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木先生的妻子信以为真了，就笑着说：“我要富子小姐做媳妇，把宇多许给这位年轻的先生。”
宇多姑娘那像盘子一样的圆脸涨得绯红了，郭沫若只好笑了一笑。
这一天，12月25日，是圣诞节。晶莹的雪使大地变得一片白净。教堂的钟声庄严悦耳。巷子里熙熙攘攘。人们互相祝福着，欢欢喜喜地从圣诞老人那里接到了愉快的礼物和卡片。
虔诚的安娜早早就起来了。她神情端庄地立在耶稣的圣像前，双手合十地做着祈祷：“主哟，寄居我的心请把我这受污秽染了的身躯，洁化来比雪还要白净”
郭沫若是一个泛神论者，并不专一信仰上帝，但他熟谙基督的教义，认为其中的精髓在于一个“爱”字。安娜正是出于爱，出于同情，才不顾帝国的偏见和家庭的阻拦，从东京来到冈山，和他这样一位已经结过婚的中国留学生同居的。安娜有一颗伟大的爱心，安娜的灵魂比白雪还要洁净！
这么想着，葱笼的诗兴突然向郭沫若袭来了。他伏在案上写了一首英文的散文诗，待安娜作完早祷后，他就兴致勃勃地对她说道：“安娜，这是我献给你的！”
这是一篇象征性的作品。郭沫若满怀感激地说：“安娜你就是那诗中的少女，我是那一条小小的鱼儿，是你用爱情的泪池使我苏活了过来”
次年3月，安娜去东京读书。
其时安娜已经怀孕了，因此学习起来感到很吃力。进校后不多久，有一天妹妹佐藤操到女子医专来看她，不大放心地对姐姐说：“上次你没有征得父母同意，就只身来到了东京。这次跟一个中国人结婚，又没有征求父母的同意，我怕他们”
富子打断了妹妹的话，带着坚毅的、充满信心的神情说：“阿操，跟中国人结婚和跟日本人结婚没有什么两样呀！再说，结婚不是为了父母，而是为了自己的幸福。”
“是吗？”佐藤操半信不信地说。她对姐姐同中国人结婚，一开始表现出了“讨厌”的漠然态度，但富子像小时候一样称她为“阿操”，使她感到亲切，心中又隐隐觉得（或者说唯愿）这桩国际婚姻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安娜因为怀孕，过了两个月便不得不辍学返回冈山，年底时生了一个儿子，纯洁无垢像个天使。郭沫若的长兄橙坞给婴儿取名“和生”，郭沫若希望他像诗一般自自然然地生长。
郭沫若和安娜两人的结合，没有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严格的基督教徒，没有征得父母同意便同一个并不信仰上帝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结婚，是断断乎不能允许的，安娜因此受到了“破门”的处分
郭沫若自己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和安娜的自由结合，同样遭到他父母亲的反对。尤其是他提出来要和张琼华离婚，更受到了他们的斥责，很长一段时间竟断绝了书信来往。郭沫若想到父母都老了，张琼华又是旧式的脑筋，他假如一定要同她离婚，她可能会会因而气坏。考虑再三，最后他决定了永远和家庭疏远的办法。
直到安娜生了长子和生以后，郭沫若的父母才宽恕了郭沫若，并承认了安娜的存在。但在写信的时候，仍称这位日本儿媳为“妾”，称安娜生的儿子为“庶子”。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伤心。
他想起他的家庭的时候，每每和着眼泪在无人处呼号，但是他的苦情，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第二人知道
（三）博多湾的情思
博多湾畔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房子。楼上有两间房屋作为寝居，日本人称之为“部屋”。底下是渔家式的建筑，一边是墙壁，一边是敞开着的，虽然也是两间的间隔，但并不成其为房间。
从这小房子出来向左转，再往西走不上一百步路远，便可以到达海岸了。沿着海湾绵延五六里远的“千代松原”，像围墙一样在村子的南北紧贴着海岸穿过，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松原中，离大学后门不远处有一座箱崎神社，供奉的是日本人的守护神——八幡大明神。
郭沫若和安娜就住在这所临海的小房子里。
约莫是上午9点多钟的光景了，邻近的渔民早已出海打鱼，大学里上课的钟声也早已响过多次了。
安娜背着博儿在楼下烧茶。阿和三岁多了，独自在沙滩上弓着背儿拾拣蚌骸。海水时不时地涌上来舔吻他的小小的、赤裸的双腿。
“孩儿爹爹！你今天又不上学堂去了么？”
安娜朝着楼上喊道。没有应声——此刻郭沫若又沉浸到那一堆文学和哲学的书籍中去了，他的诗魂正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在梅花树下醉歌，在笔立山头展望，在夜步十里松原，在电火光中，在演奏会上
这两三个月来都是这样，郭沫若一天到晚在楼上读书和写作，连学校也不愿意进。他对安娜解释说：“轮船要煤烧，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装进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但安娜却断定他是因为烦闷而发狂了。今天又是如此。也就没有再催促他去上学。
壶里的水滚沸着，茶煮好了。她接着又要忙着哺乳、洗衣、做饭。这是安娜每天固定的工作程序，一个善良的灵魂消磨在繁琐的家务劳动里了
1918年夏天，郭沫若从六高毕业以后升人九州帝国大学，由冈山转到了福冈。
郭沫若虽然学的是医科，但他酷爱文学，有志于新文学的开拓事业。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将近三四个月的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郭沫若抓住这瞬间进发出来的思想的火花，并及时把它们写在了纸上。这些内容和形式完全崭新的诗作，经宗白华之手陆续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印成了铅字，他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陶醉，从而更给了他炽热旺盛的创作欲一个很大的刺激。在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一天上午，他在学校的课堂上听讲，突然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长诗《凤凰涅pan》的前半部分。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安娜为他铺好榻榻米，但郭沫若却毫无睡意。诗的后半部的意趣又袭来了，一行行昂扬、铿锵的诗句如潮水一般汹涌而至。“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伏在枕头上，用铅笔只是飞速地写呀，写呀，全身都有点像发疟疾似的乍寒乍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安娜奇怪了，关心地问道：“怎么啦，你病了吗？”
火光熊熊，香气蓬蓬。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从此不再死。郭沫若一口气把长诗写完了，乘兴又用歌吟似的声调给安娜朗读了一遍：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安娜不大明白诗的含义。郭沫若充满感情地向她解释道：“这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诗语的定型反复，是受着华格纳歌剧的影响，是在企图着诗歌的音乐化，但由精神病学的立场上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
在3月尾上，安娜又生了一个儿子，乳名博生，取其生于博多市，更祝其将来成个渊博的学者。
因为没钱请佣人，一切家中的杂务完全是他们自己动手。孩子刚生下三天，田汉（寿昌）由东京到福冈来访问郭沫若了。在这之前，他们两个还有国内的宗白华已经在通信中建立了友谊。田汉来到寓所的时候，郭沫若正在厨下烧火煮水，好等安娜来替婴儿洗澡；手里还拿着一本诗剧在读。安娜听到有客人来，也就起了床。郭沫若不顾烟熏火燎，一面做着家务，一面和田汉谈笑。两个都是自命不凡的人，郭沫若自比歌德，田汉自比席勒。谈到高兴处，郭沫若偶而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
安娜下楼来为婴儿洗澡了。田汉借题发挥，笑着对道：“往来有产婆。”
田汉这么说也许是出于无心，但郭沫若听了却感到受了不小的侮蔑。他想：“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
上得楼去，田汉犹自声韵滔滔，口若悬河，郭沫若侧耳敬听，几乎没有插口的余地。古罗马时代最下等阶级的市民除了产育儿女之外，无任何资财奉仕国家。因为郭沫若又添了一个儿子，田汉就向他开玩笑道：“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讲来，你要算是粗制滥造了。”
郭沫若听后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又想到古人说的“多男子则多惧非所以养德”的教训，他只好使泪湖里面的水灌向鼻孔里去。
晚上去十里松原中散步。田汉尚未结婚，正在和表妹易漱瑜女士恋爱。郭沫若则是过来人，所以他用征询意见的口吻问郭沫若道：“结婚之后，恋爱能保持么？”
郭沫若不加思索地回答说：“结婚是恋爱之丧礼。”
“也有人说结婚是恋爱之坟墓的。”田汉皱着眉头说道：“我现在正在研究中，如莫有好方法时，我不想结婚。”
郭沫若想到了安娜和两个幼子，便点点头说：“能永不结婚，常保纯洁的爱情心境，最是理想的。结了婚彼此总不自由。这层倒还容易解决。有了生育更不自由，这层简直莫有解决的方法。”
春日融融，樱花烂漫。接连两天，郭沫若陪着田汉游览了福冈附近的太宰府和市内的一些名胜。光照灿烂的自然供给了他们无限的诗料，从两个年轻诗人的心中唱出了许多自然的牧歌。
路旁有株老梅。田汉数道：“一、二、三、四、五”花开可数。郭沫若蹁跹于梅花树下，引颈放歌：
“花呀！爱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没有花，
人生没有爱，
倒底成了个什么世界？”
归时已是黄昏了，夕阳返照中一切物相都像在燃烧着一般。途中，田汉忽然对郭沫若说道：“其实你很像席勒。”
“何以如此说？”
“席勒曾学医，你也学医不过你有种关系又像歌德。”
“何种关系？”
“同妇女的关系！”
一句话把微醺的郭沫若喝醒了过来。大诗人歌德可以称为德意志的贾宝玉，海涅就曾说过歌德只晓得和女人亲吻。田汉不在别的方面，偏偏在和女人的关系上把他比作歌德，郭沫若不禁吓了一跳，心中只是有说不出来的苦。“我想我今后也不学席勒，也不学歌德，我只忠于我自己的良心！”一路之上他都在这么告诫着自己。
从1919年夏天开始，郭沫若便开始零零碎碎地翻译《浮士德》。次年7月19日，他意外地接到了《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的一封来信，请他把《浮士德》全译出来，条件是在《时事新报》上刊登广告，售稿抑或抽取版税都听随自便。郭沫若对这项提议感到异常高兴，安娜觉得有了版税可以接济家用，所以也喜出望外。
整整一个暑假郭沫若都没有休息，每天清早四五点钟便起床，连吃饭的时间都疼惜着。费了两个月的劳力，好不容易译完了诗剧的第一部。初稿是用毛笔在质地柔软的日本“改良半纸”上写出的，涂抹得厉害，所以他又工整地誊写过一遍。不久学校开课了，郭沫若把译稿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打算等有机会时再译第二部。
大约过了一个月光景，有一个星期日郭沫若想把译稿取出来整理一下。当他兴致勃勃地打开了壁橱以后，脸色顿时变了！——原来那壁橱有一个窟窿并且和旁边的一个橱子的地板相通，约莫三分之一的译稿被老鼠拉去做窝了，纸头咬得和粉末一样碎：
面对着译稿的残骸，郭沫若巨怔怔地，惊懂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本来还有一份底稿，在第二次清写时己经先先后后消费到厕所里去了。而被老鼠咬坏了的这一部分（《街坊》以前的各场），在诗剧的第一部中又恰恰是最难译的部分，把它重译出来不知还要花费多少精力！
郭沫若真是失望极了，连声叹道：“不幸呀，不幸呀，我又遇着了一次‘鼠灾’！”
安娜也感到很失望，她摇摇头对郭沫若说道：“这是说你不应该做文学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马便受到这样的打击。”
郭沫若和安娜不得不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刚到福冈的时候，他们住在离大学后门不远的一家性质与“当铺”相当、但规模较小的“质屋”的质库楼上，面积只有一丈见方，人立起来可以抵着顶板。东北两面各有一堵铁格窗，看去很像鸟笼，也很像监狱。就是这样的楼房，每月也要六块钱的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