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我对时尚的概念是模糊的，不清的。时尚的东西发生在我身上印象最深的是皮包。早在十多年前，我去开一个会，手里拎了一只比较“劳保”的皮包，旁人见了，嫌它土了，说应该换一只。我觉得它挺好的，并不觉得它有多土，仍旧使用着。有一次，我的一个好朋友实在看不下去，替我去买了一只皮包，三十元一只，在当时来讲，这样的价格算高的，因为那时的薪水还未增加。我想拒绝接受，但朋友好意又不能辜负，只得愧而受之，但一直放在家里没有拿出来用。一半是珍藏的意思，一半也想等手头的这只包不能再用了，再去用新的包，也许这是我插队落户时养成的习惯，回到上海后，一直改变不了。我是个不太懂得奢侈的人。前段时间，我把好几年前，朋友送给我的那只包拿出来使用，自己觉得还不错的，谁知到了公共场合，没有一个人说好的，都说过时了，拿着它有失身份。说它与时尚的皮包相比，有天壤之别！
时尚的皮包怎能去比呢！我倒是看到过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都背一只方方正正、宽宽大大的皮包，单肩挂着的，像女人背皮包一样背着，当初看到时，觉得很别扭，这种包男人背着，总觉得与女人背包的姿势太接近。不过，时间一长，背的人一多，也就见怪不怪了，我若在怪，别人会说我背时、落后了。我也就装作很时尚的样子说：“嗯，这种包背起来，很有个性的。”如若要叫我去背这样的包，我是肯定不会的。
有一次出访到香港，见一位同行的女士背着一只非常别致的皮包，由衷地赞叹道：你这只包非常漂亮。她问我：“你猜猜看，这只包多少价钿？”我脱口而出：“大概百来元钱吧。”她笑了起来，说：“要四千港币呢！”我听了倒是有些吃惊，这样的包好是好看，怎么会贵到这种地步。转而一想：贵，总归有它的道理在的。只要质量上乘，贵一点也值。最怕的是：样子好看，质量经不住考验，那就惨了！
我现在用的那只包，有些价格的，皮质与手感都好，外人看了也都说好的，但我觉得它不实用，没多少东西好放。我想要的包，最好是大一些的，可以放一些书或文件或杂志报纸之类的东西，可我手头的这只包，只能放一只钱夹、一只手机、一只商务通，最多还可以加一本小笔记本，除此而外便放不下任何东西了。
有戏剧效果的是：我拿着这只包时，朋友们都说我时尚起来了，讲究起来了。
其实，时尚离我很远，而且时尚对我来说并不实用。时尚的东西有时候会让人觉着美，美在哪里？美在它的不切实际和不甚实用。比方说，T形舞台上模特小姐穿的服装看上去很美的，如若在生活中穿起来，就让人觉得难受；又譬如前一阵子流行的唐装很时尚了一阵，不分男女老幼，呼啦啦都穿上了唐装，看起来似乎有些美的，但时间一长，问题出来了：不便洗涤。据说一般的烫洗店是吃不消洗的。故而没多少时间，街头巷尾就不大看得到人们穿唐装了。
时尚，是幻美的。你要把它当作一个梦，它才会有价值。如若要把时尚当作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场景，那么，有时候会显得十分尴尬。有一则笑话：说有个男士爱上一个女孩子。人家问他爱女孩子什么？男士说：她的单眼皮非常特别，比林忆莲的单眼皮还要好看。可女孩子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错，就是一双单眼皮太难看了，就自说自话去赶了个时尚，去做了双眼皮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看上去确实比原来的单眼皮要漂亮多了。但她的男友提出要跟她分手。原因非常简单：她把自己的美——即让他觉得最满意的地方给破坏了。
是呀，割眼皮也是一种时尚，这种时尚的流行时间还算是长的，一风行便是好多年，至今仍有人乐此不疲。与此相类似的时尚还有整容、改装、隆胸、抽脂等等。想想都可怕，人们在追求时尚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丢弃原有的美好与本真。人们心甘情愿地让时尚把自己放逐出去，而让所谓的时尚渗透到自己的生活中来，弄得本末倒置，本源不分。
时尚如风（2）
时尚如风，亦如梦。时尚的步子永远匆匆太匆匆。追求时尚的人，都是一些敢于做梦的人，是一些勇敢的人，我除了敬佩还是敬佩，可我自己无法与时尚成为莫逆。
我愿意站在时尚的边缘看人生风景。我常在想：什么时候，人们离时尚远了，那么，接近真实与平淡就近了。
“真实”与“平淡”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两味药，一味能够降风去火；一味可以平心静气。
而时尚，是永远入不得药的，它只是用文火煎“真实”与“平淡”这两味药时，从窗口随风而来的那一缕尘烟。
（2002年6月）
“天上街灯”串起璀璨景
共和国５０周年的大庆，不仅是个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大喜日子。就是对于我们小小的三口之家来说，欢庆之余还有着一层特殊的意义。
记得去年国庆前夕，叶田还是一个背着书包走进课堂的高三学生，今年的９月，他已经成了一个去校住宿的大学生了。离家去大学报到的时候，我对他说，今年的国庆非同寻常，休息的日子也多，你和同学相约组织什么有意义的活动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抽出时间，和我
们一起去观灯。
叶田一口答应下来。
国庆节观灯，是我们一家人的传统，更是我从小就有的爱好。记得国庆１０周年大庆的时候，我恰巧十岁，才是一个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但是听说南京路上有彩灯；尽管家住得离南京路很远，我还是跟着弄堂里上中学的几个大孩子，去南京路上挤了一圈。呵，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流动的灯的世界，是一个漂游着的光的天地。后来，我们家搬得离南京路近了，几乎年年国庆，我都要和同学和表兄妹们相约着，到南京路形成的那一条灯河中去来来回回地走一趟。在插队落户的岁月里，思念故乡上海的时候，常常念念不忘的，就是南京路上节日之夜的灯光。叶田年幼时，我们生活在山高水远的猫跳河畔的峡谷里，节日的夜晚，电站上虽也有灯光，却是极为单调且不成气势的。那一个节日前夕的晚上，我带着他去省城，看到十字街头楼房上下的彩灯，他欢乐地在我的肩头又跳又嚷：“红的、绿的、红的、绿的”看着他那绽开笑容的脸庞，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在偏远蛮荒的深山峡谷中住得太久了，要是他见到上海南京路节日之夜的灯光，还不知欢成一个什么模样呢！
９０年代，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几乎每一个国庆之夜，我们全家人都要走上街头去观灯。迸溅着斑斑异彩的灯光辉映，像是浮泛着粼粼星光的湖波，宛如春天飘飞着的亮晶晶的雨丝。一眼望去，眼角被那闪闪烁烁的灯光激动得兴奋不已，只感到人整个地置身于一片明辉之中。身前，是炫人眼目的光的瀑布；顺着马路望去，是喧嚣的流泻的时缓时疾的光的河流；放眼回顾，则是动荡起伏着的光的海波。哦，这飞霞泻彩、遍天遍地的灯光，将高低错落、广厦万间的楼宇，统统映照得通体透明，恰似那挂满珠帘绣幕的水晶世界。
年年走进万家灯火的夜上海，年年观看火树银花的不夜天，且随着喧声如潮的人流边行边看，我们感觉到的岂止是兴奋，岂止是欢乐，而是辉煌的华灯勾勒映照出的大上海的巨变。
我叮嘱叶田，５０周年大庆之夜的灯光，一定会比我们看过的任何灯河灯海瑰丽多彩。只因在８月的试灯之夜，我已经去饱了一回眼福。
瞧那是挂于空中的明灯，五彩缤纷，天花乱坠。
看那密布于地上的彩灯，争奇斗艳，光芒四射。
让我们相约，在今年的国庆之夜，一起步入五光十色、星光灿烂的街头，去感受人间银河的美景。
（１９９９年９月）
第六部分
百年老店邵万生（1）
1843年，上海开埠了，成为东海之滨重要的对外开放通商口岸。
四面八方的人涌入上海，使得上海很快地成为一个八方杂处、百业纷陈的大都市。
在各地来到上海的人中，浙江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和份额。为什么？浙江紧挨着上海，坐上火车、搭上汽车、挤进低矮的乌篷船，熬过一两天、两三天就到上海了。在栖身上海的浙
江人中，宁波人和绍兴人又占着最大的比例，这比例至少多于杭州人、多于嘉兴人。宁波的一位旅游局长曾十分自信地对我说，我做宁波的旅游，主攻方向就是上海。因为四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宁波人。一千六百万上海人，祖籍宁波的有四百万。这些宁波人和他们的亲戚朋友，只要四年回一次故乡，宁波每年就有一百万上海客人。说完他哈哈大笑。
我没有具体统计过生活在上海的宁波人和绍兴人。但在小时候，几乎每条弄堂，我们读书的每一个班级里，都有绰号叫“老宁波”“小绍兴”的伙伴。至于平时交往中，宁波话和绍兴话，更是耳熟能详，时常往耳朵里灌的。开玩笑的时候，模仿能力强的同学，时常会惟妙惟肖地说几句宁波话、绍兴话，逗得大伙儿捧腹大笑。
可以说，宁波人、绍兴人是伴随着上海的开埠进入上海滩的。他们也像其他各地的人到达上海时一样，不仅带来了他们的口音，他们的风俗，同时带进来的，还有他们多姿多彩的吃的风味。
我想，一百五十年前，邵六钵头就是随着这么一股人流，从故乡来到上海的。
上海滩的田地变成了马路，他依靠什么才能生存呢？那个年代，上海滩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传奇，关于洋人们和买办们发迹的故事，在大街小巷里传播。邵六钵头是个聪明人，而且有离乡人共有的怀乡情结。他一定还知道，像他这样怀念故乡、思恋故乡风味菜肴的人不在少数。一路上来到上海，他必然碰到很多像他一样到上海来的家乡人。
于是他在虹口开办了一家南货店，名叫邵万兴。邵是他的姓，万兴是他的愿望，希望他新开办的店铺能兴旺，能发达，能一兴而起。这是清朝的咸丰二年，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还拖着辫子。也就是1852年。
还是我小时候，就有人告诉我，邵万生是一家百年老店。在上海滩，以精制糟醉食品闻名。他们按照宁波、绍兴的乡土风味，自产自销四时的糟醉食品。我一位同学，自小在山西路上长大，又是绍兴人，每当大家聚在一起闲聊，说起衣食住行，他就会眉飞色舞地给我们介绍新鲜的河虾子酱油、沈家门认姆渡黄泥螺、虾子鲞鱼、糟青鱼、鲥鱼、醉蟹、醉蚶、糟鸡。只要他一说开，就像无轨电车开出来，刹不住车。我们一个个都要被他说得口水流出来，他也不肯罢休。还要介绍什么宣城蜜枣、金华酱腿、北京彩蛋。我们忍不住问他，这些东西你都吃过吗？他会连连点头说：“怎么没吃过，从小就吃的。”
于是我就晓得，邵万生这家百年老店，开在山西路、南京路口。多少年以后也还记得清清楚楚。上世纪80年代在贵阳工作时，有同事来上海出差，请他们带邵万生的黄泥螺，总还要特地叮嘱：“你逛南京路时，走到山西路口，就找到这家店了。”
非常凑巧的是，和我在同一个知青点集体户插队落户的知青小李，家住在宁波路河南路口的弄堂里，他的父亲是40至50年代的邵万生职工。插队落户的岁月里，生活清苦，经常用辣椒、猪油淘饭吃。大家更愿意想像上海的美食，举行“精神会飨”。每当这时候，小李就会如数家珍地介绍邵万生的食品。所谓“春有醉蚶，夏有糟鱼，秋有醉蟹，冬有糟鸡”。除了介绍食品，顺便他还会给我们讲一点邵万生的历史。最早开在虹口的邵万兴，到了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搬到南京路上来了。只因随着上海的百业兴旺，人气飚升，南京路愈加繁华和鼎沸，生意更好做了。这一点更加深了我对邵六钵头这个人的印象，他不但是聪明的，还是随机应变的。搬到南京路的邵万兴更名为邵万生，意思是取其生生不息地往前发展。
春天，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新鲜的河虾大量上市，邵万生的前店后工场，就精制虾子酱油。选料采用舟山裕大抽油，苏州乡间活河虾剥子焙烘配制，故而一下子打开销路，美名远扬。上海人争相购买味道鲜美的虾子酱油来尝。
夏天，气候炎热，上海的居民大多忌食油腻，邵万生就抓住时机，趁着黄泥螺、鲜鱼的市场供应量大，就糟制黄泥螺、青鱼、鲤鱼应市。同时还不忘宁波老人们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