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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储蓄和消费习惯与收入并不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由于美国人固有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消费倾向。美国人不会考虑自己有没有更多的钱，也不论产品的价格如何，他们总是喜欢花光自己口袋中的所有钞票，甚至有时候还会借贷消费。这就是为什么解决中美之间账户不平衡的问题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
我认为，有一种解决办法是非常有效的，即不断上调中国汇率。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仅有一个问题可以促使中国尽快做出货币调整的决策，这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在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甚至还有可能遏止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给一些国有企业带来负面效应的担忧。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还呈继续蔓延之势—尤其是这已经影响到食品和服装行业，这种结果会带来更加紧张的状况。最终，中国决策者可能会被迫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即在保护国有企业和承载高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他们也有可能接受一种能够控制通货膨胀但会减缓经济发展趋势的强势的货币走向，但如果这样做就会使一些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毋庸置疑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在此问题上所做出的选择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
拥有一份杂志一个很大的兴奋点是，出版商会时常寄送一些免费的书以供评论。在2007年年初的一天，天相当冷，我正坐在我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里读一本名叫《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和安东尼·D·威廉姆斯（Anthony D。 Williams）。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人们对信息技术不断增长的易获取性已经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用于合作、价值创造和竞争的工具。这也把人们在每一个经济部门参与创新和进行财富创造的激情释放了出来。数百万人已经加入了自我组织的合作之中，凭借这种合作，他们可以生产新的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以便同世界上资金雄厚的大企业进行竞争。这种新的创新和价值创造模式被称为‘并行模式’①，其特点是，众多的人和公司公开开展合作以推动本行业的创新和产业发展。”
当我读到这些语句时，我想，实际上，两位作者真正想说的是，现今，互联网所代表的是进行大规模合作创新的新工具。这一点意义重大。我那20多岁的孩子们就整天与互联网生活在一起。比如，如果我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坐在旁边的他们在看到后会习惯性地站起身来走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在电脑上浏览这篇文章。我相信，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变动不居的企业文化会继续把经济搅得“天翻地覆”，或许还会带来一场“互联网企业文化”的革命。
预言中国有一天将会引领世界，可能要比以前人们所预言的日本、法国、前苏联和阿根廷有可能会引领世界更让人确信。但不要把印度这匹候选中的黑马算在内。我没有单独就印度的经济写作一个章节，因为印度经济同中国经济相比，对全球经济体系带来的影响还是相当小的。印度不是一个主要的资本出口国，其制造产业的能力也非常有限。而且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没有达到中国那种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
当然，由于拥有大量教育素质良好、能熟练使用英语的中产阶层，印度经济也正处于腾飞阶段。如果中国是“世界工厂”，那么印度也称得上是“世界办公室”（也就是后台管理系统）。一般情况下，“办公室”所提供的产品要比“工厂”提供的产品稳定得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依靠的是无法预知的并且完全无法控制的外部变量—出口和外部投资的流入，而印度的经济发展虽然依靠外资不多，但其优势是更多受国内需求的驱动。
事实上，在以前，印度经济也遭受过通货膨胀、相当不协调的政治领导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发展极其关键的效率低下的基础设施的制约（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现在要大刀阔斧地开始基础设施建设）。今天印度的制造业者所花费的电力成本是中国制造业者的2倍，而铁路运输成本是中国的3倍，因为中国曾经首先对制造业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虽然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印度的通货膨胀率从14％降低到5。5％，但仍然还需要继续降低。
还有一点，中国在1979年就放开了经济发展，这要比印度领先12年，因为印度从1991年才开始了全面发展。然而，印度在当前发展阶段的优势可能比中国更加明显。到今天，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大体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15年之后的数额。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更高，但印度的经济发展更稳定，而且金融部门的不良贷款数额更低。
印度在技术领域也更胜一筹。威尔·赫顿在他的书《迫在眉睫：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当做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中认为，印度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尽管中国拥有大量的投资中国仍然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印度已经做了什么，而是在未来几十年，如果按照其政府所承诺的，印度的基础设施、限制性的劳工法令更加完善，其他阻碍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得以转入正轨，那么印度该如何去做。但也有一种情况会出现，即如果全球生产达到了一个饱和点，而中国又试图在全球服务领域进行竞争的话，那对印度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动力强劲的经济体。它的动力来源于对即将到来的技术洪流和贸易额日益扩大的出口的需求—至少是现在。在中国经济进行软着陆的时候，这一动力的任何缺失—不论是投资缩减、出口下降，还是技术失误—都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体系带来多重负面影响，这一点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中国未来的发展还需要拭目以待，比如，如果中国的通货膨胀恶化，或者欧洲和美国要求与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互惠，而中国出于各方面原因却无法提供。
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开始从事市场咨询业务的时候，日本还与中国今天的这种经济状况非常相似。日本，这个全球储蓄额最大的国家，所展现出来的产业力量也是巨大的，很多人预计它有可能引领全球经济。但由于在利率、货币以及银行规则的实施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政策性失误，事情好像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展。正如我将在下一章阐述的，自由的金融市场时常会产生令人恐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最糟糕的经济体系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缺陷的人类通过行政控制和政府法令，试图去管理由复杂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的结果。
全球金融市场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从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再到萎缩的中央银行—而政治变化是最难以预测的。全球化和开放资本市场都始于政治，是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一个解答。全球化在21世纪的存亡问题同样最终将取决于选民在政治上是否会因为其带来的巨大利益而能够接受其缺点。但这种接受似乎越来越令人怀疑。
如今的全球资本海洋仍在不断衡量政治风险。因为创业资本流动性和前瞻性很强，当有迹象显示出现哪怕“潜在”的消极变化时，它都会冲出国界，将金融恐慌的残骸留在身后。这些消极变化迹象包括阶层斗争（政治家挑起某一收入阶层同另一收入阶层之间的斗争）、过度的政府干预（包括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其他目的良好但可能适得其反的财政和监管变化。如今的世界变成了弯曲的，正是因为政治界和金融市场之间越来越缺乏了解。美国尤其如此。美国似乎正在酝酿一次地震式的政治变化，可能会使其抛弃自由贸易和开放的资本市场。
我将会提供一个关于全球化政治的理论，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我的论点是在过去的25年间，两党观点相对一致，就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的金融市场达成了共识。在这一时期，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共和党或者###党现象。实际上，###党的比尔·克林顿同共和党的罗纳德·里根的经济决策并没有很大差别。
事实是比尔·克林顿甚至比罗纳德·里根更支持自由贸易。克林顿成为了全球化和开放金融市场的拥护者。他是近25年惊人的经济繁荣和全球减贫的带头参与者。为了打破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停滞，里根和克林顿都把全球化当做了一件有缺陷但是至关重要的工具。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在70年代成年，所以他对那一时期的经济幻灭感受很深。里根出生于1911年，所以他是在大萧条期间成年的。因此某种意义上，一入主白宫，两人就都认识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和伟大的全球化浪潮的机会。如今的问题是：当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充分意识到这一非凡的政策共识时期正遭受终结的风险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如今，美国的两党正迅速背离克林顿所拥护的亲全球化政策。最近金融市场的动荡和美元的疲软很显然不仅来自于次贷相关的信贷不确定性，也来自于美国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美国政治家越来越热衷于对资本构成、企业家主导权和财富创造进行民粹性攻击，这更加深了这些恐惧。
政治化的全球化带来了如下问题。到目前为止，世界金融市场对美国金融资产（包括股票）的定价相对较高。这是基于对自由贸易、开放资本市场以及长期强劲增长问题的里根–克林顿模式将会大体保持完整的乐观假设。但现在似乎正出现一个崭新的政治世界，这个新世界有新的规定和变化的政策，并且对自由开放的资本和贸易不再耐心十足。最紧迫的问题是：近几年，市场将如何给政治环境变化的性质重新定价？恐慌的氛围会不会导致强势下调金融资产的定价？不明智的政治变化对金融市场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从政治的角度说，如今人们更加相信金融界已经进入了未知的政治水域。
我知道谈论全球经济时，将克林顿和里根联系起来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们都是国际舞台上的全球化经济金融改革演出团的成员。其他改革者包括印度的纳拉辛哈·拉奥、中国的邓小平、欧洲的雅克·德洛尔、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新西兰的罗杰·道格拉斯以及巴西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某些分析家在这一德高望重的群体中还加上了法国前社会党总理莱昂内尔·若斯潘。
以上所有人都从下降的全球通货膨胀以及新的廉价计算能力中获益。面对政治压力，所有人都转向了全球化、企业家精神和全球资本市场，以打破20世纪70年代抑制财富的政策（中国和印度则是打破中央计划经济的高压手段）。
作为决策者，里根和克林顿是一对奇怪的组合。这两位前总统的声誉都来自于他们对开放的资本和贸易市场的支持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成功。
为了披露更多的情况，我需要承认最开始我并不认为里根有这个潜力担负这一历史性角色，尽管事实上从最开始我就有幸近距离见证了这一切。我真的将永远记住1979年年底在美国洛杉矶见到的里根，他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容光焕发，当时正快速经过机场万豪酒店一间套房的门口。他穿着明艳的、彩色斑纹的运动外套和一件跟外套颜色及材质不太相符的高尔夫T恤衫。这位68岁的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一点都不像在准备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
虽然我最初登记的是###党人（在巴尔的摩像我一样处于中下阶层、住联排式住宅的人都是###党人），我却在为里根当顾问，因为我是纽约州共和党议员杰克·肯普的同事。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这位布法罗地区的国会议员担任里根竞选的首席国内政策设计师。我当时是肯普的办公厅主任。我们在洛杉矶谈论经济，确切地说，是用3天时间同里根朝九晚五地进行政策讨论。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里根，以及他的七八位贴身顾问。我们的目标是：制订一项国家复兴计划。
尽管我当时只有26岁，但我的经验已经足以让我意识到我们会议的潜在重要性。然而，我从未想到，这3天将会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全球化。确实是这样。我当然也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