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时减少一千万石。需求依旧，而赋税收入减少，六宫尚不能及时供应，京官禄米俸料不能全给。自至德后（756年）不给京官禄米。“自大历（766年）以来，关中匱竭，时物騰贵，内官不给。乃減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毎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廐、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德宗兴元元年（784）十二月詔，“京百官及畿内官料俸，准元数支给。自幸奉天后，运路阻绝，百官俸料，或至阙绝，至是全给。”昭宗乾宁初，有官员建议“取中外九品以上官两月俸，助军兴。”遭到宰相的反对而作罢。
长安太仓所需的580万石粮食中，关中能生产多少粮食？关中能交纳多少粮食？史书关于郑国渠的灌溉效益的记载，是有问题。唐大历初，郑白渠灌溉6200余顷，以亩产4石计，则仅收248万余石；旱田3000余顷，以亩产1—2石计，约收30—60余万石。水旱田合计约收获300余万石。唐前期课户课口交纳租米，建中以后按丁产户等交纳两税。关中农户能交入京仓的税粮，大约最多二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后裴耀卿为转运使，三年运700万石。二十五年，年成丰收，朝廷在关中收购数百万石余粮，下诏停止当年关东漕粮运输。天宝中每年漕运二百五十万石，而德宗时“令江淮岁运米二百万石”。”要之，关中每年大约能提供二百多万石，需要漕运关东二三百万或四百万石，才能满足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需要。而这个数量正是汉武帝以后、唐德宗贞元以后，一般年份的漕运额。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郑白渠并没有“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以上分析了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东南漕运亦占半数以上的各种社会因素。这个问题，与自然因素有无关系？朱士光先生根据陕西省气象局与气象台的统计，认为，自公元前2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关中水旱有增多趋势，并且与气候变化相关。春秋、战国、秦与西汉前期（公元前770—前122年），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高于现代1…2℃，平均降水量多于现在。西汉后期至北朝（前121—581年），关中气候寒冷干旱。隋和唐前中期（581—805年）7、8世纪，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代1℃左右，年降水量高于现代。唐代后期即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至北宋（即贞元年间之后的9世纪—11世纪），气候凉干。
可以看出，长安的粮食供应与关中气候变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性，即西汉前期和唐前中期，关中比较温暖湿润。这些时期，长安的粮食供应，主要依赖关中。汉武帝以后，及唐德宗贞元以后，关中气候以冷干为特征。长安的粮食供应，则主要来自东南漕运。这个变化，除了前述的各种社会因素外，温度和降水的变化，是造成关中粮食生产能力不足、依赖东南漕运的自然条件因素。温度的降低，降水的减少，主要通过影响作物的生长期和土地的生产能力，来影响人类社会。而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各占多少比例，则比较难于确定。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班固引用民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作为信而有征的史料，来证明郑白渠是京师衣食之源，并不十分确切。汉唐长安粮食供应，关中大约只能提供二百万石左右，要依赖东南漕运三四百万石。而造成关中生产能力不足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有多种：（1）长安纯消费人口的增加，如皇室及服务人口、京官京吏、京师驻军、参加选官和科举考试人员、商业和佛道等多种人口的增加。（2）关中农业生产力的不足，如为国家纳粮的耕地减少、关中水利田面积减少（如食封之家的增加、京官职分田公廨田赐田多在京城百里内外、佛道寺院的占有土地，以及建设占地的增加等）、关中为国家纳粮的农户减少等。（3）自然因素，则是前2世纪至6世纪（汉武帝以后至北周），9世纪—11世纪（唐德宗贞元至北宋前期），关中气候向冷干的转变。所以，民歌所说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并不确切。
第213章 王业之基（十七）
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此处便是大唐京畿门户——潼关。
随着朱温大军逼近，潼关近来局势日趋紧张，由于奉命坐镇此处要塞的河中摧城左军都指挥使张训乃是原河中镇将，并非李曜一手带出来的嫡系，因此潼关的守备力量一直颇令朝中诸公忧虑。就连从不对军务发表看法的王抟，也曾私底下询问李曜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上更可靠的人去，以确保关中门户稳如磐石，但李曜却只是微笑着摇头：“张训可称此职。”
张训此人，在原先的历史记载中所见极少，但根据李曜这一两年时间的观察来看，他虽然未必有什么大的军略，但其性格谨慎隐忍，绝不恃强斗狠，在河中军内又一贯为人低调、处事公允，却正是出任要塞守将的合适人选。
如今，李曜更加确信了这一点，因为就在今日一早，他已亲临潼关。
在李曜亲自巡视了潼关防卫之后，对张训很是褒奖了一番，认为他“行阵布局有度，后勤保障得力”，并指示随行而来的“参谋”将潼关守备画图记载，用以将来河中军事学院作为教学案例。
张训一时不解“参谋”乃是何职，不过顾名思义，猜测大约是节帅幕僚，连忙下令麾下将校配合。李曜见了，便告诉他道：“所谓参谋，乃是某近来在军中所新设之职，其人选必从军事学院所出但凡军事学院之学员，毕业之后，均须担任相应各级参谋，达到一定年限之后，方能出任领兵之职。”
张训恍然，又问：“却不知这参谋，平日主要负责何事？”
李曜闻言忽然驻足沉吟了一下，才道：“兹事体大，一时无法详述如今还只是为各军配备参谋，将来还有更大的一揽子计划。”
张训有些讶异，他知道李曜一直喜欢在制度上“动手动脚”，但在他看来，军队制度似乎没有多少需要变动的地方，忽然加进来一些“参谋”，无非也就是行军幕僚而已，又能有多大意义？就算按照刚才右相所言，今后军事学院的学员毕业后都必须先做参谋，然后才能担任领兵将校，也只是给将校的升迁额外附加了一个前置条件，何至于“兹事体大”？
他当然想不到李曜这么做的意义。实际上毫无疑问，李曜这是打算在自家军中开始打造总参谋部体制了。更确切一点说，李曜现在想要打造的，不是历史上欧洲一开始出现的总参谋部雏形——那已在他打造河东、河中两大军械监时完成，他现在所要缔造的，是“毛奇时代”的总参谋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化总参谋部。
从李曜的内心而言，现在大唐皇室中，已经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于即倒，再兴国朝，消弭五代乱世了，只有他这个穿越者自己在合适的时候站出来，才有这般可能。那么既然目标已定，按照他的习惯，各种预备手段也要提前布局，总参谋部的设立，不光关系到战争时期对各地军阀进行战争的胜率，而且关系到今后焕然一新的那个大唐帝国所将进行的权力分配与结构平衡。
李曜设想中的军事改革，其中最为关键的可能就是总参谋部改革，这里面寄托了他太多的希望，毕竟作为后世的军事爱好者，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军事史爱好者，李曜深知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制度的巨大威力。总参谋部的崛起和发展是德军与其对手相比最大的优势，是德军在那个历史中，长达两个多世纪来最令人生畏的部分，其存在也是当时近两个世纪以来军事史上最出色的参谋机构之一。
至于为何李曜如此有信心一开始就直接踏入“毛奇时代”的总参谋部，而不是古斯塔夫二世时的“军需总监部”或者再往后一些时期，那是因为这个时期所做的事情，李曜在自己出任河东军械监掌监之时，就已经基本完成。＇注：附文说普鲁士…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毛奇时代”的总参谋部。＇
作为一个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人，在李曜的观念中，制度改革的效果，比出现任何天才，对社会的作用更加巨大，纵然后世在改革开放中，也出现了许多阴暗面让人痛惜甚至痛恨，但却不能以偏概全地否认其取得的丰硕成果。
如果说《新儒论》、“各业并举”等改革，是李曜为改变国人思维所小心翼翼踏出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军事改革中的总参谋部制度，就是将改革暗中深化的第二步。
他在此前曾仔细思考了当初中日两国同时学习欧洲，却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的案例，试图为自己将要独揽大局进行的改革找到一些指引。
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和倡导者福泽谕吉于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现《产经新闻》的前身），代表作品有《西洋情况》、《世界国尽》、《劝学篇》、《文明论之概要》、《脱亚论》，是日本〃脱亚入欧〃论的始作俑者，自称是明治政府的〃师傅〃。而我们中国在近代的思想家中真还无出福泽谕吉之右者，这是我们的遗憾。19世纪中、日两国试图通过西学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但西学结果却截然不同。
洋务派的张之洞和福泽谕吉都写过《劝学篇》。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张之洞主张从技术层面西学，“洋为中学，西体中用”，而福泽谕吉主张从制度和文化层面西学。而两国政府根据这两种不同的西学之路施行政策，是两国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与“人人与国为体”，分别是福泽谕吉和张之洞国民观思想的要旨，差异可见一斑！
上个世纪对中国政府，中国文明和文化的批判，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到巨大侮辱，当时中国轰轰烈烈的批判此书：《脱亚论》，但这本书使得日本天皇和当时日本政府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距，决心以西方现代国家为榜样，开始了明治维新。向世界各个强国如英国、普鲁士、法国、俄罗斯、奥地利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美国等都派遣了大量政府考察团和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制度，政府考察团的考察范围涵盖所有方面，从英国最后到俄罗斯，横框欧洲大陆长达数年。最后确定了以普鲁士为学习对象，国家体制也改成和普鲁士一样的君主立宪制！
如果认为福泽的文明论是一种全盘的世界主义的观念，也是一种误解。事实上，福泽本质上是一个深切关注日本民族独立和富强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的关注方式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关注有很大的不同。
福泽首先从理智上认为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这显然违背中国人通常的道德观）并且完全承认日本自身的相对落后性。这样，他对于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事实并没有太强烈的屈辱情绪，也不认为排外是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方式。福泽关注的是，如何调动日本国内的积极然而非暴力的力量来争取独立，例如，宗教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励工商业发展，国内就可以实现富强。福泽高度评价商业和贸易的价值，指出商贸是与人类智慧相联系的，贸易是一种公平的交换关系，而战争是延伸一个独立政府权力的手段。在这一点上，福泽不再仅仅抽象谈论文明发展规律，而是深入具体地探讨了日本在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位置问题。他指出，西方国家的财富来源于大规模机器生产和商品出口，殖民活动和海外投资，而日本必须面对现实，加入到与西方国家争夺利润的角逐中。福泽对国家间的竞争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在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私利是无法消除的，日本也必须在国际交往中坚持自己的利益。福泽坚决反对不负责任的排外思潮和行为。他认为，日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独立，但实现国家独立的唯一途径就是全民族达到现代文明。由此，福泽喻吉将日本的民族独立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普世价值结合在一起，指明了日本既要独立又要走向现代的方向，并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体。福泽喻吉没有象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把启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战争）人为地分割开来，并最终以“救亡”为名牺牲了对民主人权和文明的追求。
福泽对中日两国文化形态的区别的分析或许可以解释他的思想与中国思想界的差异。他指出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思维活跃，充满自由精神和多元表达。但是，大一统之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使得政权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权集中于一体，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单一的神权统治，而在日本，政治权力和神权并没有结合在一起，掌握政权的幕府将军并不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