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们成长的资金来源了，就像麦克西承诺的那样。汉娜可以放心了。我也一样。
我坐到放在装有镜子的梳妆台上的老式电动打字机前，精力充沛地把贾斯帕起草的法语合同翻译成斯瓦希里语。译完之后，我躺到床上，四肢平展，想让自己的兴奋心情平静下来。看看伊梅尔达阿姨的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汉娜应当上完夜班回宿舍了，但她肯定睡不着觉。她会穿着制服躺在床上，盯着脏兮兮的天花板。那晚我们交流着各自的希望与梦想时，我们也一起盯着天花板。她一定在想：他在哪儿呢？他为什么没给我打电话？我能再见到他吗？或者他跟其他人一样，也是骗子？她一定在思念着她儿子诺亚，想着有一天能带他回戈马。
一架小飞机低飞掠过了观景台。我跳起身来，跑到窗边，想看看飞机上的标志，但已经太迟了。当可靠的安东再一次出现在我门前，取走我翻译好的合同，并命令我上楼时，我发誓：我要上演此生最棒的口译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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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口译员 第八章（1）
我气喘吁吁地跟在安东身后回到了策划室。白天早些时候，我在那里见到过贾斯帕。我很快就观察到里面的布置稍微改变了一些。中央讲台上放着一块供发言者使用的白色书写板及一个黑板架。桌子四周原来只放着八把椅子，现在增加到了十把。砖砌壁炉上放着一个邮局大钟，旁边还贴着“禁止吸烟”的法语警示。贾斯帕已经洗漱并刮过脸，在通往屋子的门旁，显得很不起眼，本尼寸步不离。
我扫视了桌子一眼。无名会议怎么能放上与会者的名牌呢？穆旺加扎的名牌上写着“资深人士”，放在桌子本地方一侧的中央，即“首席”。在他两侧分别是他的忠实助手“秘书先生”与忠诚度较低的“顾问先生”，后者昵称“塔比”，麦克西不信任他，塔比告诉他现在几点他也不会相信。这三人位置的对面、落地长窗的后面则是“三人组”的位置，名牌上只写着“先生”及其各自姓名的首字母：D指迪德纳，F指弗兰科，H指布卡武老大奥雷诺·阿穆尔—若欧斯，人们更常称之为“哈贾”。由于弗兰科年纪最大，他被安排坐在中间的那个位置上，正对着穆旺加扎。
由于这张椭圆桌子的两边都已经有人坐了，我们的人只能分坐在两端。桌子一端放着一个写着“上校先生”的名牌，我猜那就是麦克西的位置，在它旁边放着“菲利佩先生”的名牌，而我和贾斯帕被安排坐在桌子另一端。我下意识地注意到，贾斯帕被尊称为“公证员先生”，而我却只被简单地称做“口译员”。
菲利普的座位前放着一个黄铜手摇铃。直到现在，它仍然在我的记忆中鸣响。这个手摇铃有一个黑色的木柄。圣心避难所学校有个大钟，把我们这些学生的日常生活挤压得毫无空闲，这个手摇铃简直就是那个大钟的缩微复制品。在学校，大钟将我们从床上拖下来，告诉我们何时要祈祷、何时要吃饭、何时要去厕所、何时要去体育馆、何时要去教室、何时要去足球场、何时要再次祈祷、何时要回床睡觉、何时要与自己心中的魔鬼角力。安东竭力向我解释说，这个手摇铃将使我变得像真人版悠悠球一样，在锅炉房与策划室之间急匆匆地上来下去。
“他要宣布休会时就会摇响这个铃，当他觉得寂寞，要你们回到桌前继续开会时，就会再摇响它。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休息不了，不是吗，先生？”他向我眨了眨眼，补充道，“我们都得待在楼下我们都知道的那个地方，静守斯拜德的监听网络。”
我也向他眨了眨眼，对他的同志情谊表示感谢。一辆吉普车驶进院子，停了下来。安东像精灵一般迅速穿过落地长窗，离开了策划室。又一架飞机低飞着掠过我头顶的天空，但我还是没看清楚。又过去了若干分钟。在此期间，我的视线似乎有了自我意识，不再看着策划室，而是暂时凝视着落地长窗外地面上的壮观景致。我看见一个相貌完美的白人绅士从草坡与天际相交处走来，在观景台上驻足休息。他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身穿浅黄褐色长裤、粉红色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领带，最外面穿着一件近卫团军官们划船时穿的那款海军蓝贴身套衫。他站在两根柱子之间，对着来路微笑着，那架势就像英国以前的埃及学者。即使到了今时今日，我也得承认，第一眼瞥见这名男子，我就意识到，我的人生旅程中新出现了一位杰出人物。也正因为如此，我对此从不怀疑，我当时偷偷看他一眼就知道他是菲利普（或菲利佩），我们的自由职业者、非洲问题顾问、此次会议的组织者、穆旺加扎及其他与会代表的亲密朋友。再次用麦克西的话来说，他是“此次行动的头儿”。菲利普法语与林加拉语讲得十分流利，但斯瓦希里语很差。
伦敦口译员 第八章（2）
菲利普之后，天际处走来一个身材细长、举止庄重的非洲黑人。他留着胡须，穿着一身颜色素淡的西服。他走路时的姿态也显得像是在沉思默想，让我不禁想起了麦克尔修士在大斋节穿过圣心避难所学校院子时的样子。因此，我无需细想就能判定他就是迪德纳，被刚果人鄙视但先父深爱的班亚穆伦格族的全权代表，既是一位五旬节派牧师又是一名军阀。
迪德纳之后又是一个非洲黑人。可能这先后顺序经过了精心策划，这个人与迪德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身材高大，秃顶，身穿一件闪亮的棕色夹克。当他拖着左腿一瘸一拐地前行时，身躯一起一伏，显得很凶悍，那件夹克几乎包不住他彪悍的身体。这人还能是谁？他肯定就是弗兰科，我们的瘸腿老兵、前蒙博托时期的凶手、现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上校或军衔更高的军官。他是走在他前面的迪德纳的宿敌，但偶尔也是盟友。
最后，此次会议的第*哈贾走了过来。跟前面几人相比，他显得懒洋洋的。他是个杰出人物，就学于索邦大学，是布卡武未加冕的商业王子，但他看上去倨傲而纨绔，决意跟他人保持距离。我不禁猜想，他此次代表其父与会，是否会另有他想？他不像迪德纳那样长得骨瘦如柴，也不像弗兰科那样顶上无发、光可鉴人。他就像是城市里的花花公子，两鬓修短，发茬梳成波浪状，额前一绺垂发油光发亮，盖过眉脊。至于他身上的衣服，嗯，尽管汉娜的高尚情操可能已经使我爱好华服的虚荣心大为减少，但由于安德森先生一直以来给我留下不拘小节的形象，哈贾的衣着十分吸引我的眼球。我在欣赏那一身绝对最新款的意大利杰尼亚牌夏季套装，包括淡褐色的马海毛三件套，那是所有男人，无论穷富都想得到的*；一双意大利出产的墨绿色的尖头鳄鱼皮皮鞋更衬托出效果，据我估价，如果是真品的话，一只就至少价值两百英镑。
菲利普充当导游，向贵宾们展示了这栋房子的各种设施，包括贵宾们休会时可以放松一下的套房，还有庭园，说这里为想要坦诚而充分地沟通的代表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额外个人自由空间。但事实上这些地方现在都已经装上了窃听器。如果说早先我还不完全了解的话，那么现在我知道了，在草坡上的观赏时间就是本次观光的结束时刻。
在菲利普的指引下，三名代表顺从地先是向外望着大海，然后是公墓。哈贾跟着其他人一道转过身子时，他的杰尼亚牌套装晃开了，我看见露出来的暗黄色的丝绸衬里，还有阳光照在某种钢制品上的闪光。这是什么东西呢？我好奇起来。小刀？手机？如果是手机的话，我要不要通知麦克西呢？当然要了，除非我能向哈贾借过来，偷偷地给汉娜打个电话。这时一定是有人讲了个笑话，而且是个黄段子，我猜肯定是菲利普讲的，因为他们都大笑起来，笑声传下草坡，穿过策划室那扇因为炎热而敞开着的落地长窗。这本来应当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事实上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因为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生活就已经教会我，固守礼貌待人传统的刚果人并非总是出于合理的原因而笑，马伊·马伊民兵组织高级军官及与其身份相当的人就更是如此。
这群人从笑声中缓过来后，便走到装饰性石阶的顶端。在菲利普不断地劝说下，瘸腿大汉弗兰科把一只手挂在瘦弱的迪德纳脖子上，把他当成自己的拐杖，尽管他们是宿敌。看着这种亲切友好的自然举动，我心中对此次会议能有圆满的成果感到非常乐观。弗兰科与迪德纳开始费力地下山，菲利普走在他们前面，哈贾走在最后。我记得当时他们头顶的天空是冰蓝色的，而当“连体”的马伊·马伊军阀与他骨瘦如柴的“拐杖”迪德纳下山时，有一群小鸟雀跃飞下，像是在陪伴着他俩。哈贾走到阴影处时，他夹克内衣袋之谜也解开了：他自豪地在内衣袋里别了一排派克笔。 。 想看书来
伦敦口译员 第八章（3）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任何重大会议都避免不了的乱象之一。安东已经提前向我们解释过，按会议安排需要有一些人列队欢迎与会代表们。菲利普将陪着“三人组”从花园走进院子，而同一时间麦克西将与穆旺加扎的随行人员从房侧走进院子，从而创造出一种与会各方胜利会师的伟大历史场面。而我们剩下的人就会列队站在一旁，看当时客人们的反应决定是否要跟他们握手。
但是，我们的设想落空了。可能是因为麦克西他们走得有点慢了，或者是由于菲利普与代表们提前到了，也可能是因为老弗兰科在瘦竹竿迪德纳的帮助下，走得比预想的要快些。不管怎样，结果是一样的：菲利普一行走进院子里，身上带着我童年在非洲生活时的甜蜜气味，但到场欢迎他们的只有我——一个将自己掌握的小语种保密起来的顶级口译员，法国省级公证员贾斯帕，以及留着马尾辫的大个子本尼。本尼一看这情况，就出门找安东去了，速度要比平时快上一倍。
在其他任何会议上，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我早就接管欢迎事宜了，因为顶级口译员必须永远准备好在需要的时候充当外交官。在许多情况下，我都这样做了，但这次是菲利普领导的行动。菲利普的胖脸上全无皱纹，双目炯炯有神，他刹那间就了解了全部情况。他兴高采烈地同时伸出双手食指，大叫道：“你们来了，太好了！”他脱下头上的巴拿马草帽，递给了我。他白发卷曲，在双耳上盘转成喇叭状，显得精力充沛。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他用极优美的巴黎口音法语说道，“我叫菲利佩，农业顾问，刚果永远的朋友。你是哪位，先生？”他那梳理有型的白头向我侧了过来，好像他只有一只耳朵能用。
“我叫辛克莱尔，先生。”我同样用法语欢快地回答道，“我是口译员，精通法语、英语与斯瓦希里语。”菲利普飘忽的目光转向了贾斯帕，我马上就领会了他的暗示，继续说道：“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贾斯帕·阿尔宾先生，来自贝桑松，是我们的法律专家。”为了产生额外的效果，我又说：“请允许我代表在场的所有人向各位尊贵的非洲代表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我下意识讲出的这句欢迎辞产生的效果是我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而且我怀疑菲利普也没能预料到。老弗兰科用肘部把充当他拐杖的迪德纳隔到一旁，握住了我的双手。我想，欧洲人一般不多想就会觉得他只是又一个穿着闪亮衣服跟我来个西方式握手的非洲大汉，但于私生子萨尔沃来说可不仅如此。对我来说，他却是我们传教团自封的流氓式的保护者，被传教士与教仆们称做“帅哥”；他既是孤独的强盗，也是无数儿童心目中的父亲。他双眼洋溢着森林的魔力，手上拿着一杆比利时制造的旧步枪，猎物袋里装着一箱啤酒和一只新近猎获的鹿，艰苦跋涉二十英里，在夜幕降临之后来到我们用红砖砌就的传教所，只为警告我们即将有危险。拂晓时，人们会发现他坐在门槛上，旧步枪放在膝盖上，睡着了，脸上还带着微笑。同一天下午，在小镇市场里，他却在向不幸碰上他的徒步旅行者们推销其恐怖的纪念品，比如一只砍下来的猩猩爪子或风干了、没有眼睛的黑斑羚头。
“辛克莱尔先生。”这个令人尊敬的绅士大声说道。他举起一只攥得紧紧的拳头，让大家安静一下。“我叫弗兰科，马伊·马伊民兵组织高级军官。我们的组织是我们祖先为了保卫我们神圣的祖国而建立的正规军队。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卢旺达人渣入侵我们的村落，纵火焚烧我们的庄稼，还把我家的三头奶牛砍成了碎块，以发泄对我们的仇恨。我母亲带着我们躲入森林里。当我们回家时，却发现他们先砍断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