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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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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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木先生的妻子信以为真了,就笑着说:“我要富子小姐做媳妇,把宇多许给这位年轻的先生。”
    宇多姑娘那像盘子一样的圆脸涨得绯红了,郭沫若只好笑了一笑。
    这一天,12月25日,是圣诞节。晶莹的雪使大地变得一片白净。教堂的钟声庄严悦耳。巷子里熙熙攘攘。人们互相祝福着,欢欢喜喜地从圣诞老人那里接到了愉快的礼物和卡片。
    虔诚的安娜早早就起来了。她神情端庄地立在耶稣的圣像前,双手合十地做着祈祷:“主哟,寄居我的心请把我这受污秽染了的身躯,洁化来比雪还要白净”
    郭沫若是一个泛神论者,并不专一信仰上帝,但他熟谙基督的教义,认为其中的精髓在于一个“爱”字。安娜正是出于爱,出于同情,才不顾帝国的偏见和家庭的阻拦,从东京来到冈山,和他这样一位已经结过婚的中国留学生同居的。安娜有一颗伟大的爱心,安娜的灵魂比白雪还要洁净!
    这么想着,葱笼的诗兴突然向郭沫若袭来了。他伏在案上写了一首英文的散文诗,待安娜作完早祷后,他就兴致勃勃地对她说道:“安娜,这是我献给你的!”
    这是一篇象征性的作品。郭沫若满怀感激地说:“安娜你就是那诗中的少女,我是那一条小小的鱼儿,是你用爱情的泪池使我苏活了过来”
    次年3月,安娜去东京读书。
    其时安娜已经怀孕了,因此学习起来感到很吃力。进校后不多久,有一天妹妹佐藤操到女子医专来看她,不大放心地对姐姐说:“上次你没有征得父母同意,就只身来到了东京。这次跟一个中国人结婚,又没有征求父母的同意,我怕他们”
    富子打断了妹妹的话,带着坚毅的、充满信心的神情说:“阿操,跟中国人结婚和跟日本人结婚没有什么两样呀!再说,结婚不是为了父母,而是为了自己的幸福。”
    “是吗?”佐藤操半信不信地说。她对姐姐同中国人结婚,一开始表现出了“讨厌”的漠然态度,但富子像小时候一样称她为“阿操”,使她感到亲切,心中又隐隐觉得(或者说唯愿)这桩国际婚姻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安娜因为怀孕,过了两个月便不得不辍学返回冈山,年底时生了一个儿子,纯洁无垢像个天使。郭沫若的长兄橙坞给婴儿取名“和生”,郭沫若希望他像诗一般自自然然地生长。
    郭沫若和安娜两人的结合,没有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严格的基督教徒,没有征得父母同意便同一个并不信仰上帝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结婚,是断断乎不能允许的,安娜因此受到了“破门”的处分
    郭沫若自己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和安娜的自由结合,同样遭到他父母亲的反对。尤其是他提出来要和张琼华离婚,更受到了他们的斥责,很长一段时间竟断绝了书信来往。郭沫若想到父母都老了,张琼华又是旧式的脑筋,他假如一定要同她离婚,她可能会会因而气坏。考虑再三,最后他决定了永远和家庭疏远的办法。
    直到安娜生了长子和生以后,郭沫若的父母才宽恕了郭沫若,并承认了安娜的存在。但在写信的时候,仍称这位日本儿媳为“妾”,称安娜生的儿子为“庶子”。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伤心。
    他想起他的家庭的时候,每每和着眼泪在无人处呼号,但是他的苦情,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第二人知道
 (三)博多湾的情思
    博多湾畔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房子。楼上有两间房屋作为寝居,日本人称之为“部屋”。底下是渔家式的建筑,一边是墙壁,一边是敞开着的,虽然也是两间的间隔,但并不成其为房间。
    从这小房子出来向左转,再往西走不上一百步路远,便可以到达海岸了。沿着海湾绵延五六里远的“千代松原”,像围墙一样在村子的南北紧贴着海岸穿过,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松原中,离大学后门不远处有一座箱崎神社,供奉的是日本人的守护神——八幡大明神。
    郭沫若和安娜就住在这所临海的小房子里。
    约莫是上午9点多钟的光景了,邻近的渔民早已出海打鱼,大学里上课的钟声也早已响过多次了。
    安娜背着博儿在楼下烧茶。阿和三岁多了,独自在沙滩上弓着背儿拾拣蚌骸。海水时不时地涌上来舔吻他的小小的、赤裸的双腿。
    “孩儿爹爹!你今天又不上学堂去了么?”
    安娜朝着楼上喊道。没有应声——此刻郭沫若又沉浸到那一堆文学和哲学的书籍中去了,他的诗魂正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在梅花树下醉歌,在笔立山头展望,在夜步十里松原,在电火光中,在演奏会上
    这两三个月来都是这样,郭沫若一天到晚在楼上读书和写作,连学校也不愿意进。他对安娜解释说:“轮船要煤烧,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装进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但安娜却断定他是因为烦闷而发狂了。今天又是如此。也就没有再催促他去上学。
    壶里的水滚沸着,茶煮好了。她接着又要忙着哺乳、洗衣、做饭。这是安娜每天固定的工作程序,一个善良的灵魂消磨在繁琐的家务劳动里了
    1918年夏天,郭沫若从六高毕业以后升人九州帝国大学,由冈山转到了福冈。
    郭沫若虽然学的是医科,但他酷爱文学,有志于新文学的开拓事业。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将近三四个月的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郭沫若抓住这瞬间进发出来的思想的火花,并及时把它们写在了纸上。这些内容和形式完全崭新的诗作,经宗白华之手陆续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印成了铅字,他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陶醉,从而更给了他炽热旺盛的创作欲一个很大的刺激。在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一天上午,他在学校的课堂上听讲,突然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长诗《凤凰涅pan》的前半部分。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安娜为他铺好榻榻米,但郭沫若却毫无睡意。诗的后半部的意趣又袭来了,一行行昂扬、铿锵的诗句如潮水一般汹涌而至。“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伏在枕头上,用铅笔只是飞速地写呀,写呀,全身都有点像发疟疾似的乍寒乍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安娜奇怪了,关心地问道:“怎么啦,你病了吗?”
    火光熊熊,香气蓬蓬。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从此不再死。郭沫若一口气把长诗写完了,乘兴又用歌吟似的声调给安娜朗读了一遍: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安娜不大明白诗的含义。郭沫若充满感情地向她解释道:“这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诗语的定型反复,是受着华格纳歌剧的影响,是在企图着诗歌的音乐化,但由精神病学的立场上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
    在3月尾上,安娜又生了一个儿子,乳名博生,取其生于博多市,更祝其将来成个渊博的学者。
    因为没钱请佣人,一切家中的杂务完全是他们自己动手。孩子刚生下三天,田汉(寿昌)由东京到福冈来访问郭沫若了。在这之前,他们两个还有国内的宗白华已经在通信中建立了友谊。田汉来到寓所的时候,郭沫若正在厨下烧火煮水,好等安娜来替婴儿洗澡;手里还拿着一本诗剧在读。安娜听到有客人来,也就起了床。郭沫若不顾烟熏火燎,一面做着家务,一面和田汉谈笑。两个都是自命不凡的人,郭沫若自比歌德,田汉自比席勒。谈到高兴处,郭沫若偶而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
    安娜下楼来为婴儿洗澡了。田汉借题发挥,笑着对道:“往来有产婆。”
    田汉这么说也许是出于无心,但郭沫若听了却感到受了不小的侮蔑。他想:“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
    上得楼去,田汉犹自声韵滔滔,口若悬河,郭沫若侧耳敬听,几乎没有插口的余地。古罗马时代最下等阶级的市民除了产育儿女之外,无任何资财奉仕国家。因为郭沫若又添了一个儿子,田汉就向他开玩笑道:“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讲来,你要算是粗制滥造了。”
    郭沫若听后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又想到古人说的“多男子则多惧非所以养德”的教训,他只好使泪湖里面的水灌向鼻孔里去。
    晚上去十里松原中散步。田汉尚未结婚,正在和表妹易漱瑜女士恋爱。郭沫若则是过来人,所以他用征询意见的口吻问郭沫若道:“结婚之后,恋爱能保持么?”
    郭沫若不加思索地回答说:“结婚是恋爱之丧礼。”
    “也有人说结婚是恋爱之坟墓的。”田汉皱着眉头说道:“我现在正在研究中,如莫有好方法时,我不想结婚。”
    郭沫若想到了安娜和两个幼子,便点点头说:“能永不结婚,常保纯洁的爱情心境,最是理想的。结了婚彼此总不自由。这层倒还容易解决。有了生育更不自由,这层简直莫有解决的方法。”
    春日融融,樱花烂漫。接连两天,郭沫若陪着田汉游览了福冈附近的太宰府和市内的一些名胜。光照灿烂的自然供给了他们无限的诗料,从两个年轻诗人的心中唱出了许多自然的牧歌。
    路旁有株老梅。田汉数道:“一、二、三、四、五”花开可数。郭沫若蹁跹于梅花树下,引颈放歌:
    “花呀!爱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没有花,
    人生没有爱,
    倒底成了个什么世界?”
    归时已是黄昏了,夕阳返照中一切物相都像在燃烧着一般。途中,田汉忽然对郭沫若说道:“其实你很像席勒。”
    “何以如此说?”
    “席勒曾学医,你也学医不过你有种关系又像歌德。”
    “何种关系?”
    “同妇女的关系!”
    一句话把微醺的郭沫若喝醒了过来。大诗人歌德可以称为德意志的贾宝玉,海涅就曾说过歌德只晓得和女人亲吻。田汉不在别的方面,偏偏在和女人的关系上把他比作歌德,郭沫若不禁吓了一跳,心中只是有说不出来的苦。“我想我今后也不学席勒,也不学歌德,我只忠于我自己的良心!”一路之上他都在这么告诫着自己。
    从1919年夏天开始,郭沫若便开始零零碎碎地翻译《浮士德》。次年7月19日,他意外地接到了《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的一封来信,请他把《浮士德》全译出来,条件是在《时事新报》上刊登广告,售稿抑或抽取版税都听随自便。郭沫若对这项提议感到异常高兴,安娜觉得有了版税可以接济家用,所以也喜出望外。
    整整一个暑假郭沫若都没有休息,每天清早四五点钟便起床,连吃饭的时间都疼惜着。费了两个月的劳力,好不容易译完了诗剧的第一部。初稿是用毛笔在质地柔软的日本“改良半纸”上写出的,涂抹得厉害,所以他又工整地誊写过一遍。不久学校开课了,郭沫若把译稿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打算等有机会时再译第二部。
    大约过了一个月光景,有一个星期日郭沫若想把译稿取出来整理一下。当他兴致勃勃地打开了壁橱以后,脸色顿时变了!——原来那壁橱有一个窟窿并且和旁边的一个橱子的地板相通,约莫三分之一的译稿被老鼠拉去做窝了,纸头咬得和粉末一样碎:
    面对着译稿的残骸,郭沫若巨怔怔地,惊懂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本来还有一份底稿,在第二次清写时己经先先后后消费到厕所里去了。而被老鼠咬坏了的这一部分(《街坊》以前的各场),在诗剧的第一部中又恰恰是最难译的部分,把它重译出来不知还要花费多少精力!
    郭沫若真是失望极了,连声叹道:“不幸呀,不幸呀,我又遇着了一次‘鼠灾’!”
    安娜也感到很失望,她摇摇头对郭沫若说道:“这是说你不应该做文学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马便受到这样的打击。”
    郭沫若和安娜不得不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刚到福冈的时候,他们住在离大学后门不远的一家性质与“当铺”相当、但规模较小的“质屋”的质库楼上,面积只有一丈见方,人立起来可以抵着顶板。东北两面各有一堵铁格窗,看去很像鸟笼,也很像监狱。就是这样的楼房,每月也要六块钱的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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