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许多这样的征兆。韦君宜说过，她参加一次教育界的会，说到防修防变质的事，大家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现在青年的思想问题有多么严重。
从韦君宜的叙述中，你看不到她本人的看法。是真的要变修了吗？是真的如临大敌了吗？是紧张过度了吗？她似乎也弄不清，她似乎也满为难，满紧张。
不要说黄秋耘了，他说到陈翔鹤的《陶渊明挽歌》与《广陵散》找了大麻烦，由于后一篇作品的后记中写到，如果嵇康在今天，也会是一个什么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被康生指责为借古喻今。说是康生还指出，田汉的戏《谢瑶环》中奸臣采用的酷刑中有一种叫做“猿猴戴冠”，那就是指“戴帽子”。联系到同一个时期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内中有上官婉儿私通谋反者一节，武后因惜才饶恕了上官，但在上官婉儿额头上刺了一朵梅花，以示片惩戒。黄说这样的细节，他看了觉得极不舒服。黄秋耘说起来，十分保秘，而且叹息不止，还能说什么呢？不久，他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与《鲁亮侪摘印》也都被揪出来批上了。他一直是摇头，叹息，紧张，小心翼翼而又不以为然。
更高层也更典型的人物应该是邵荃麟，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译者，这很有象征意义，因为，我相信一大批，一大大批共产党人，是出于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出自解民倒悬的正义感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瘦得两颊深陷，我见到他老，往往担心他的细瘦的身躯支持不住他的相对巨大的头颅。
形势有变，《青春万岁》审了又审，除冯牧外，团中央一位书记也参加了审稿行列，认为小说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是一大缺陷，但谁也不拍板，谁也不负放行或否定的责任。稿子又到了邵荃麟同志那里。邵再次找我，他毫不掩饰他对稿子的欣赏，语言啦，诗情啦，细节啦，王某会写散文啦，他说了一大堆。然而，出版不出版，他也是左右为难，沉吟不已。怕的是有人批评：书里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我们国家，出一本长篇小说，也是大事。要不你再摆一摆？要不你找个地方出版社悄悄地出来？他这样说。我知道，又没戏了。我知道，他也颇感无奈。
三十、大风大浪的预感（2）
高高低低的领导都预感到了大风大浪的逼近，但是没有人说得清风浪的来源与形式，内容与层次，更没有谁知道文艺界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准备。他们谈论的口气像是在谈论一次台风，或是一处峡谷险道，或是一次过关考试，更像是在谈论一次无法预测的地震。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客观的他者，一个身外的伟力，一个无法抗拒的威胁；不由他们做主，不由他们决定，不由他们欢迎或不欢迎，无法避免，无法逃脱，无法对之做出什么评价或者分析。
可以对之简单地解读成，主宰这种伟力的是毛主席的性格与决策，但那太廉价。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另外的重要词汇：形势（所谓形势比人强），规律（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所谓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则（所谓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包括理论（科学的，坚定的，高瞻远瞩与战无不胜的）等等。
我还常常考虑一个词，就是惯性，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激昂，悲壮，牺牲，热血，坚决，抗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它怎么可能安静下来，稳定下来，和平下来，建设起来。尤其是毛主席，他要的是轰轰烈烈，再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再如火如荼，高屋建瓴，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再势如破竹，随时都沸腾着热血，随时准备着冲锋、炸药包和手雷，一直到了此后很久很久。
还有一个事例，我现在讲起来可能是我的过敏。在一担石沟后期与我们一起劳动的有王浒同志。他说起过，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曾经个别问时任团市委书记的汪家璆：你说为什么不能搞包产到户？汪按照经典理论回答说，那样的话会两极分化，产生资本主义……刘叹道：“你那个马列主义……”共同劳动的几个人一起琢磨，没有人能理解刘仁同志的问话的意思。倒是让人惶惑，那个时候任何平民都知道只要包产到户就能解决粮食问题，可包产到户是大忌大禁，说包产到户无异谋反。后来在新疆，一位平素不甚关心政治的大学毕业生，就半公开地说，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很简单，搞包产到户就是了。大家都笑，都知道他说得对，都知道不行，这里没有任何深奥，只有常识。伟人之所以有失误，往往不是误在高精尖上，而是误在常识上。如果轰轰烈烈搞了半生，最后不得不搞包产到户，从意识形态的亢奋性上来看，该是多么扫兴，多么沮丧啊。
解放初期我们学过的《干部必读》中有《整风文献》，其中《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主席提到共产党不能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靠实事求是，靠科学吃饭。又说，讲演做文章发指示，不能靠吓人，要靠真理，靠有用。毛泽东几次提不要装腔作势，藉以吓人，当时看着不知道是指什么，有的老同志说是指王明，我当然还是不甚了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品出点味儿来了，但是仍不敢想，更不敢说。毛泽东喜欢用一个词，齑粉，没有毛泽东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齑字。毛主席常说反动派要化为齑粉，经过1957、1958年，我已经初步尝到了化为准齑粉（即花岗糁子粥）的滋味了，可不能再化一次。
……叹曰：历史方一瞬，此生或无缘。人生不再少，化齑情何堪？欲渡冰塞川，欲攀雪封山。烈烈或轰轰，凄凄犹惨惨。寂寂又唧唧，谁人好种田！焦首朝朝暮，煎心日日年。犹有一搏志，放眼望和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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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到新疆去（1）
如果只求苟活，不化齑粉，也还好办一点，但是我要写作，要发表，这就难了。
我是一个刚刚露头就被砸下去的作者，《青春万岁》的出版已经遥遥无期，到1963年为止，我只发表过五个短篇小说和一点点散文之类，又面临着彻底封死的局面。越是要封或变相封杀，我越是急于发表东西，我变得急火攻心，饥不择文。事后想起，这也是一种急躁，一种轻浮，一种失态。这种心态，既无法改变不利的外在处境，也写不成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我反而对于在高校作教学更不安心了。
在西山的学习对于我来说最重大的意义不在于认识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本质，而在于从这里出发去了新疆。
有一些从各省来的文艺工作的领导参加了西山读书会。他们与我闲聊时便介绍当地风土人情，令我神往。我想来想去，觉得在北京高校干不出什么名堂，尤其是我明白，我们的文学要的是写工厂农村，实际主要是写农村农民，在高校呆下去，就等于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火热的斗争，永远别想再创作了。而写作是多么迷人。记得我1958年下乡前看过一部日本影片《姐妹》，仅仅是那富有生活情趣的对话也叫我沉醉。我只想再接触一下文字工作，我只想再使用一下修辞的技巧，我只想再在文字中说几次“你好”“快乐”“缤纷”和“想你”……此生无憾。我不能就这样在小小的校园里呆下去，我要的是广阔的天地，我相信的是毛泽东所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与一些省区来的领导同志探讨去他们那里工作的可能性。江西，甘肃和新疆都表示欢迎我去。我觉得新疆最有味道，去新疆最浪漫最有魄力。同时，新疆文联的负责人刘萧芜同志恰恰从苏联回来路过北京，我与他见了面，加上参加读书会的新疆作协秘书长、《新疆文学》杂志主编王谷林同志，新疆当时就可以就我的调动总是拍板。于是我决定了去新疆。
却又不仅仅是为了写新疆，决定去新疆与写出新疆写好新疆之间应该有不短的距离，何况我的写作还有先验（无待创作与作品检验）的致命伤残。我之所以提出去新疆是由于我对生活的渴望。渴望文学与渴望生活，对于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我渴望大千世界，我渴望男女老幼，我渴望日月星辰，我渴望阴明雨雪，我渴望爱怨情仇，我渴望逆顺通蹇，我渴望喜怒哀乐，我怎么能才二十多岁就把自己囚禁在校园里？我渴望遥远的边陲，相异的民族与文化，即使不写，不让写，不能写，写不出，我也要读读生活、边疆、民族、还有荒凉与奋斗，艰难与快乐共生的大地！这是一本更伟大的书，为了读它，我甘愿付出代价。
我给芳所在的学校打电话，找到了芳，芳说她同意去新疆，她喜欢新疆的歌舞。都这时候了，我们还有着怎么样的近乎荒唐的好心情啊。
解放初期有几首新疆的维吾尔风味歌曲在各地流行；可以说，新中国的建立自然而然地带来了一个全国的民族民间艺术节的举办。“咳，我们尽情地跳动跃在五星红旗下面，我们快乐地迎接着美丽的春天……”下面本应是过门“多多多多拉多拉，骚骚骚骚骚拉多”，但唱多了孩子们便唱道：“人人都说辣椒辣，我说辣椒是甜的……”，大家会笑成一团，但决不是解构而是快乐无边。另一首叫《伟大的毛泽东》，我从妹妹那里学到了，用汉语标上的当地的维吾尔语歌词：“巴哈米孜能巴哈班尼达黑毛泽东……（我们花园的园丁是领袖毛泽东）”使懂一点维语的瑞芳的同学皮云凌大吃一惊，她是独自一人从新疆来到了北京上学来的。由于她的积极，她很快入了团还当了团干部。后来却在天津上大学时划了右派，她跑到了新疆，又被揪回来，一言难尽。
韦君宜支持我去新疆，并说去新疆一个是可以写一些少争议的题材，民族团结啦，伟大祖国啦，美丽的边疆啦什么的。一个是，她说，我可以改变一下那种比较纤细的风格。这正是我所想的，我不能只有北海白塔和西单大街的灯火，我更需要的是茫茫大漠，雪峰冰河，天山昆仑山，绿州草原，胡杨骆驼刺，烽火边关。
黄秋耘则叹息良久，劝我至少先不要带家属去，以留退路。他吟诗相赠：“……文章与我同甘苦，肝胆唯君最热肠……且喜华年身力健，不辞绝域作家乡。”我想的则是没有金钢钻就别揽瓷器活，敢于全家一举赴疆，就一定有信心做出成绩，做不出成绩就自己负一切责任，不会吃后悔药，也无颜怨天尤人。
秋耘主动提出要借给我钱，支援我的远行。王谷林同志写信提醒我这种情况可以向组织申请一点补助，我申请了，立即得到了了800元补贴，在当时，这个数字相当惊人，是我的月工近十倍。我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们中文系的总支副书记是毕玲，是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的吴学谦的爱人，而人事处长，批钱的，是总工会领导李颉伯的爱人。怎么能说不是到处都有贵人保佑呢？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一点“民心”，友善仍在人心，忠厚仍在人心，爱护仍在人心。王蒙回忆起来，永远心存感谢，永远不敢忘记。
三十一、到新疆去（2）
各方饯行，王景山先生请我们吃萃华楼，施无己老先生请我们吃了湖南馆子，他是湖南人。通过读书会相识的钟敬文老师则设了家宴，他是广东人，与秋耘相熟，给我饯行的时候我、芳以外秋耘与尹瘦石兄也来了。钟先生家里有一些书法竖轴，其中有一幅写的是诗，描写一种朦胧的情感，黄秋耘一边读一边叹道：“赵慧文（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人物），赵慧文啊。”而我已觉隔世。
我找了一些有关新疆的书籍，越读越是发烧。我跑到阜成门外的新疆餐厅先尝新疆的味道。尤其是当时正上映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异域风情，神秘的大自然，歌舞翩跹，如诗如梦，能不神往？恨不得插翅飞向天山脚下。我学会了不少影片插曲，一时“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穿过千层岭咳，越过万道河，谁见过水晶般的冰山……”“戈壁汉上一股清泉，高山顶上一朵雪莲”的高唱响彻家中。
确定了要求去新疆，在读书会上就向有关领导提出来了。先是刘芝明同志表示“大力支持”，中国作协也支持并协助完成调动手续。证明去新疆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对韦君宜同志说，这也是“穷则思变”。当时批判主义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修。这种说法给人一种越捉摸越没辙的宿命感。
一起在一担石沟劳动地的副班长的妻子与芳同样任教，她名郑兆南，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