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母爱的。文章的最后一句又重复道：上海的女性，你在《孽债》里到底怎么啦？！
对于《孽债》的批评（2）
作为长篇小说的原作者和电视剧的编剧，我感谢这些批评意见。一部作品，在有赞扬的时候，总会伴随着批评意见。这才是正常的。
（2001年9月）
由《孽债》引发的故事（1）
随着《孽债》在全国各地的热播，不时地引发出一个又一个与《孽债》有关的故事，一些热心的素不相识的读者，就把这些故事通过书信转告我，或干脆就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
1995年5月23日的《中国环境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蝴蝶王国的悲歌。副标题则是：《孽债》引发版纳旅游热，标本生意兴隆。消息报道说：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们由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驱车40公里，来到澜沧江畔的一个名叫橄榄坝的小镇。车刚停，一大群服饰艳丽的傣族妇女和姑娘蜂拥而至，她们手持大叠大叠五彩斑斓的蝴蝶标本向游人兜售。一番讨价还价之后，1枚美丽的蝴蝶标本竟会以1元钱低价成交。
自从电视连续剧《孽债》播映之后，京沪等地兴起了一阵西双版纳旅游热，游客大增。版纳堪称“蝴蝶王国”，于是游客们又都喜欢购买价廉物美的蝴蝶标本当作纪念品，或馈赠亲友，或装点居室。据估计，单橄榄坝一处，蝴蝶标本的日销量不下于1万枚。
由于生意兴隆，更刺激了当地村民大肆捕杀蝴蝶，制作标本出售。据行家介绍，这种“标本”因未经专业技术处理，根本无法长期保存。而买主带回家后，观赏不了几天标本就会腐烂或风化成粉末，只能当垃圾一丢了之。惜乎？然而滥捕会使这些“会飞的花朵”终有捕尽杀绝之日，因它们的自然繁衍有个生长周期，远远跟不上被捕杀的速度。
遭乱捕滥杀厄运的野生动物远远不止蝴蝶。譬如珍稀罕见、繁殖能力低、属我国一级保护动物野生大象便是一例。这种大象名为亚洲象，现仅存于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等少部分地区，而且为数不多。在橄榄坝的集市上常见有象牙、象骨制成的饰品和象皮腰带出售，在景洪的某些饭店的门口，赫然张贴着“本店有象肉”的告示，看了让人心颤！允许饭店明目张胆地出售象肉，让嗜好猎奇的食客一饱口福，简直不可思议！
读到这样的报道，我真是瞠目结舌。事情怎么会是这样？这可不是我写作《孽债》的初衷啊！《孽债》歪打正着地引发出版纳的旅游热潮，倒是确确实实的。据版纳州旅游局长（当年也是上海知青）告诉我，1994年，西双版纳的旅游者，全年一共是24万人次。《孽债》播出以后的1995年，全年跃升至124万人次。以后的1996年、1997年，逐年递增，到1998年，已超过了200万人次。为此，西双版纳州还为我颁发了荣誉公民证书。
1997年春天，我应西双版纳州的邀请，重返版纳访问。到了橄榄坝的旅游品市场上，同样目睹了报纸上报道的情形：整版整版的彩蝶标本，仍在那里低价出售。我当即给州里陪同的同志指出了这一点。
在《孽债》播出过程中，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那是《孽债》正播到一半的1995年1月19日，《新民晚报》登了一则消息：安徽来沪打工的男青年刘定海看了电视剧《孽债》，来到杨浦区控江新村派出所，请求民警帮助寻找自己的生身父亲张某。
张某于1962年在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教，转场时同当地刘姓农家有了来往，并和刘家姑娘关系密切。之后刘家姑娘生下一子，当地农民经常戏称刘特别像张某。转场后的张某于1980年平反回沪，结婚成家并有一个孩子。刘定海对民警说，母亲临死前告诉他生身父亲的姓名，并说他住在上海杨浦区的控江路上，关照他一定要来上海找到爸爸。
站在派出所里的刘定海和张某的脸型确实有点相像。张某还掏出300元钱给刘定海补贴生活。张对民警说，如果亲子鉴定两人有血缘关系的话，他肯定要这个儿子。民警对记者说，亲子鉴定将争取安排在春节前进行。
比起南京少女陆宁来，安徽小伙刘定海的故事是令人宽慰的了。在1995年的4月13日，南京的《服务导报》以“超重的《孽债》”为题，用整整的一版篇幅，报道了18岁少女陆宁的故事：
南京少女陆宁，18岁，父母住在邯郸市，她随着南京的爷爷奶奶长大。读到高三时，无论是农村户口或是城市户口，她都没有。高考在即，没有户口，陆宁将失去高考的资格。天下竟有如此不负责任的父母。消息见报后，引起南京市民议论纷纷。
《孽债》在东方电视台播出后，在上海引起轰动的纪录片《不了情》、《情未了》两片的男主人翁，西双版纳回沪知青夏兴德向《劳动报》记者表示：“我不敢看《孽债》，往事一件件，太触目惊心了。”他还给记者谈了自己回上海后的生活现状。
而在上海市文联组织的“我看《孽债》”座谈会上，上海的一批作家朋友纷纷为演员吴冕叫“屈”，认为她在剧中出类拔萃的表演没有得到新闻界的肯定。
《孽债》随即被广西有线电视台盗录播出。
上海电视台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经法院查明，原告上海电视台于1993年10月与作家叶辛签订了协议书，致使原告取得了将小说《孽债》制作成电视连续剧的合法权。被告广西有线电视台未经许可，擅自在上海陆续转录了电视连续剧《孽债》，并于当年2月17日开始在南宁地区播映。
据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当年3月31日发出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已达成协议：（1）被告广西有线电视台未经许可，擅自播放原告电视连续剧《孽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愿意向原告赔礼道歉；（2）被告主动撤销在上海的录制点，并保证在上海不再犯擅自转录的错误；（3）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9万元，并承担诉讼费8110元。
由《孽债》引发的故事（2）
在《孽债》的播出过程中，上海的各大报纸也在介绍评论《孽债》的同时，连续报道了一些和《孽债》有关的花絮。《劳动报》在1995年1月18日和19日分别以“停播一天，牵动万人心”和“《孽债》连播两集，上视损失不小”为题，报道说：真实反映老百姓生活的20集电视连续剧《孽债》，在本市播放数集以后，已在广大观众中引起轰动，白天谈论《孽债》，晚上在荧屏前坐等看《孽债》，已成本市各行各业议论的“热点”。
上周星期天，上海电视台因播出“群星爱心演唱会”节目而使《孽债》停播一天，尽管事先电视台多次打出字幕说明，但上了“瘾”的观众抑制不住欲看《孽债》的强烈渴望，不少观众打电话询问电视台，并说明再晚播放也没意见；还有不少老同志打电话到市委宣传部，表示当天想看《孽债》。鉴于观众这种热情已多年未见，上海电视台及时调整播放集数，每晚播两集，“饥渴”的观众才稍稍过了点“瘾”。
另外，本报刊登的“上海知青谈《孽债》”几篇文章也引起读者很大的反响。这两天，本报不断收到当年插兄插妹的来信来电，有的动情地抒发对那段知青生活的感想，有的激动地赞赏上海拍出了一部老百姓爱看的电视佳作，也有的观众感慨地叙谈类似《孽债》的亲身经历。
在整个电视剧市场“只愁没广告，不嫌广告多”的情况下，上海电视台为满足观众日益高涨的观看《孽债》的热情，决定将原每天播放一集的《孽债》改为每天播出两集。这样，该电视剧制片商——上视，要损失整整200万的广告费。而上视宁可少赚这笔巨额广告收入，也不“欠”观众一分“债”。
据上视有关人士透露，这笔广告收入的损失，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孽债》所签订的是黄金时间8点档的广告合同，现在每天放两集，后一集播放时已不是黄金时间，因此这部分的广告价格落差自然要电视台退回；二是原签订的广告合同是从第一集做到最后一集，现因每天播两集，缩短了整部电视剧播放的天数，广告播放的天数也相应减少，因此，当然要退还余下天数的广告余额。电视台虽然损失，但得到了观众的赞许。
《新民晚报》在1995年1月18日的生活热点半月聚焦中以“申城女性为《孽债》泪湿衣襟”为题，报道说：当初上山下乡，如今已人到中年的一批女性，这些天，为《孽债》流了不少泪。一些女性认为，时代造成的悲剧不仅使当年的知青又一次带来感情上的冲击，而且又延续到下一代人。她们说，生活在上海的孩子对我们的过去了解太少，只看到父母做了经理，当了厂长，提要求无止境，这五个孩子的遭遇对他们是个教育。
自从《孽债》播出以来，写过多篇跟踪报道的《新民晚报》记者俞亮鑫在播完全剧后，又以“《孽债》受宠殃及《三国》，收视率创近年来上海最高纪录”为题，总结报道说：20集电视连续剧《孽债》在申城引起热烈反响，据全市收视率调查显示，《孽债》收视率创下近年来上海电视收视率的最高纪录。而同期播映的《三国演义》在其冲击下，由15％降为8．6％。连日来，市文联、作协、视协和团市委、广播电视学会等一些部门团体分别举行《孽债》研讨会，对《孽债》在上海引起的轰动展开热烈讨论。
与会者认为，《孽债》之所以轰动上海，一是因为拍得真实，展现了上海人实实在在的生活，这与前一阵出现的一些都市言情片、商战片的浮华虚假形成了对比。二是因为此片呼唤真情，这适应了商品大潮冲击下人们的心理需求。三是此片描写了令人关注的人物命运，出情出戏，比较好看。
讨论会上也对《孽债》的某些不足提出了意见，如几户人家在接纳这些知青子女时显得有些犹豫有些难堪，心理反应形式有点单一。又如对几位知青当年抛弃子女的生活过于淡化，使有些观众感到难以理解。对于上海话的运用，大家在肯定其尝试成功的基础上，也提出了需要过滤个别粗俗的切口的意见。
上海《解放日报》的两位记者，则以“母子情深”为题，报道了演员吴竞和云南小演员罗振华的一段“戏外戏”：在剧中扮演母亲的上海电影演员剧团的吴竞（剧中杨绍荃的扮演者），真的认云南哈尼族孩子罗振华（饰杨绍荃的儿子安永辉）为儿子，关心他的成长，成为一段佳话。属牛的吴竞显然对这个“儿子”情有独钟，谈起此事，一口一个“阿拉伲子”、“阿拉伲子”，舐犊之情溢于言表。吴竞说：罗振华今年15岁，是云南西双版纳一个普通初中学生，虽从未演过戏，但小振华纯朴、有灵气、有感情，在一起拍摄《孽债》的时光，成了他俩感情交流的好机会。“不知怎么搞的，我真的喜欢上小振华了。”在云南拍戏时，吴竞又特地拜访了小振华的父母，在父母面前，小振华也甜甜地叫吴竞为“上海阿姨”。在《孽债》拍摄完直到如今，吴竞和小振华还经常有书信来往，俨然是一对情深意笃的母子。
至于社会上借《孽债》这个题目，引发的种种话题，更是层出不穷，一个接一个。诸如：虹口区法院和“肯德基”联手，请来《孽债》中的三位云南小演员，开展了“同龄说《孽债》，同心话未来”的活动，在联欢的同时，设立了“青少年保护中心”，给回沪知青子女更多的关爱。
由《孽债》引发的故事（3）
港商在大陆包二奶，也被报纸以“一个男人几个家，《孽债》增多”加以报道。连美国名演员施瓦辛格被私生女告状一案，也被称作外国“孽债”，而众多嫁给回城知青的女性，看完《孽债》，纷纷以各种玩笑的形式，盘问今天的丈夫，有没有“孽债”，有的话快点从实招来。一时成为各种场合的趣谈延续良久。
出版《叶辛文集》十卷本的南京，则在《孽债》播完之后，在江苏电视台二套节目中，
重播了我的另两部代表作《蹉跎岁月》和《家教》，受到观众欢迎。
《孽债》引发的话题、趣闻和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播出多年后，仍在成为人们特别是当年的知青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并且勾起一个又一个当年插队的故事。就在我写这篇文字中间，我去北京怀柔参加中国作协的主席团会议，会后有半天的候机间隙，就和几位作家去了长城，陪同我们前去的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袁晓丽，跑到我面前来，主动要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