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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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 第3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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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进军困难,只好返回来夺取晋军储粮的临清城,却又被周德威抢了先。
  刘鄩又屯兵于莘县,严密防守,等待着战机。谁料在汴梁为帝的朱友贞不懂军事,身边又包围着一批小人,他成天催促刘鄩进兵,双方发生许多争吵。刘鄩前有强敌,后有昏君,境况十分艰苦。相反,李存勖很清楚刘鄩的用兵之策,他是故意示弱,等待晋军出现破绽后才坐发起总攻。李存勖就将计就计,假意率兵回太原,把主力隐藏到贝州,魏州方面只留符存审防守。刘鄩果然中了计,向朱友贞请示出兵,结果李存勖的主力突然出现,梁军大败。
  刘鄩这人,说来也真是生不逢时,后来竟被朱友贞猜疑,说他和叛乱的河中节度使朱友谦有密约,以毒酒赐死,这倒为李存勖扫清了前进的障碍。
  不过在这个世界里,刘鄩显然没有达到人生的巅峰,李曜可能知道他的本事,别人就未必了。至少在河中诸将眼中,此人表现出来的能耐,未必比他们强,至于战功,恐怕反而差这自己一截,如今右相这般重视这个区区淄青马步军副都指,他们岂能心服?
  于是众将对视一眼,眼中皆有不服之色,但李曜却偏不解释,反倒下起军令来。他并未加重语气,仍是平平淡淡地说了一个字:“令。”
  诸将下意识抬头挺胸,屏息站直——这是军事学院新教的规矩。
  李曜这才道:“郭崇韬、朱八戒,你二人领本相牙军即刻下船登陆,直奔而去,到达之后,务必”
  “张光远、陆遥,你二人各领本部,联兵一处,奇袭”
  “刘彦琮、史俨,你二人各领本部,联兵一处,往而去,作势欲攻。”
  “李承嗣、克失毕,你二人为本相坐镇中军,悬本相帅旗,往而去,作势欲攻。”
  “其余将校各领本部随本相行动,各路兵马之间的行军速度以及协调调度,由临时参谋部负责,各军斥候探马由临时参谋部全权处置分配任务,不得有误!”
  诸将早已习惯李曜的威严,虽然对于“临时参谋部”是否能有此前解围河中之后右相向他们解释的那般能耐,还是有所怀疑,但在遵命行事之上,却是不敢稍打折扣,纷纷领命。
  各自领命之后,憨娃儿才有些不放心地道:“右相,俺这次不在你身边,你可千万别亲自上阵,咄尔、白奉进他们,打仗虽然不算很差,却不如俺护卫得严实”
  白奉进脾气略好,也还罢了,咄尔却是大不服气,嚷道:“你这呆愣憨儿,论单挑,俺咄尔的确自承不如,但论护卫严密,俺却未必输了你去!你只管听右相吩咐领兵出征,右相这里,就算黑朱三亲自引大军杀来,俺也保得了右相不失一根汗毛!”
  若在平时,憨娃儿肯定要嚷着跟他较量较量,但这次他竟然乖乖地没反驳,只是瞪了咄尔一眼,道:“少了一根汗毛,俺回来为你是问!”
  他之所以这么听话,其实说穿了一文不值,李曜之前已经告诉过他这次的任务安排,甚至因为担心他脑子有些迟钝,还特意点明了用意:培养他单独领兵的能力以及功勋。
  憨娃儿虽然憨痴一些,如今却不像早几年那么万事不懂,也知道自家郎君这是为他好,他这人口拙,心中感激,也就不知道怎么拒绝,只好接受了。

  

  第214章 秦王之尊(七)
  东平王府之中,朱温犹如困兽一般来回旋走,他双目赤红,鼻孔中吭哧着火一般的怒气。侍女下人们早已被喝骂得兢兢战战,偏生又没得到“滚”的赦令,一个个仿佛筛糠一般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生怕下一刻就被暴怒的大王下令杖毙。
  一个温柔但略显中气不足的女声传来:“你们都先下去吧。”
  所有侍女下人如闻圣音妙乐,朝正从内室走出的东平王妃投去感激的目光,忙不迭躬身行礼,告退而去。
  张惠面色有些发白,但脸上却挂着关切和温柔。朱温转头见是她来,怒气强隐,走过去握住她的双手,道:“娘子怎么来了,你病体未愈,须得好好安养休憩”忽然微微蹙眉:“是不是有下人对你说了什么?哼,这些贼厮鸟的下贱坯子,待某一发打杀个干净,换些晓事的再来伺候你!”
  张惠反手抓住朱温的双手,道:“将军关爱,贱妾心中甚感,只是你我夫妻数十载,你若有烦心之事,本就该说与我知晓不是?下人们也是怕将军急怒伤身,才教贱妾知晓近来些许军事听说右相领兵顺大河而下去了淄青一带?”
  朱温哼了一声:“什么右相,竖子小儿!”
  张惠正色道:“他朝廷中书令,由陛下谕旨拜相,今为天下宰执,何以不是右相?将军这东平王也是朝廷所封,何以对朝廷谕旨不服?”
  说来也怪,这话要是换个人对朱温说,只怕早惹他暴跳如雷了,但从张惠口中说出,朱温却仿佛哑口无言,只悻悻道:“某非是对朝廷谕旨不服,只是此子罢了罢了,右相就右相吧,他如今掌控长安,挟天子在手,要什么官儿没有?”
  “这才是了。”张惠露出笑容,轻抚朱温的粗糙大手:“朝廷终究是朝廷,右相自然是右相,国家法度,岂能漠视?”
  朱温轻哼一声,嘴上不说,心中闪过一丝不屑,暗道:“国家法度?李存曜连贡举制度都敢变动,连儒家精义都敢篡改,他心中便有国家法度了?”他心中仿佛有个声音在忍不住冷笑:“若是我掌控长安和天子,我连这天下都敢让它改姓!”
  张惠见他不说话,微微一笑,问:“右相用兵自来神妙,想来将军正是为此烦心?不如说来,贱妾虽然见识浅薄,愿为将军分忧一二。”
  朱温脸色沉下去不少,但不是生张惠的气,而是心中郁郁,他咬牙道:“李存曜用兵之能,某也不必多说什么,但他此番最叫某不能忍受的,却不是朝克一城,暮陷一地,却是嘿,却正是夫人说的国家法度!”
  张惠奇道:“将军这话却是奇了,国家法度怎么了?”
  朱温面露狰狞,杀气难掩:“他麾下分兵数道,趁某后方空虚,连克数城,没克一城,却不多待,多则五日,少则三日,必然引兵而走。但他的河中军入城之后便即发出布告,说朝廷已经下令罢苛税、轻徭役,公布了一些什么朝廷新法,搞得兖郓一带人心动荡,即便大军随后立刻收复,也难平民意!这贼厮鸟”
  张惠面色一紧,大异平时。朱温见有异状,不禁问:“怎么了夫人,有何不妥?”
  这聪慧的东平王妃叹道:“好一手釜底抽薪,将军,他宣布降低了多少税赋徭役?”
  朱温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怕不是砍了七八成,要照他定额度征税,过不得三年,某这个坐拥中原富庶之地的东平王就要饿死在王府里头了!”
  张惠却不知为何,执意要知道确切数字,朱温却之不得,只好命人将李曜发文的告示找来给她看。张惠看后,眉头深皱,沉吟道:“右相在文中说,朝廷在关中、河中等地便是按此征税,民意欢腾,今日‘光复’本地,遍传福音,今后也按此额征收将军,此乃生死大患,如今淄青已不足伐也,却须速速赶走李正阳!迟则悔之晚矣!”
  朱温脸色大变,他知道自己夫人的能耐,这可不是只有小智慧的女人,她对他的事业有过多大的帮助,只有他自己清楚。对她,朱温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的。
  “来人,速招敬翔、李振来王府见孤!”
  
  “明公真神计也,如此一来,中原即便不战,亦当乱也!”时当酷暑,李巨川摇着羽扇,一脸惬意地朝李曜贺喜道。
  李曜微微一笑,并不多言。他心中并非没有得意,只是他知道,自己只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后世学者的分析中找出克制朱温的法子而已。
  太远不说,就从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九日说起。这一日,在位十四年的唐懿宗李漼病逝,终年四十一岁。在宦官的扶持下,年仅十四岁的普王李儇“被皇帝”了,是为唐僖宗。
  李漼当年做皇帝的时候,还没熬到改元,浙东的私盐贩子就开始舞枪弄棒搞“武装大游行”。这会儿换成李儇,私盐贩子似乎多少给了点面子,改元之后才想起闹事。
  乾符元年(874年)十二月,私盐贩子王仙芝与尚让、尚君长率三千人在河南长垣揭竿而起。短短半年时间,起义军横扫曹州、濮州地区,发展到数千人。
  首先有必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说反就反?
  关于这场大暴动的起因,廷臣和史官给出的说法是关东(指崤山以东的中原地区)连年水旱。
  在李曜这个后人看来,历史有一个很扯淡的规律,只要提到“饿殍遍野”、“人相食”,官方的统一口径都是灾荒,水灾、旱灾、蝗灾,连续几年反复折腾、一直不消停的那种,正所谓“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其实他知道,这全是屁话,至少对唐朝而言,百分百的胡扯!
  裘甫、王仙芝,他们是什么人?私盐贩子。
  私盐贩子的理念是什么?心忧盐贱盼天灾。——有灾,就有大钱可赚啊!
  对于官方的论调,私盐贩子肯定不认同:那些认为天灾导致我们有钱不赚、带头造反的官老爷们,请不要以你们的智商来侮辱我们的智商!
  有一种悲观主义认为,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充斥着歪曲、捏造与隐瞒的谎言。因此,研究历史就等于研究谎言,得到的结果依然是谎言,毫无意义。
  李曜谈不上乐观,更不敢妄称专业,但他觉得,谎言产生的动机与过程,也是一种历史!谎言的背后,就是真相!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乐趣所在。
  裘甫起义时,私盐贩子造反的根源是官府对他们“定点清除”。打击非法,本身无可厚非,官方为什么要隐瞒这一事实,将黑锅扣到老天爷头上呢?因为“定点清除”无法构成起义的充分条件。——除了领头的几个人以外,起义军绝大部分是农民。
  官老爷们需要讲清楚的问题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农民跟着造反?
  原因就是没饭吃,但老百姓为什么会没饭吃?
  百姓没饭吃,官方的说法是关东地区连年水旱,这一解释有效地解决了武装暴动的区域问题(有暴民之地必有灾)和规模问题(有灾之地皆绝收)。有灾没灾,只有老天爷知道,但他开不了口、喊不了冤,最终的结论是——天意!国运如此!
  多么完美的逻辑!
  逻辑很完美,但起义军不认这个账!王仙芝等人的说法是“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李曜高中在课堂上就偷看了几遍的《资治通鉴》更一语道破天机:“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
  老百姓饿肚子以至造反,根源就在于——税赋太重!
  晚唐的税赋有两个特点:税种多、折价低。
  “税种多”容易理解,乱七八糟都是税。
  比如说国税方面,唐德宗时期曾经进行过改革,将诸多税种合并,推行“两税制”,即一年只按规定标准征收两次,减轻百姓负担(无风注:本书前文曾论及,此处不再详述)。想法很好,但朝廷不能喝西北风,实际执行下去之后,变成了在原税种基础上新增两次计税,“减法”成了“加法”。
  地税方面就更离谱了。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地方官员的“进献”成了中央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进献”当然得由百姓承担,而且地方官员攀比成风,地方税赋逐年增加。(无风注:此事本书前文也曾论及,此处亦不再详述。)
  即便如此,朝廷的钱还是不够花。唐宣宗时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是922万缗左右,在没有大规模战事的情况下,实际支出是1200多万缗,赤字达300多万缗。
  税种已经多得很离谱了,但钱还是不够用,怎么办?朝廷又想到一个办法:征“未来税”。——今年征税,连后面几年的一起征。当然,这并不是说未来几年就不用再征税了,而是照此类推,往后面的年份征收。——就算收到千年之后也不打紧,反正先收了再说。
  除了挖空心思的加税,官府还在“折价”方面竭尽全力地收刮百姓。
  官方赋税是以货币计算的,但往往要求农民直接上缴粮食,这中间就存在一个“折价”的问题。
  粮食的折价会比市场价低得多。假设粮食的市场比价是1:3,而赋税比价是1:2。那么,以现代货币单位衡量的话:农民的一千斤粮食,卖到市场上值3000元,交税就只值2000元,1000元的差价就成了无形中的“附加税”。
  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又是什么情况呢?假设每户农民应征税赋是6000元,正常折价为3000斤粮食,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6000元可能折价为2000斤粮食。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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