和现在哈瓦那的，应该有一拼。
古巴其他的小城比哈瓦那人少很多，但是一样旧旧的，慢慢的，干干净净的。城市中间都有一个广场，中心是花园，野狗晃荡，没人吃狗肉也没多少人有富余的粮食养狗。间或有标语，“不革命毋宁死”，“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五英雄归来”。古巴最近被美国查获了五个间谍，他们在古巴被称为五个英雄，逢年过节人民们就到广场集会、游行、唱歌、跳舞、泡妞，控诉美帝国主义，呼唤五个英雄归来。广场周围是博物馆或是学校和旅游商店，卖给游客切格瓦拉胡须飞扬睫毛修长的妖媚照片、HAVANA CLUB朗姆酒和COHIBA雪茄。一盒COHIBA SIGLO V，五支，60外汇券，是普通古巴人三、四个月的工资。给古巴老百姓开的商店里，货架上基本是空的，货一上就空，用不到库存管理。扫帚和墩布和水桶卖得最快，所有古巴人都爱清洁，都在阳台上养鲜艳的花朵。
小城里，老百姓住的房子一般都几百年了，革命以后就没修葺过，街道一般都有几百年了，革命以后基本就没修葺过，蓝天和阳光和一英里外的海滩也都有好些年了，海蓝得发黑，时常有姑娘在海滩的蓝天下晒太阳，太阳出来，就脱光上衣，太阳落下，就披上上衣，革命前和革命后没什么两样。饭桌上，大家吃得都一样，红豆饭和蔬菜沙拉，过节或是来了客人，有烤猪肉和小龙虾。街上，老人晒太阳，一般都八九十岁了，抽着自己卷的雪茄，混吃等死，一脸幸福。我要是那么大岁数了，守着出产世界上最好烟草的土地，我就试试种植大麻，卷进雪茄，抽不完的卖到加拿大。汽车烧劣质汽油冒黑烟，一般都五六十岁了，三十年代的罗尔斯罗依斯，四十年代的奔驰，五十年代的福特，撞坏一辆，这世界上就少一辆，和中国四川卧龙的大熊猫一样。公共交通不发达，出去办事儿，基本靠当街截车，所以一般一上午只约一件事儿，迟到一两个小时，没人奇怪。脸蛋儿和胳膊腿长得不好的，不容易拦到车，迟到三四个小时，也没人奇怪。而姑娘和小伙子是新鲜的，十五岁行成年礼，十六、七岁，多数已经记不清自己交过多少个异性朋友了，眼睛全都清澈闪亮，听到古巴音乐，随时随地扭起天生的魔鬼身体，跳起SALSA舞，说今天晚上镇上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