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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解放后，金岳霖调离清华，调到了北大，又调到了别处。到社会科学院后，因他资历老，成就大，学问也高，组织上就要他担任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研究所不同于大学，他也就不能像以前在学校那样自由了，而应该坐在办公室里办公。他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于是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金岳霖：一言难尽的“哲学动物”（5）
打小开始，金岳霖就一直生活在校园里，念书、教书、写书，几十年下来，他成了个十足的书斋人物，对外界的了解很是有限。有一阵，领导建议他不能老是在书斋里，要走出去接触社会，了解生活。金岳霖生活了几十年，可就是弄不明白这社会在哪里，这生活又怎么体验。后来，他苦思冥想总算想出了个办法，就找了三轮车夫，让对方经常带着他到王府井去。这才把北京的“生活”体验了一遍。
一次，去王府井的时候，他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儿。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论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这位逻辑学大家，此时已被阶级论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国籍后，二话没说，就把她赶了出去。
六
金岳霖早年是著名的“哲学动物”，对政治不甚感冒，但也非毫无兴趣。
一九二二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说：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那时，他是这么说的，也差不多是这么做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联大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书。在一个静寂的黄昏，殷海光随金岳霖散步时，说现在各派的宣传都很凶，不知哪派是真理。金没有正面答复，他稍作沉思，说：“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问：“那么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答曰：“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句话，成为照亮殷海光后半生的明灯。
若干年后，金岳霖的思想大有转变，他加入了民盟。对早年思想言行大做反省。由于早年对殷海光多有关切，金岳霖此时异常后悔。他对自己某些学生的政治选择开始持批评意见。他说：“殷福生（海光）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逃到台湾？”他还说：“我培养了只会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分子。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方面使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而这时，殷海光却在彼岸深切怀念他的恩师金岳霖。殷去世后，殷的学生来拜访金岳霖。金很不以为然地说：“抗战末，一切都乱了，他（殷海光）还去印度抗战。都这时候了，他还能做什么呀？”
在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冯友兰因为经历比较复杂，被迫多次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但是主持人还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来与政治无涉，经历清白，过关就比较快，不久还被封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帮助冯转变思想和立场。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一定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就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了。”
粉碎“四人帮”后，金的学生一起去看望老师。金见到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发议论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一九八二年，八十七岁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他已衰病得不成样子，甚至上厕所时也需要有人帮助，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素来惜墨如金。学术之外的文章，他几乎不着一字。“抗战”之后，他就基本没有成果问世了。临终前几年，他忽然兴致大发，连写了百来则往事。每则均极短。其中，有篇文章的第一段，就是：“我和毛主席一起吃过四次饭。”还有一篇，《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又有一篇，是《章士钊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文章说：
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十三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作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有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十三岁，但是，在你一岁的时候，我比你大十三倍。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八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十三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
金岳霖真是了得：都到那把年纪了，文章还写得如此的金岳霖！
梁实秋：槐园雅舍忆故人（1）
眼镜从来都是近视者观人察物的好帮手，但有色眼镜却一直是我们认识事物真相的迷雾。有时，认识某些人某些事，需要的不仅仅是眼力、胆识，还有时间。“*”之后，尤其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批“遗珠”浮出水面。曾经不那么为我们所认同甚至所记忆的人物，开始重又回到我们的视界。以惯常的眼光看来，这些人，在政治上似乎多少是有些“那个”的人物。大致说来，不外有两种，一种是民国故人，一种是活人。故人中有名的是朱湘、徐志摩、穆时英；活人中一种是留在大陆者，一是离开大陆者。前者如沈从文、张恨水、施蛰存、钱钟书、萧乾、柯灵、张中行、文怀沙、杨绛、穆旦、戴望舒、汪曾祺，当然还有著名的周作人；后者有的在了海外，如林语堂、张爱玲、陈希滢，有的在了中国港台，如胡适、苏雪林、台静农、曹聚仁、叶公超、胡秋原、张秀亚、无名氏（卜少夫）、谢冰莹，当然，还有著名的梁实秋。如果说“鲁郭茅巴老曹”（以及冰心、赵树理）是一个星光璀璨的明星群，那么，上面所说无疑是另一片星光灿烂的星空。很显然，此中的沈从文、周作人、穆旦和胡适，都分别是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和学者中最杰出者之一。
现在，我们要说的是梁实秋。那个曾让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看不透、读不完的雅舍主人。
这一切曾经看来很复杂，于今看来，也许并不尽然。
这位雅舍主人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学于大学，教于大学，读书立身，写书终生，确有其个性。生于大陆而卒于台北者比比皆是，算不得特别，高寿八旬有余（1903—1987）者在那一茬人中也多的是。
可是，他仍自有他独一份的魅力。
总其平生，其笔耕生涯可谓甚长，大致而言，有这样几个阶段，一是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年初，二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三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五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一九七四年，而一九七五年至生命的结束则是他文字生涯的最后阶段。第一阶段以《草儿评论》为其代表，此时的梁氏以评论新锐面世，稍后则是创作发轫时期，尤以所编刊物《青光》为甚，后一阶段则以《雅舍》居冠，第四阶段则是以《槐园梦忆》为巅峰。在生命的最后历程，梁氏全面开花，学术著作有《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文学著作则有《雅舍小品》（三集、四集）和《雅舍散文》（一集、二集）。
以作家而兼译家，以教授而兼学者，以文化人而兼活动家，这是梁实秋的特色。但在民国一代人而言，这也算不得特别。比如鲁迅、周作人、胡适。如周作人对东方学的研究，是有开山之功的，对日文名著的译介，更是饶有殊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乃是中国现代四大文学史名著之一；至于鲁迅，惯写文章的他，其《中国小说史略》号称“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双璧”。而另一“璧”，则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很有意思的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两部学术著作，皆非出自纯粹的学人之手，而是出自文人之笔。至于梁氏的精通多门外语，当然也算不得特别，因为我们知道，文章名家中的辜鸿铭、苏曼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钱钟书、茅盾、巴金、王力、季羡林都是精通多门外语；即便是当代作家中，兼通多门外语者亦不乏其人，比如张承志，不仅通蒙语、日语、英语，还通哈萨克语和满语。在外国，也不乏其人，歌德、普希金、蒙田、梅里美、纳博科夫、尤瑟纳尔等文界巨擘也都兼通多门外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梁实秋：槐园雅舍忆故人（2）
总其一生而言，梁氏显然足可跻身散文家的第一方阵。但从梁氏的生命履历看来，梁作为散文大家的地位主要得益于《雅舍小品》及其以后的努力，得益于他在中年和晚年的努力。如果他天不假年，或者在此前即已搁笔，大概顶多只能称其为一位饶具特色的名家，而难成大家，很难从许地山、徐志摩、师陀、谢冰莹、王统照、叶灵凤、何其芳、丽尼、曹聚仁、缪崇群、曹靖华、许杰、陆蠡、李广田、吴伯萧、萧红、庐隐、章衣萍等特色作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流大家，跻身第一方阵。从而与鲁迅、周作人、沈从文、老舍、林语堂、宗白华、钱钟书、郁达夫、朱自清、冰心、俞平伯、张爱玲、孙犁、柯灵、张中行、汪曾祺、余光中等共同跻身于最优秀的文章家之列。而梁的殿军之作《雅舍小品》问世在一九四九年的台岛，于个人言，梁已四十有六；于国事而言，时已易代。因此，说梁是民国散文大家恐怕有些勉强，终不如说其是当代散文名手为佳。和很多人相比，他的高峰显然要来得晚一些。说是晚成之器，恐不为过。相对于胡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等人而言，梁给人“后一茬人”的印象——尽管如此，于今人看来，隔了几十年的时光，隔了海峡的横阻，毕竟还是有些“隔”。
隔者，距离也。距离是迷雾，是障碍，更是诱惑。
但是，梁实秋之为梁实秋，毕竟还是因了《雅舍》。尽管它来得晚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