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觉察出在处理方式上的不同点），有时论及新的思想——例如引起热烈争论的普朗克量子论。”
爱因斯坦的授课，不仅课程的内容和风格，而且讲课和课间休息时的一举一动都符合于他那独特的个性和思想。
“要是我们觉得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有权在任何时候打断他。我们很快就不感觉拘束了，有时还提出一些简单幼稚的问题。在课间休息时，爱因斯坦也总是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随便了。他——活跃而朴实——常挽着学生的手，想用最亲密无间的方式来讨论未弄清楚的问题。”
坦奈谈起每周一次晚间的物理学讨论课。课后，爱因斯坦总像余兴未消，问：
“谁陪我上‘塔拉斯’咖啡馆？”
于是，一些学生又前呼后拥地陪爱因斯坦上咖啡馆去继续讨论。从物理学问题、数学问题转向各种不同的科学问题和生活问题，天上地下，无所不谈。
有一次，天色已晚，苏黎世已经到了所谓“警察时间”，咖啡馆也闭门了。爱因斯坦把两个学生带回家，让他们读普朗克新近发表的两篇论文，要他们找出其中的错误，而自己则去给他们煮咖啡。
咖啡煮好了，两个学生不好意思地说，他们没看出错误的地方。
爱因斯坦手一指，说：
“看，就在这儿。不过，这个错误是纯数学上的，并不影响物理学上的结论。”
说罢，爱因斯坦兴致勃勃地阐述起自己对数学与物理间关系的见解。
在苏黎世，爱因斯坦和自己工大的老同学中交往最多的是格罗斯曼。两人的友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１９０９—１９１１年间爱因斯坦已感到需要去听取那时正在深入研究非欧几何的格罗斯曼的忠告了。
爱因斯坦还遇见了阿德勒，他们住在同一幢房子里，有时他们怕吵闹一块儿躲进阁楼去谈话。想必，他们的谈话也包括哲学的争论。阿德勒是个马赫主义者，他对爱因斯坦相信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深感奇怪。他也像马赫一样，反对相对论。
爱因斯坦还跟两位苏黎世教授交上了朋友。他们是民法学家埃米尔·楚黑尔和历史学家阿尔弗莱德·施特恩。爱因斯坦很器重楚黑尔对人们心理的透彻的理解力、善于把彼此相去遥远的概念加以对比的能力、各种各样的兴趣和天真的幽默。他说：
“楚黑尔的兴趣范围是无限的，而且他善于对人和事作出判断，远远超出了职业知识的范围。这些判断表明形式逻辑之不足，如果你大量阅读和比较他的东西，是可以理解这些判断的。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有趣的人们中的一个”
同不会物理学和数学的人们保持亲密和经常的智力交往，是爱因斯坦的一个特点。他常同法学家、历史学家、医生交谈。看来，这一爱好是和爱因斯坦的基本思想的特点有关的。他从具体的物理学计算上升到存在的根本问题，又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最后终于达到最具体的（有时是可以直接用于实践的）结论。
科学思想和兴趣的这一特点使爱因斯坦有时能够在不懂物理学的人们中间找到科学问题方面的交谈者。因为，对这些人来说，关于空间和时间的一般见解，未被传统概念所侵蚀，其原始质朴的直觉倒正是爱因斯坦物理观念的出发点。
在苏黎世，爱因斯坦与历史学家施特恩交往很多，还在大学生时代，他就喜欢到施特恩那儿去。后来，施特恩８０诞辰时，爱因斯坦还如此写道：
“我大概不知道还有第二个人能在生活、见解和价值观念急剧动荡的时代保持这样不可思议的坚定不移。”
闻名世界的汽轮机专家奥列尔·斯托多拉和爱因斯坦精神气质颇为接近。１９２９年春天，斯托多拉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教席退休时，爱因斯坦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感谢斯托多拉》，发表在《新苏黎世时报》上。这篇文章不仅对评价著名的热工专家是有意思的，它还揭示出爱因斯坦本人的特点，值得一读：
“要是斯托多拉生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和雕刻家，因为想象力和创造天才是他的为人的推动力量。多少世纪以来，有这样的性格的人常常被科学所吸引。在科学的领域里，时代的创造性和冲动有力地迸发出来，在这里，对美的感觉和热爱找到了比门外汉所能想象得更多的机会。在他作为一个教师的多年来（１８９２—１９２９）富有成果的活动中，他在学生中唤起的激动实在是巨大的，提起他和他的工作，没有一个人的眼睛不是闪闪发光的。
“如果他的工作的主要源泉是创造的天才，那么，另一方面，他的力量却在于对知识的情不自禁的切望和他的科学思想的非凡的清晰。当写这些感谢词的作者，作为苏黎世大学新任命的理论物理学教师，看到斯托多拉的高大形象，为了了解这门科学的发展而迈进课堂，这部分由于对真正知识的探索，部分由于要对作者本人所已掌握的知识进行评价；当时作者既是愉快的，又十分自然地怀着敬畏。当他的同事讲完课以后，他就提出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常常需要以最生动活泼的方式加以正当评论的深刻问题。在这个具有巨大感染力的人的面前，作者的胆怯在谈话中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善良和赞同的意愿总是在启发他的言词。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同他对话的人感到抑制，那就是斯托多拉的根深蒂固的谦逊态度。他的精神上的和善温柔同他思想上的顽强坚韧形成奇特的和罕有的对照。人们的苦难，特别是由人们自己所造成的苦难以及他们的愚钝和粗暴，沉重地压在他心上。他深刻了解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他是一个孤独的人，如同所有的个人主义者一样，对于人折磨人的那种可怕的事情的责任感，以及对于群众处于悲惨的境地的无能为力的感觉，都使他感到苦恼。虽然他有了特殊的成就和深受爱戴，但是他的感受力还是使他痛苦地感到孤独。
“可是，他的丰富多彩的天性给他带来了补偿：从爱好音乐和钟爱他的两个女儿而得到报答。他在两个女儿身上过度地耗费了他的心血。他最近失去了他的女儿海伦。他在巨大的悲痛的时刻所写的讣文，表示出一种罕有的精神上的和谐。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的精神财富在他的悲痛中特别显露出来。”
应该说，这幅肖像似乎是爱因斯坦的自我刻画。一个从不考虑自己的人，才能在描绘精神的天赋方面和他相近的特点时，塑造出自己的画像。
爱因斯坦在联邦工业大学的年薪也是４５００法郎，和专利局一样。但是，副教授的头衔却要有副教授的耗费和排场。米列娃不得不在家里收几个学生寄宿，挣一些钱来贴补开销。不过，手头拮据，这也是爱因斯坦的老问题了。他自有打发这位老朋友的老办法——说说笑话，开开心。他对朋友说：
“在我的相对论中，空间的每一点，我都放上一只表；可是在生活中，连自己口袋里放一只表，我都办不到。”
为柴米油盐搅得心烦意乱的米列娃时常与爱因斯坦发生摩擦，１９１０年６月，爱因斯坦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爱德华。小儿子的出生也没能使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的关系融洽起来。
两人的个性都太强，就像钢刀砍在石头上，少不了迸出火星。米列娃觉得嫁给爱因斯坦埋没了自己的科学才能。她现在只能做一个喜欢空想的人的妻子，做一个庸俗的家庭主妇，太委屈了。而且，这位大学物理系出来的家庭妇女，操持家务的本领并不高强，家里时常搞得乱糟糟的。她需要丈夫的帮助、关心、温暖和体贴，可爱因斯坦自己却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大孩子”，他自己都需要别人的照顾和关心。他也生生炉子，带带孩子，可心却完全扑在物理学上。如果他必须在物理学和家庭之间作出选择，他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物理学的。
苏黎世，造就了爱因斯坦的伟大，也给他的家庭悲剧拉开了帷幕。
★现代的开普勒
１９１１年初，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省的省会布拉格发来了聘书，请他去当布拉格德国大学的正教授，爱因斯坦接受了。
为什么不接受呢？
与苏黎世相比，布拉格的待遇高，工作条件好。还有，马赫是那里第一任校长，开普勒曾经在布拉格附近工作过，这些都给爱因斯坦想象中的布拉格增添了一层诱人的浪漫主义色彩。
布拉格德国大学是从１３４８年卡尔大帝四世创立的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发展起来的。１８８２年，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两个民族已经达到难以共处的地步，因而不得不分为德国分校和捷克分校。１８６７年，马赫正在布拉格任实验物理教授，他被推选为布拉格德国大学的首任校长。马赫从此在这里任教约３０年，并使这所大学闻名起来。１８９５年后，马赫担任维也纳大学“综合学科的历史和理论”教授。
马赫的学生们提议，为爱因斯坦建立一个理论物理教研室，因为当时这位相对论的创始人已完全不单单是马赫关于力学观念批判的实践者，还是马赫认识论的拥护者。爱因斯坦在书信中自称是马赫的学生。他认为本来应该把近代物理学家都看作是“力学家”，对这种见解的形成，爱因斯坦的确起了推动作用。
按照规定，在宣布委任之前，需要有被荐人的推荐书。他们请德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普朗克做推荐人。普朗克在推荐书中热烈地赞誉爱因斯坦：
“要对爱因斯坦的理论作出中肯评价的话，那么可以把他比做２０世纪的哥白尼，这也正是我所期望的评价。”１９１１年秋天，爱因斯坦带领全家从苏黎世来到布拉格。从编外副教授到编内正教授，爱因斯坦理所当然获得了一种满足感。可米列娃的情感痛苦更加剧了，她又得抛弃已熟悉的环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继续当家庭主妇。
在奥匈帝国，就任公职要求告知宗教信仰。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坚持不许任何一个没正式加入教会的人担任公职。因此，甚至对无神论者按惯例也要根据他的民族指定一种信仰。在办理手续时，根据爱因斯坦的犹太人身份，布拉格当局的官员也就在爱因斯坦的履历表上填了五个字：
“信仰犹太教”。
爱因斯坦想笑，但想到自己毕竟是布拉格的客人，就任凭如此这般了。
在布拉格，爱因斯坦住的房子以前是大学学监的住宅。在伯尔尼点的是油灯，到苏黎世改点煤气灯，现在用上了电灯。这是技术的进步，也是爱因斯坦在社会阶梯上的上升。金钱多了，地位高了，爱因斯坦的需要却永远不变，还是那几样：一支笔、一张纸、一个烟斗，加上小提琴和散步的好环境。
布拉格不同于米兰、慕尼黑、苏黎世。头一次从布拉格众多的山丘上俯瞰城市全景，爱因斯坦就爱上了这座城市。
爱因斯坦在布拉格走来走去，并顺便进行礼节规定的拜访。这些拜访差不多要进行４０次。爱因斯坦和新同事们，他们的家诚挚地结识，但拜访渐渐变为越来越沉重的负担。爱因斯坦从自己的同事中，首先选择了那些居住的寓所对他有吸引力的同事，先行拜访。建筑美学的标准同职务等级并不一致，于是，爱因斯坦被怀疑藐视职务等级；在大学中大力推行官阶制的年代里，这种怀疑无疑是很严重的问题，容易招致非议的爱因斯坦却依然我行我素。
爱因斯坦终于停止了礼节性拜访，他无法忍受没完没了的客套。他宁愿在布拉格大街小巷到处游逛。
这座具有古老的房舍、市政厅、教堂和钟楼以及葱绿的花园和公园的城市使爱因斯坦着迷了。他沿着把城市分为两半的伏尔塔瓦河畔走下去，还在远处就对那永葆清新的、出乎意料的景色感到欣喜万分：在他面前展现出饰有１５世纪雕塑的横跨伏尔塔瓦河的查理大桥。他顺着这座桥走到对岸，欣赏“布拉格的威尼斯”，建造在伏尔塔瓦河上的水上宫。然后，爱因斯坦登上赫拉德昌，在这里，迎接他的是各种各样的建筑形式的和谐，其中凝结着捷克民族上千年的劳动。这种和谐之所以如此自然，因为它是历史的自然过程创造出来的，并且似乎象征着某种理性的东西，即通过矛盾的混乱状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某种理性。爱因斯坦在赫拉德昌瞻仰了１２世纪建造的圣乔治的罗马教堂，然后顺路从圣维特大教堂的拱门下穿过。大教堂的合理形式与其说是中世纪宗教精神的体现，不如说是１４世纪力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