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还有一个独特的说法，叫做“革命的阿Q主义”，就是要敢于承认自己犯了大错误，承认了比不承认好得多，既然敢承认就证明能够改正，既然能够改正就证明能够汲取经验，成长壮大，坏事就变成了好事，现在愈是承认自己错误极大，未来就越是光明无比。这样低头认罪就是伟大胜利。
第一我佩服他的分析帮助。第二，我分明感觉到他批判我时的快感。
我还必须承认，如果是我批判帮助一个人，如果是我“帮助”他，我的振振有词，不一定逊于他。
开了一天会，除我外共六个人，文明批判，有理有情，但也称得上慷慨激昂，金声玉震，六个人赛着看谁讲得更好、更巧、更深、更严正、更具杀伤力和爆破力。六个人都比被帮助的人高明万倍，六个人都有一种幸福感和被信任感和庄严感。也许当初对一个突然人五人六起来的人还有某些不解，某些羡妒。多么渺小！多么卑鄙！当说完这样的话也可能有一种自己从而伟大和高尚起来的满足感油然而生的吧。
然后挂起，直到1958年8月，确定帽子。半年前，清华的团委领导人阮铭先生已经向该校全体团员宣布了王某的帽子，我妹妹时为清华学生，大惊，告我。我为此找过W，W说尚未定性。
时过境迁后，人们透露，是在###周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了命运的。北京市委杨述副书记坚持不同意帽子，单位负责人W坚持一定要划，争了很久，W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检查交代出来的错误思想为根据，如被启发后想了想，觉得海德公园的办法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
在批判会后三天，我照了一张照片，我开玩笑说是普希金的风格，我拿着背在肩上的小棉袄，一脸的光明与潇洒。整个青年时代，我没有照出过这样帅气的照片。只有一个晚上，我很慌乱，一夜无眠，不断地起夜小便。
W已经欲罢不能，搞完我后，又把他的一位副手几乎打成右派，只因名额限制，开除了该副手的党籍，却没有给他戴成帽子。此后W两次吞安眠药自杀，一次在庐山会议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之时，救回来了，他只承认是严重神经衰弱，安眠药吃多了。最后他终于在文革一开始时死去了。他的心情有特别不好的一面，他的老婆很白净漂亮。传出来是他办不了事。文革后团市委给一批被文革迫害至死的同志开追悼会，W的追悼会我也去了。我在追悼，在告别一个时代。
总体来说，W收拾我并无个人动机，团市委的反右，我没有发现公报私仇的情形，像20余年后的一些文艺作品所表现的那样。人人为事业为原则与同事友人亲人突然撕破脸，大义灭亲，血箭封喉，这更要命。撕破脸，这三个字是当作正面语言公开提倡过，而心慈手软，是要不得的。那时候整天学习《东郭先生》与《农夫与蛇》，那时候有多少狼与毒蛇呼唤着人民的铁拳。
这里有一个重大得多的前提、原则，那就是，人们认定，党的领导是代表着工农劳苦大众，代表着世世代代受压迫受剥削的底层人众，代表着最最弱势的群体，虽然那时还不时兴这样的说法。人民有权利复仇、清算！这样的意识形态的特色和魅力在于，无产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让资产阶级在这样的意识形态面前发抖吧，总算到了这一天，把同，把几千年来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就是要覆地，就是要翻天！铁树开了花！哑吧说了话！世世代代的奴隶的黑手掌握了大权！只要想一想世世代代的杨白劳、喜儿、斯巴达克思、汤姆叔叔（《黑奴吁天录》又名《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受了多少贫穷、痛苦、侮辱、压迫，血海深仇，黑咕隆咚苦井万丈深，那么，请问，作为一个城市青年，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狗屁作家，一个养尊处优的却又打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旗号的干部，就不应该受受人民的严厉教训吗？怎么整治也是有理的，你怎么被轻视也仍然具有优于杨白劳的命运，你怎么被批判也优于喜儿的屈辱，你怎么丢脸也胜过做牛做马的工农。你当然已经具备了原罪心理，一想到自己包括上一代人与工农大众的距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就认定自己是一代一代欠着账的，必须通过自我批判改造，通过自虐性的自我否定，救赎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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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新的一页（3）
有了这个大前提，接受批判并非难事。也不是事后诸葛亮们用钙含量骨硬度的信口开河红口白牙能闹明白的。
等候处理期间我阅读了大量西洋文学作品。我爱读狄更斯。尤其爱读《双城记》。“这是光明的年代，这是黑暗的年代；人们走向天堂，人们直接下了地狱……”（非原文）的句式深得吾心。从狄那里，我越发明白，人生充满试炼，好人须历经险恶，命运无常，千钧一发，祸福生死，相隔一层薄纸，而最终最终，光明战胜黑暗，人必须挺住，不能失却信心。狄更斯的著作大大地帮助我度过了1957到1958那一段特殊的日子，虽然我的遭遇与狄更斯所写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
我也重读了《苦难的历程》。它的主人公与故事对我极其陌生，但是它的题记，什么人要在“血水中洗三次，在碱水中洗三次，在清水中洗三次……”令我感动万分。与这样的清洗九次相比，我的日子算是够舒服啦。
我与那些与我私交甚好的朋友文友一起谈起的时候，我们也一致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批判，应该晾晒灵魂，把恶臭的霉变清除，方能有无限光明的未来。特别是想起我在738工厂的精神危机，我更认为对我的批判非常及时，非常必要，这才是主要之点，其他则是细枝末节，鸡毛蒜皮。
而且我相信，通过一次这样巨大的震撼，这样一种史无前例，雷霆万钧，除了咱们这儿哪儿也搞不成甚至也不敢想的事变，中国社会将会焕然一新，这儿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光明的地方。为了大事业，牺牲个把小文人也是值得的。
我给身在太原的瑞芳写信，详细论述对我的批判帮助是必要的正确的有益的。然而，她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虽然她也读了狄更斯与阿·托尔斯泰。她在学校，拒绝接受将她搞成“官、骄、娇、暮、怨”“五气”的代表，不惜与校领导决裂，离开了学校。现在一切明白，如果我与她一样，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离奇的文学式的自责忏悔，如果我没有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习惯与思维定势，如果不是我自己见竿就爬，疯狂检讨，东拉西扯，啥都认下来，根本绝对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我的这种事实上的极左与愚蠢也辜负了那么多其实想保护我的领导同志。归根结底，当然是当时的形势与做法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但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毫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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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后生（1）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我一听就觉得残酷，但身临其境了，就明白了，必然如此，只能如此，岂有他哉。
包括父亲，也表示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的拥护。他早已吓破了胆。他虽然早在1946年入去了解放区，但因一贯自由散漫而又学无专长，一直不得烟抽。1955年结合反胡风各单位搞肃反，追起他的历史，他因在担任青岛师范校长期间当过日伪的国大代表，他自感罪大恶极，他表示他已做好接受人民的处决的准备。
父亲尤其鼓励我去参加劳动（改造）。他反复引用俄苏科学家巴甫洛夫的名言：“我爱脑力劳动也爱体力劳动，但是我更爱体力劳动。”
我在少年得志的时候还有点“不健康”情绪，包括青年作家同行也说我或有“淡淡的哀愁”。1958年翻车以后，我却只剩下“健康情绪”了。健康的年代你和我和他都可能有不健康的情绪与表现。而不健康的年代，你再不健康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活下来的都愈来愈健康。
等候处理期间我派到少年宫工地参加建筑劳动。我高高兴地一次与同伴共抬八块城砖。每块砖十八市斤。最多时我与另一人抬过十二块砖。我咬着牙大桶挑水，挑洋灰，挑沙子灰，用完右肩用左肩，我学会了换肩，就更能挑了。给抹灰工供泥供各种灰，用一长长木柄圆勺，上下挥舞，其乐如游戏。我曾经悲哀地想过，我太早地政治化了，我没有童年。现在，终于补偿上一些了。夏天大雨，工地宣布歇工，我与暑期回来的芳一起去新街口电影院看西班牙电影《骑车人之死》，冒着暴雨打着伞挤公共汽车，没赶上片头，电影散场了大雨未停，我感到很幸福。
我热爱生活，我享受生活，这是无法改变的。1957年8月1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门头沟区斋堂公社（乡）的军饷大队（村）的桑峪生产队（自然村）。我背着行李什物，在京包线的雁翅火车站下车，走了三十六里地才到达桑峪。我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我看到了筑路大队与采石队的劳动，满耳都是大河哗啦哗啦与钢钎撞击在山石上的声音，满目都是山峰相连，一峰比一峰高，一山比一山远，而河流急湍，水道曲弯，浪花飞溅，青白白青，再没有什么柔情，什么温馨，什么腻腻乎乎，什么心灵的火花，而只有钢铁的火花，巨石的威严，大水的决绝，山道的绵延。我感到的，我既恐惧又欢呼的是空前的粗犷与充实。
从桑峪继续往深山里走，是这里的乡政府所在地斋堂，北大的“右派”包括才露头角的评论家乐黛云就在那里。当厄运成了规模的时候，厄运就变得容易接受了。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天灵灵，地灵灵，“点儿”走到这一步了。
但是劳动改造也并非易事。在山区我学会了背篓子，弓背弯腰前行，左右手的姆指与食指围成一个环形，遇坎可以小歇，摘下一绊可以卸载，我最多短程背过一百五十斤新收玉米，那是用大花篓。我的铁锨也用得不错，但是我没有什么眼力见儿，手也拙笨，锄草、平地，有些需要用脑用眼睛的活儿我干得不好，我的过于乐观，过于不拿自己当外人，与农民说说笑笑也令一些人看不惯。我需要进一步学习灰头灰脑、低声下气、摧眉折腰，谨小慎微。
东北有句俗话，小火炖吊子（吊着的小锅），慢慢来。右派的含义是慢慢体会的。《青春万岁》已经打出清样，却不能出版了，参加首次青年作者会议的人们，基本上全军覆没。尤其是从报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马的消息，只能使我苦笑。到了1959年，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分子，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代理人。我有一种终于弄假成真的感觉。木已成舟，需要以舟为戒，以惩效尤，岂有缓冲转圜的余地？
土改也罢，三反也罢，肃反也罢，延安时期的整风抢救也罢，都有一个运动后期，落实政策，纠偏平反，宽大处理，欢声雷动，直到给受到错误审查的同志赔礼道歉。我还有许多同命运的人幻想反右后也有这么一场好事，我一想到这种可能就恨不得抢天哭地，叩头流血，不用来真的，只一想已经感激涕零。
然而，没有。与过往记录不同，与历次搞运动的传统不同，反右以来，从此只剩下了再反右再反右，再强硬再强硬。就因为这个运动最玄乎，最不具体，争议最多，没有或很少铁案，只有似是而非的泡沫案飞花案分析案论说案，如果开开一个口子，如果平反三个五个，有可能稀里哗啦，阵脚大乱。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们才结婚不到一年，我到远郊劳动去了，不能见面，她的处境也不好，怎么办呢？我们每天都通信，有时一天两封信，我的信全部是报喜不报忧，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赏山水，在学习提高，在搞农村调查，在补充学识。这样多的信我们一直存着，直到文革初期，才干脆一把火送它们到了子虚乌有的渺渺之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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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后生（2）
规定是两个月休息四天，第一次休假后芳乘火车送我到了雁翅。买不到硬座票了，我们俩干脆买了软席，偷偷摸摸，怕被人看见。却像一次小小的新婚郊游。这样的事也只有我们做得出来。
我想到在批判我的关头，我曾经中午一人悄悄地到附近的欧美同学会吃西餐。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也远远不是浮华者奢侈者，我接受批判，同时深信早晚能化凶为吉，化坎坷为坦途，我必须照顾好自己的饮食起居，必须兴致勃勃地生活下去。
1958年10月15日我的大儿子王山出生。直到他三个月了，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因为秋收和深翻地大跃进，延迟了休假。我给三个月的儿子唱那个年代的影片《徐秋影案件》的插曲、东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