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盗�1毛钱》的报道几乎轰动了整个物价和交通系统，也为市民的情感宣泄提供了出口。这篇短短的文章，我的确做得非常辛苦，运价是一堆数字，记者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堆数字里找到规律，并提炼出来。十余年不用的方程式都用上了，我和编辑一个计算，一个检查，耗费了近三个小时，终于看明白了方案的规律，那就是对于绝大部分市民来说，只有一毛钱的优惠。当然，事后物价局制订方案的“高手们”对我的这个说法非常“反感”，他们说，为什么只提优惠1毛的事情呢，还有市民享受了两块五的优惠呢。好吧，我理解他们，或许换了我们任何人坐在那个位置上都会说出这种话来。但老百姓也不是吃白饭长大的，比记者优秀的数学精英多得是，我相信记者看明白的事情，老百姓也看得明白。
真理从来就是*裸的，*裸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接受。不过，这次政府官员也觉得很委屈，他们的重点在“绿的”，人们却揪住“红的”问题穷追猛打。媒体呢，也没有义务做和事佬，什么东西好看出彩就做什么。于是，出租车事件就演变成为市民、的哥、政府甚至企业四方都有怨言的一件事。如此看来，把好事办好也真的挺不容易的。
（任笑一）
媒体人的咖喱餐
2008年年底，在香港和朋友谈论圣诞节如何吃大餐，说到各种美味的印象，朋友神秘地说，最期盼的是在2009年能收到政府新闻处的邀请去吃咖喱餐。原来，作为传媒人，能在政府新闻处成立50周年被邀请吃饭，还是特别有意思的，要是邀请报道香港的内地媒体，意义更是不同了。
之前听说过香港警察请人喝茶，廉政公署请人喝咖啡，但没有听说过政府新闻处请人吃咖喱餐。在香港与政府新闻处也曾打过交道，每次有求必应，然而却没有被请过咖喱餐。对于香港传媒来说，咖喱餐却是一种见证传奇。朋友说，上世纪80年代香港做记者的，就开始流行围堵采访最快最新的新闻，很多事情力求最快报道。当时的港督尤德爵士（1982—1986年在任）在一次出席活动记者争抢位置时，被数个话筒伸过来围住。可当时有记者不小心，话筒打了尤德的头。政府新闻处后来推出新动作：组成“行街队”。
凡是有政府高官外出活动时，新闻处就负责组织记者采访，既满足传媒要求，又不会让传媒吃饭的铁家伙碰到被采访者。有时候遇上场地限制的采访，政府新闻处会挑选一些报纸、电视、电台的代表组成联合采访队，采访后的结果，交给未去的传媒共享，没有参与的媒体下次有机会轮换。而当时的新闻处长曹广荣（1983—1985年在任），则更进一步与传媒搞关系，在香港历史上，第一次请各家传媒高层聚餐。政府买单请吃饭的事情，在香港还是有规矩的，不好去酒店“奢侈”。但传媒高层人数众多，后来看中了香港辅警的饭堂，而辅警的伙食最出名的就是咖喱餐。此后的二十多年至今，历任新闻处长都要请传媒高层吃“咖喱餐”。
不过，话也说回来，传媒高层吃了二十几年的“咖喱餐”，已经成季节性节目。今年年初，新一任的政府新闻处处长冯程淑仪的“咖喱餐”再有突破，除了传媒高层外，首次增加席位请新闻一线的记者吃“咖喱”。不过，新处长还卖关子，说2009年是政府新闻处成立50周年，到时有特别活动。这个包袱埋得巧，让朋友惦记着快一年时间，不过也快了，就两个月时间。
中国人爱喝茶，老外习惯喝咖啡，但是咖喱因为味道独特，无论中外人士都非常喜欢。听完了新闻处的故事，当天我和朋友一起去吃了次咖喱餐。
（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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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倪顺义的良心账
18天前，他曾给我们打来报料电话，自称欲办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却一直没有通过，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8天前，他背着菜刀和锤子到社保局，关门，抡锤，一个进医院，一个进拘留所，愤怒与希望，一同被砸碎。
现在，2009年11月，我们的同事在接近零摄氏度的兰州街道上，奔走于各个局之间。犯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我们只希望能多搜集一丝证据，还他之前的“无理取闹”一个公道。
但或许，还有赎罪之心，不是吗？如果18天前，我们的接料记者及时处理了这个个案，甚至只是让倪顺义感受到，有人在关心和关注他，或许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事件。报社领导说：“这是我们欠了他的良心账。”
我们无意去责备任何人，事实上，每天各种纠纷和不满反映到我们这儿的，实在太多了，有许多充斥着个人的恩怨、利益群体的欲望，也有许多是年代悠久的“历史遗留问题”，连政府也摇摇头：“纠缠不清楚了。”
但我们也无意为任何人去开脱。有多少无能为力，就有更多的漠不关心。有意或无心，事实是缺了一双温暖有力的手，结果是多了一个踉跄走上歧路的人。为什么非要等鲜血涂花了白墙，我们才惊愕、屏息、瞠目，才在这一刻停下那两片热切讨论着生活琐事的唇，从喉间发出一声“啊”来？这个反问句，留给我们自己，也留给所有的“有关部门”。
倪顺义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多少个普普通通的人主动站了出来，给我们提供证明。已退的人事科科长怒斥“他们拿着鸡毛当令箭”，和他素不相识的老工程师感慨：“他没钱，也没权，最后只能‘硬碰硬’！”和他境遇相似的人因为同病相怜而责问：“产生了问题都是我们无辜的弱者来承担，合理吗？”代理律师则在我们的网上留下长文，希望他能“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看守所，看到这片蓝天，也许，还能看到政府为他改变了一些什么……”与其说大家是同情他，莫过说是兔死狐悲，莫过说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沦为僵硬的“游戏规则”下的非顺之民。
有人指责，“天无绝人之路”，之所以被自然淘汰必然是因为自身不够努力。这样*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瞬息在评论里被口水淹没。网络舆论是有暴力存在，但与其说大家在为倪顺义强横辩解，毋宁说是“草民”对求生本能下的挣扎都有太深的“切肤之痛”。这就是“人之常情”，不考虑人的基本情感，一切的规范和管理活动都只是一种空谈。
那天，倪顺义的前妻赵姐，用瘦骨嶙峋的双手托着我的一只手：“你知不知道，当他们开着车时，我们在为了节约1块钱的车票……想方……绞尽……我们……”她说不下去了，我抽出两张纸巾给她。她的手没有任何温度。
这一刻，我在反躬自问，直到地底，但下一刻，我们在地平面上如常行走时，将会重新沦为看客吗？
（叶枫）
人人都需要一个梁文道
《噪音太多》、《我执》、《常识》，2009年书市最猛的莫过于梁文道，一口气推三本书，并且立刻荣登深圳书城的畅销书排行榜。无独有偶，去年广东高考作文题还就叫“常识”，无怪有人要说，梁文道不火都不行。
签名售书、搞讲座、上电视，梁文道成了近年来深圳人心目中最红的大叔。 借用梁文道评论马英九时说的话，“越是有吸引力的人，我们越难相信他居然受得住诱惑，这是铁律。可是仍然有人要问：真有这么完美的人么？他是装的吧，他一定很压抑……总之，大家还是不能彻底信服你这张真正的脸孔，你要比任何人都要艰苦地证明自己的品格与能力。”
聪慧、博学乃至天才，老实说，这些优势在信息膨胀的时代，其实都已经不那么稀罕。但当与它们同时呈现的并非刻薄、冲动、充满优越感的自以为是，泛商业或泛娱乐，而是包容、客观、谦逊和温和的时候，情况必然会有所不同。而这正是许多人喜欢梁文道的原因。 他既是一个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又是开拓、包容的，他既是讲述者又是倾听者。甚至连他恰到好处的语速和声线都是加分的理由。在急躁而喧嚣的时代，可能“人人都需要一个梁文道”。
正如梁文道在为《常识》作自序中所说，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如果公众只是想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实在用不着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或者阐述大段物理原则，而“只需要说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梁文道曾把自己定位为“买办”，要把封锁在学术著作里的有趣的想法、很好的观念“翻译”给普通人，“开卷8分钟”是他的一种尝试，他的书也同样基于此。
塞林格说，世界上有两种好作家，一种读完了作品之后让你不会产生任何感想，另一种却会让你特别想去见上一见。梁文道显然就属于后者。“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梁文道曾说，这是个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要紧。 梁文道将公众越来越高涨的言论需求归结为：“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而周遭如此喧哗，必须把标题起得再耸动一点，让自己发言的姿态更张狂一点。因为正是那些语调与姿态让他能够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所以存在。“于是每个读者其实都是作家。”
而对许多人来说，梁文道的意义也就在于“我觉得如果是他，无论我的言论有多么幼稚和漏洞百出，他也必然会认真听完，并且不会嘲笑我”。在梁文道身上能够实现诸多“不可能”的理想或者幻想。比如你能够想象王小波会穿商业时装走T台么？你能够想象和易中天分享A片的心得吗？或者保证窦文涛在回应“接吻门”事件的时候，声线不会有暂时几度的提高？但如果对象是梁文道，这些似乎都是可能的。他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靠谱的答疑解惑者，也是亲切的可以聊性幻想的大叔。
陈丹青说过，一个人的外表就等于这个人。127年前王尔德在纽约上岸，以一身镶黑穗紧身天鹅绒上衣、平绒灯笼裤和丝绸长筒袜颠倒美国众生。而梁文道则以平头、黑框眼镜、圆领白T恤、黑中装外套为深圳人打下自己的造型LOGO。无论他是否刻意为之，至少对似乎“五四”之后，内地文人就再不对与“造型”和时尚有任何关系的印象有所触动。原本大众热爱窥私是因为能够看到高高在上的人“也和我们一样”，产生将偶像拉到泥尘里的*。但当偶像们都像梁文道一样自己主动坐在泥尘里，这份感情又变得微妙起来。
（周吟）
经济学家炒剩饭
在金融风暴期间，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发生，如果你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在社会现象、经济领域、家庭婚姻等各个方面，无不千奇百怪、妙趣横生。
2004年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他正在批判股权分置改革，别人问他炒不炒股，他说坚决不炒，并号召大家也别炒。我没听他的，进了股市，再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再出席有*的活动，我总想冲上去问问他：你后不后悔，后来到底有没有炒过股？
本报2009年1月22日举行一个论坛，请来*讲金融风暴，据说门票炒到2000多元一张，还一票难求。我参加的论坛不算少，虽不稀罕费那么大劲再去看看这个有着硕大脑袋的经济学家，但在新闻见报后，我还是仔细读了一下，结果大失所望。
说真的，如果你经常在各种场合分别听过*的演讲，你就能理解我的感受。他的二元经济论和他的“1＋6”产业链阴谋，我在半年前第一次听到时，觉得蛮震撼的，感觉他真是一个有思想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但是当你反反复复听他炒剩饭时，就会和我一样，觉得他像个“祥林嫂”了。
凑巧的是，就在不久前，我也听到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国世平炒过一次剩饭。之前在一个论坛上，他就说了：2008年还是秋天，2009年才是冬天，2010年是隆冬，总之警告企业要谨慎又谨慎，进行储备性投资，不要扩张性投资。大概在一个月之后，我参加一个中老年事业论坛，当知道他有演讲时很兴奋，觉得又可以做个大新闻了。但结果是，他和*一样，将之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当然，国世平最后将这些观点套进了中老年事业里，说投资中老年事业，也要谨慎投资云云。而这一次，*也在表述他的观点时套进了广东的制造业。两相比较一下，不难发现，这两位经济学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都觉得未来将很严峻，真正的寒冬没有来，企业千万要谨慎，像是在互炒对方的剩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