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笔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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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笔杆子-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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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者,距离也。距离是迷雾,是障碍,更是诱惑。
  但是,梁实秋之为梁实秋,毕竟还是因了《雅舍》。尽管它来得晚了些,但毕竟还是来了,来了就好。对作家来说,作品比什么都重要。
  关于梁氏,几乎所有选本中所选者都是《雅舍小品》及其以后的作品,也就是中晚年之作。至于此前三十六年的文字,可供选录者甚少,乏善可陈。
  读梁实秋,当然可以读《秋室杂文》,读《清华八年》,读《槐园梦忆》,读《莎士比亚全集》,但首先要读的,还是《雅舍》系列。我读梁氏,即是如此。
  梁毕生的工作,举其要者有一是创作,二是译介,三是文论,四是政论,五是教学。五者之中,创作和译介当然最可称道。梁氏以一己之力而完成皇皇《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在世界上亦属壮举。但经梁氏学者气过重的文笔译出的莎著,总还是有几分涩滞,和傅雷、朱生豪、王道乾、王佐良等翻译老手比起来,不免高下可见。所以,就其毕生工作来说,创作恐怕还是最重要的。以散文著名的梁公,当然亦以散文见长。其散文篇幅浩繁,但大致有四类。一是闲适小品,一是哲理杂文,一是怀旧散文,一是热恋情书。
  梁公与韩菁清之恋曾一度轰动台岛,影响之大,大概不会下于当年李敖的种种趣事。但我一直以为,在正常状态下,婚恋乃是个人之事,个中冷暖,如鱼饮水,自知而已。恰如以脚穿鞋,合与不合,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别人能知道多少呢?再者,梁氏的哲理杂文亦颇见风骨,为人称道,但因有着周氏兄弟、林语堂和瞿秋白的文字,梁任是怎么着,似乎也被盖着。所以,我感兴趣的倒不是梁氏情书,不是哲理杂文,而是其闲适小品和怀旧散文。
  前者以《雅舍小品》一集、二集、三集、四集和《雅舍散文》一集、二集为执印之作,另有《雅舍杂文》和《白猫王子及其他》也可列入其中。
  《雅舍小品》是梁氏作为散文家的奠基之作,也是其圆熟之作。作品写自一九四○年上半年,时国难连天,身居后方的梁氏也置身其中。自幼家境优渥的梁氏,此时贫病交加,颇过着一种苦日子,这是别一种生活。其实,繁华和绚烂璀璨可能只是生活的某种极致,而清贫清净清淡可能才是世俗中人生活的本然。原本深受生活款待的士大夫,唯在此时才体会到生活的真味。他在重庆山城,偶得《闲暇》,便要蛰居《雅舍》,怀抱《孩子》,谈《女人》论《男人》,还请了《客》人看《脸谱》,偶谈《幽默》,乃总结出《骂人的艺术》。信笔写来,别是一番风味。其中的殿军之作《雅舍》最能见出作者的名士风度和性情。此文文字颇美,饶有知堂精髓。梁氏饱受众家激赏,几乎所有论及梁氏的文章均要从中引上三两句,似乎舍此难尽梁氏风采。但,很不幸的是,许多文字在传达梁氏文才的同时,也见出了引者文章之凡庸。这一点,恐怕是引者本人亦未曾料及的。但是,对于梁氏美文,观之不足则读之,读之不够则诵之,诵之不够则吟之味之。现在想来最好的办法,还是抄录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梁实秋:槐园雅舍忆故人(3)
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的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粼粼,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蓖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的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
  这是文章第一句,句子颇长。按说西文长于逻辑,中文则妙在简练,上述文字则介乎中西之间,亦介乎文白之间。依我之见,我们自上世纪以来最美的文字往往都是文言和白话相兼相杂所酝酿出来的,纯粹的文言和纯粹的白话都难出好文章。公认的最好的文章家,如二周、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人,乃至当代的贾平凹等,有谁个纯用大白话写出好文章呢?所以,文白杂糅的笔法,恐怕是梁氏文风的一大特色。当然,就用典方面来说,则非其所长。这也怨不得人,在旧学根底上有几人能与五四那茬人一比高下呢?
  《雅舍》主人接着写到:
  这“雅舍”,我初来时仅求其能蔽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是并不能蔽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
  文章由一长句铺张而开,信笔写之,从容淡定,却自有风骨。读之,让我想到周作人的《乌篷船》、《喝茶》、《雨天的书》等文,我以为,这都是白话文章中屈指可数的美文。“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是文章圣境。但是,此“平淡”非彼平淡,它不是欲求绚烂而不得因此只能将就出来的平淡,也不是看似平淡而笔有不甘的伪平淡,而是在绚烂的巅峰历经千锤百炼后的真平淡、大平淡。这样的平淡文章,在白话文历史上确实寥寥。我以为,鲁迅的文章是这样,周作人的文章是这样,而《雅舍》,也是这样。——当然,《雅舍》是梁氏毕生文章中巅峰之作之一,他能够在这个水平线的文章也并不是太多。
  《雅舍》于平淡中而见老到。可是,之所以能够平淡若此,老到若此,终归不是因了作者的翰墨生涯的历练,而更多的恐怕还是因了生活本身的锤炼。作者出身富家,此后二十余年都在最优良的大学环境中优游,从无生计之虞。可在这抗战中,他亲人离散、生活窘困,苟全性命于乱世,讨生活于陪都。——似乎可以这样说,生活在让梁氏懂得生活本身的同时,也让他懂得了文章。
  《雅舍》系列中,还有《退休》、《早起》、《白猫王子》、《学问与趣味》等文颇可圈点,均为美文,恐怕可以列入今之“生活随笔”之中。这些文章在见出作者名士风度的同时,还可见出学者的修养。当然,所谓修养,是“修”而“养”之所出来的,是自然之赋得,不是刻意所求得。这么说来,也是“平淡”之一种了。
  梁氏文章的另一胜品是怀旧散文。怀旧之事人人皆可,但怀旧之文却非人人均能。大凡写此等文章,作者一需才情,二需阅历,三需能高寿。大凡能文之人都多少有那么几分才情,这是不消说的。至于阅历,在人年岁渐长之后也会有的,名山大川、名人逸事不经意间都会成为文章的佐料——特别是与重量级的人物有过交往,更是写成怀旧佳作的独门秘笈。然而,寿年却不是人人求而得之的。梁实秋有寿年,也就有了许多的怀旧佳品。

梁实秋:槐园雅舍忆故人(4)
所谓怀旧,一是怀人,二是怀事。旧人旧事,在年头岁末和人之晚境,是别有况味的。这时候,对生活悲欣、世事冷暖和人情恩怨,经得多了,也就看得透了。特别是人臻晚境,世事尝遍,所有风景都看透,细水长流也看得差不多了,写来就很有意思。我一直酷爱梁氏晚年的怀旧散文。我以为,它与台静农的《龙坡杂文》是台岛怀旧文字的两朵奇葩。因着这两位民国旧人的存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依旧有着他独有的分量。不过,我们又发现,两人之中,一个是鲁迅的论敌,一个是鲁迅的密友。所谓世事,多是如此,煞是有趣。
  梁作于五十年代的《台北家居》,则是其时台湾文坛的开山力作。至于稍后的《清华八年》,仍然是怀旧上品。
  此中有三大长卷,一是《谈徐志摩》,二是《陆小曼的山水长卷》,三是《槐园梦忆——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都是至情至性的大制作。如果就史料价值来说,前者当然是难得的作品,但就作者的性情来说,后者才是扛鼎之作。窃以为,《槐园梦忆》是现代怀人散文中有数的佳作之一。作者与元配夫人恩爱五十多年,风雨无阻,可歌可泣。有妻如此,夫复何求?文章若此,作者何求?当然,具有特殊意味的是,就在写完这篇文章后的两个多月的某一天,他又爱上了另一个比他年轻近三十岁的电影明星。
  但是,就文论文,《槐园梦忆》还是好文章,而且是难得的好文章。读这篇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另一篇怀人名作,那就是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也是怀人,也很长,不过和前者比来,还是短了。
  如果仅仅怀念亡妻,如果仅仅写这数文,那么梁实秋也就难称其为怀旧文章的大家。梁氏一生交际甚广,又是性情中人,可怀可写的当然也多。除过上边说的,还有冰心,还有老舍,还有沈从文,还有周作人、梁启超、闻一多、余上沅、李长之。除了文人,还有武人,如张自忠。其中,尤得我心的,是关于冰心、老舍和沈从文的文字。他勾画的不是我们所常见的那一面,而是我们外人、后人所不见的另一面。冰心女士在我们后人的记忆中已被定格为一个雍容谦和的仁厚长者,可在梁氏眼中,却不尽然,他初觉她“不是一个令人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后来才“逐渐觉得她不是恃才傲物的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老舍,说来也该是宅心仁厚的人物,不过在梁氏看来,似乎不过是个“规规矩矩的、和和气气而又窝窝囊囊的北平旗人”。沈从文是够有才气的人物了吧,只是在他眼中,好像“却不健谈,见了人总是低着头羞答答的,说话也细声细气”。我们说不清到底是我们印象中的人物更真实,还是梁氏笔底的人物更真切。也许,很有可能,这种种形象都是真实的,而所有的种种的真实的细节和行止,则构成了一个真实的、鲜活的、立体的明星群体。
  在冰心看来,梁实秋是她的“一生知己”。说来,冰心的知己还有夏衍、巴金,还有萧乾。而所有这些人,都是仁者,自然也都长寿。长寿如冰心者,年及百岁,而长寿如巴金者,则年逾百岁了。
  写过如此多佳作美文的雅舍主人早已作古了。他的人走了,他的文留下来了。长寿如此,似无遗憾;文章如此,亦可欣慰。
  常读梁实秋,是可以长文气长学问的。我曾在许多个日子徜徉在梁实秋的文字世界中。读雅舍文章,确是一桩美事。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在雅舍文章中,似乎总能看到某些人的影子,那恐怕是穷尽梁氏毕生功力也难以摆脱的淡淡的印痕。到底是什么影子呢?我不知道。只是依稀记得张中行先生说过:“现代散文到今日说来,基本上还是两条路子,一条是鲁迅的路子,一条是周作人的路子。前者如‘老吏断狱’,辛辣峻深,后者如‘名士清谈’,平和冲淡。”张中老的话当然未免有失武断,但也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对执笔为文六十载已深孚大家盛名的长者而言,其话语即使不无“片面”,恐怕也“片面”得不无深刻。至少,雅舍主人文字中的那股名士气是与知堂类似的。
  大家之所以为大家,就在于其突破前人,也在于其笼盖后人,在于其发凡起例开宗立派,在于其难以被后人所颠覆、所突破。近百年来的白话文历史上,鲁迅是如此,周作人也是如此。二人都兼得了六朝风骨和晚明文风,还领受了外国文学的泽润,其功力与境界也就可想而知。在鲁迅身后,我们可以依稀地看到许多身影,比如瞿秋白、冯雪峰、胡风、聂绀弩、唐彛⒌送兀踔恋贝陌匮睢⒗畎健⒘μā⒄懦兄尽⒄澎俊⒑俟Α⑺镉簟6玫挠白樱餐成懔诵矶嗖永玫娜宋铮热缬崞讲⑸虼游摹⒎厦⒁读榉铮热缟院蟮恼胖行小⒒粕选⑼粼鳎踔料纸竦焙斓亩拧⒅光帧⒊登白印⑼拱嫉鹊取A菏登锶绻荒茏叱鲋艿挠白樱比灰簿筒荒艹破湮蠹摇?墒牵菏鲜欠袢蝗诨嶂枚宋藓奂D兀克坪跻膊痪∪弧R残砜梢运担蠹胰缌菏登镎咭膊⒚挥凶叱雒窆⑽牡谋秤埃鞘撬罹”仙ασ材岩杂庠降母叻濉
  梁氏虽“但开风气不为师”,但在台湾文学界中毕竟有其辟创之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渐入老境的梁实秋心系文坛,对后学多有奖掖,其中,其激赏最甚者是余光中。其实,真正突破民国文章的格局之第一人,也恰是台岛的余氏。这位五四散文的终结者,同时也是当代散文的开山者。而这,仍与梁实秋有着关联。
  有些冒昧的是,读梁实秋,我总是想到两个人,一个是他身前的周作人,一个是他身后的董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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