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激奋的踊跃参加这一声势浩大的、全国唯一的一次全部由观众和读者评选、在民间最有权威的电影盛事。《南海潮》上集生正逢时，一举夺得了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以及最佳女主角的第二名，此外，还获得了最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美工等主要大奖。在这里值得注明的是，此届评奖与前两次一样，所有奖项的设定，均由广大观众以选票多少，按票数最多的进行综合评定，直到《大众电影》“百花奖”因受当时文艺界再次“整风”中的重点批判“名利思想”和“功利主义”的严重干扰，在中断了长达17年之后的1980年又恢复评奖，其排列是按照前两届已经公开的顺序，却人为地有意抹杀真正第三届的评奖结果，这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也是极不负责的。其恢复的评奖依然是延续了前三届奖项的步骤和方法，1981年和1982年的再次评奖，则是只在民间中评出最佳故事片和最佳男、女演员奖三项大奖，后来又在原前三届已设立的最佳配角的基础上，分别分解增加了最佳男、女配角奖两项奖，而其他奖项如最佳编剧、导演、摄影、美工等专业性奖项，则在1981年后改为和扩大由电影专家分类评选的“金鸡奖”。
当年，《南海潮》一片，在15项45个大奖中获奖最多，很受好评。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粤语再翻译成国语，在国内外公开放映，成为新中国17年最有成就的喜剧片之一，从而也更加牢固的奠定了王为一“南国片”导演的突出地位。
当时，“百花奖”评选结果在内部统计完成后，并没有及时对外公布。其首要原因是由于受到国内国际出现的一种严峻的政治形势的影响，中共中央为此提出了“反修、防修”、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在当年年底，毛泽东主席对文艺界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评：“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同时，在全国的广大农村和城市，开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四清”、“五反”运动。文化艺术界的领域，也同时开展了“文艺整风”运动，对文艺思想和文艺作品进行逐一的检查、批判。尽管毛主席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十分有利于新中国文艺的健康发展，但是，文艺界的形势仍是被政治因素所严格桎梏着，所以，一直而且是越来越充满着非常紧张的空气。第一、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被视为“突出名利思想”，而遭到极左路线思潮的严重干扰。所以，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1961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的“新侨会议”的影响下，虽然是在继续进行着，但也不得不在当时政治空气日益紧张的时候，改变“作战策略”，改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中央文化部、解放军总政电影处、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和《光明日报》社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参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大众电影》的读者，新设奖项目仍是按片种、各职能共有15个奖，但增加了各项获奖的名额，从过去的一个奖项增设至三个并列，从而更加完善了奖项类别，可以说是前两届评选的一种总结、提高、继续、深化和完善，同时，更主要的是一次重大改革。1963年6月初，历时3个月的评选活动，近90万张的选票犹如雪片一样，从祖国的城市、农村、工厂、学校、部队连队飞向评委会。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本该正常公布和举行的颁奖活动，在文艺界一片声势凌厉的整风运动、思想大批判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中，许多获奖的电影人有的正在做检查，有的正在接受批判，有的甚至在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若按照评选结果如期发奖，定会招致对“百花奖”全面的围攻和批判，也将连累其他获奖的创作人员。无奈之际，影协对外只得采取谎称选票正在统计、发奖时间延期举行的延缓之计，焦急地等待上级的明确指令下发。
作为电影局的权威领导，蔡楚生当然知道内情，他看到握在手里的各项获奖名单，一时百感交集，顿生感慨：《南海潮》、《甲午风云》、《停战之后》等三部影片并列获得最佳故事片奖；蔡楚生、陈残云、王为一（《南海潮》）、白辛（《冰山上的来客》）、辛毅（《停战之后》）等5人并列获得最佳编剧奖；蔡楚生、王为一（联合导《南海潮》）、崔嵬、欧阳红樱（联合导《小兵张嘎》）、林农（《甲午风云》）等5人并列获得最佳导演奖；李默然（《甲午风云》）、张平（《停战之后》）、安吉斯（《小兵张嘎》）等3人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王晓棠（《野火春风斗古城》）、吴文华（《南海潮》）、王丹凤（《女理发师》）等3人获得最佳女主角奖；石小满（《南海潮》）、王心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田华（《夺印》）等3人获得最佳配角奖；王启民（《甲午风云》）、张（《冰山上的来客》）、李生伟（《南海潮》）等3人获得最佳摄影奖；雷振邦（《冰山上的来客》）、巩志伟（《怒潮》）、吕其明、肖珩（联合、《红日》）等4人获得最佳音乐奖；卢淦（《甲午风云》）、史维钧（《冰山上的来客》）、黄冲（《南海潮》、《72家房客》）等3人获得最佳美工奖。另有最佳纪录片奖、最佳科教片奖、最佳戏曲片奖、最佳美术片奖一长串的获奖名单，是广大观众和热心影迷对辛勤耕耘的电影工作者的褒奖和厚爱。《南海潮》一片成为此次获得各类奖项最多的大赢家。
对于获奖，蔡楚生并没有感到有太大的兴奋，因为早在1935年由他编导的《渔光曲》就在国际影坛上扬名，荣誉和掌声，鲜花和喝彩，在1947年随着《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公映，更是把蔡楚生的横溢才华显现无遗，令其导演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但对于这次似乎是秘而不宣的本该公布、但却难以公开的颁奖秘密，真是匪夷所思。蔡楚生难以理解，也百思不得其解，作为一名普通的导演，作为一部普通的影片，蔡楚生是极不愿意将之与残酷的政治路线斗争缠绕在一起的。然而，个人的良好意愿只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绝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身为电影局主要领导和主抓电影工作的负责人，讲党性、讲原则，使得蔡楚生心里深深明白，个人的渺小是无法抗衡外界的强大力量。蔡楚生只是谨慎地、很有原则性的、并且还很有分寸地在与王为一通信交代其他工作事项时，顺便透露地写了一句“《南海潮》的票数最多”。不知内情的王为一得到这一消息，自然是乐在心间，更加踌躇满志，更加期盼与蔡楚生再次合作把下集早日拍成的信心和决心。时隔不久，蔡楚生又来信说道：该届“百花奖”颁奖活动不办了。这无形中给王为一的心中又增添了一团疑云。
当年的６月，本该按时进行颁发的“百花奖”，自然是不能如期举行。广大观众和热心读者焦急得又等待了两个多月时间，评委会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询问信件有数百封之多。此时，文化艺术界的文艺整风运动已进入了白热化程度，继续发奖已成为海市蜃楼般的可望而不可即。中国电影家协会在没有得到上级主管部门明文通知之下，进退两难。在时隔一年之后的1964年年底，违心地借用社会上的“左”倾观点，自诬此次《大众电影》“百花奖”所有的获奖影片“没有很好的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文艺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精神，不符合当前的革命形势，已经呈报上级批准撤销了这次评奖。”至此，经过众多权威部门和群众团体通力合作、有近90万人积极参与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终于在强大政治形势的压力之下无疾而终。1966年7月后首创“百花奖”的《大众电影》被迫停刊，直到1979年才重获复刊。
1966年“文革”运动在全国全面爆发后，蔡楚生作为三、四十年代重点要批判的“黑线人物”，自然是首当其冲地遭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于1968年7月15日含冤而去，终年62岁。然而，在他的身后除了早在1935年以《渔光曲》一片，而荣获苏联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荣誉奖，从而成为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获得的第一项奖项之外，还有从1947年公映以来，历久不衰，已被评为世界电影经典名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及在1963年荣获国内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四项主要大奖的《南海潮》。除此之外，尚还有他的个人代表作品《南国之春》、《粉红色的梦》、《王老五》这些都是这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留给后人的无价财富和不可估量的瑰宝。然而，蔡楚生呕心沥血创作的《南海潮》，却只留下了全片的上集，而成为了永久、永远也弥补不了的深深遗憾！
风 起 云 涌“南国片”
提起颇富地域和人文特色的“南国片”，就不能不提起一位与“南国片”相关联、并且密不可分的著名导演——王为一。虽说他并非是“南国片”的首创，但是他在执导《珠江泪》、《椰林曲》、《七十二家房客》等脍炙人口的影片中，继承和发扬了“南国片”鲜明的叙事风格，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三家巷》。如今，年届九旬有余的王为一导演，依然是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的形象，他的资历，像一本记载丰厚、意境深邃的往事歌谣。
初涉艺海 银幕索珠
祖籍江苏苏州吴县的王为一，191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1934年，参加上海艺华影业公司从事电影工作前，曾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西洋画，与同学赵丹、徐韬同组美专剧团，并参加左翼戏剧联盟，积极从事地下戏剧活动，
由于思想激进，倾向进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被“美专”开除，为谋生加入聂耳主办的“森森国乐队”，8个月国乐队解散，他便在“艺华”从场记职业开始了他的从艺生涯。不到3个月就遭到国民党的追捕和通缉，组织上就迅速把王为一转移到香港全球影片公司。等到1936年风声平息以后，年轻气盛的王为一又重新返回上海，既不改姓，也不改名，理直气壮地加入业余剧人协会，参加该会的第三次话剧大汇演。《雷雨》、《醉生梦死》、《欲魔》等一出出中外名剧的演出，而且于当年就参加了电影《狂欢之夜》的拍摄，从而使他剧影双栖、艺路更宽。王为一在这部新华影业公司开拍的由著名导演史东山编导、著名摄影师余省三、薛伯青掌镜、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金山和著名电影演员周璇、胡萍、顾而已领衔主演，根据苏联名家果戈理《钦差大臣》改编的故事片中，出演了主要配角。
1937年，王为一又在新华影业公司参加拍摄了一部在中国影坛占据重要地位的经典名片——《夜半歌声》。该片由著名导演马徐维邦编导，余省三、薛伯青摄影，金山、胡萍、施超、顾梦鹤主演。王为一在影片中扮演一个看门老头，这是他年轻时第一次扮演老年角色的新尝试。由于拍摄《狂欢之夜》而步入电影之门，王为一有幸与著名导演史东山结识，并因其刻苦钻研的韧劲而被史导赏识，于是新华公司在1937年开拍的由著名艺术大师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余省三摄影的《青年进行曲》时，史东山提拔王为一任该片的副导演，王为一从场记、演员到副导演，果然不负众望和恩师的提携与期待，在这部反映时事、鼓舞人民斗志的进步影片中，出色地完成好配合导演的工作。这部影片的开拍，也正值“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之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出于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义愤，也使得王为一充满激情的协助导演，拍摄出这部有时代意义的影片。
但是，王为一刚当上副导演不久，业余剧人协会因三次公演成功，组织上决定筹建一个职业剧团，以期望中国话剧有个比较固定性的组织，通过经常性演出除提高演出质量外，并达到宣传抗日救国、鼓舞民众斗志的目的。业余剧人协会都积极赞同，如赵丹决心退出电影界，以减低工资参加这个业余实验剧团，以示全力支持。王为一也同样离开他的电影导演的前程，参加了这个职业剧团。剧团采取了间接的表现形式，以选取象征性、有代表性、针对性的古装剧和中外名剧的演出，来借古喻今，针砭时弊。于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太平天国》、《武则天》、《原野》等话剧相继亮场。王为一、赵丹、徐韬等同是美专毕业的同学、同事和好友，携起手来，一专多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