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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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 第3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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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海运漕运东南粮食。古往今来,人们深信“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郑白渠果真“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吗?如果不是,汉唐大一统皇朝首都长安的粮食来自何方?关中为什么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这里的天地人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君臣曾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漕运仓储、官禄民食、生计生产、供需商贸等相关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三十年来,更有学者专门研究汉唐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对于长安粮食的来源,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东南漕运,另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关中,再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供应,因人口、时间等因素而异。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与自然环境变化有关的问题。因此,围绕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问题,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本文将从关中天地人关系消长角度,来探讨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
  汉唐时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是部分地依赖东南漕运。东南指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初期,“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主要是漕运经砥柱之限,以及渭水水道曲折,加上封冻和水量不足,一年中只可通航六个月。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修漕直渠,漕运里程减少600里,漕运较为便利。此后,“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成为汉家制度。再后来,“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山东粟、关东谷,指河南、山西之粮食。漕粮使“京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司马迁关于京师富庶的描述,给人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印象。但是有谁知道,汉朝京师的富庶,关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初,漕运规模不大。贞观、永徽之际,长安主要依赖关中,每年从山东(崤山以东)转运至关中者不过一二十万石。开元初,每年约运一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三年才运七百万石。天宝中,每年约运二百五十万石。肃、代、德时代(756—804年),京师依赖江淮漕运。只要藩镇隔绝,“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德宗贞元初(785年),“太仓供天子六宫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于是增江淮之运,从浙江东西道、江西、湖广、鄂岳、福建、岭南,共运米300万石,江西节度使韩滉、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西渭桥仓。岁终宰相计课最。贞元二年(786)四月,关中仓廪皆竭,禁军激愤,险些酿成兵变,当韩滉运米三百万石至陕时,德宗得知后,“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漕运粮解决了皇室和禁军卫士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可能发生的禁军事变。可见东南漕运对汉隋唐京师长安的重要。
  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东南漕粮对长安的重要。萧颖士说:“兵食所资在东南”。白居易说,都畿者,利称近蜀之饶,未能足其用;田有上腴之利,不得充其费。“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廪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德宗时,刘晏说,江淮、潇湘、洞庭、衡阳、桂阳漕船,“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不仅使“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而且“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可追贞观、永徽之盛”。宪宗敕书:“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权德舆说:“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宣宗制书:“禹贡九州,淮海为大,幅员八郡,井赋甚殷,通彼漕运,京师赖之”。这说明唐代君臣都认识到,江淮漕运对京师粮价稳定,以及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晚唐皮日休《汴河怀古》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下多”。“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在隋则害,在唐则利。”隋开运河为隋民之害、唐朝之利,宋张洎、明丘浚的评论,大要不出其范围。
  为什么汉唐需要漕运东南粮食接济长安?这完全取决于关中天地人关系的消长。传统观点,认为户口多则国家强盛。但是,纯消费性人口的增长,即长安皇室、京官、禁军、士人等多种消费人口的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粮食。他们是东南漕粮的直接受益者消耗者。京师纯消费性人口的增加,而关中生产投入的不足——国有土地数量减少(水利灌溉面积减少)和劳动力数量不足,是造成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依赖东南漕运的重要因素。古人常说,地小人众、人胜于地、生之者少食之众,并非老生常谈,而是反映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忧患意识。
  京师皇室及服务人口众多。汉武帝时,司马迁就感受到了长安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称长安“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是当时三个地小人众的地区之一。《汉书·地理志》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京兆人口就达到68万多,人口密度为95人/平方公里。长安县的人口已达到8万余户,24万口。西晋时关中人口百余万。唐长安人口约70万,其中,唐皇室宗室人口至少在3万人,开元、天宝中,宦官约5000—10000人,宫女约5万人,官奴婢有3万人,工匠乐户约3…4万人。总之,皇室及其服务人口大约15万。
  京师官员人数增加。官员中,有京官(内官)和外官之分;胥吏中,有京师胥吏和外地胥吏之别。京官(内官),指京师帝王之官。内职掌,指为帝王及其家属服务的人员。职掌,指胥吏。京官和京吏之俸禄和粮料,由太仓支给。西汉哀帝(前6…2年)全国官吏130285员,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全国官吏368668员,7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近3倍。西汉京师官吏数,史书不载。东汉(25…220年)京官1055员、京吏14225员;唐贞观六年(632)京官640多员;开元二十五年京官2620员、京吏35107员。5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2·46倍。100年间,开元比贞观增加了4倍。
  官员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禄米、职分田等的增加。唐京官有禄米、俸料、职分田、公廨田。京官,禄米自七百石至五十二石不等,外官禄米减京官一等。京官禄米,以太仓之粟充之。京官禄米一年约五十余万石。京官俸料,包括月俸钱、食料、杂用、课钱四部分,分别指官员购买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补助、工作餐和个人生活补助、自备工作所需物品补助、护卫和庶仆代役使钱之补助。上述四项,后合并为一种俸料供给。京官及外官,都有职分田和公廨田。京官及文武职事各职分田,自十二顷至二顷不等,并去京城百里内给。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人职分田,京城百里外给。京官公廨田,自二十六顷至二顷不等。“自大历(766)以来,关中匱竭,時物騰贵,内官不给。乃減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毎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廐、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
  汉唐京官禄米取给太仓,是漕粮支出的大宗。汉官品级,以俸禄粮石数为名,如二千石、中二千石等。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杜佑上奏:“当开元天宝之中,四方无虞,百姓全实。大凡编户九百余万,吏员虽众,经用虽繁,人有力余,帑藏丰溢,纵或枉費,不足为忧。今兵革未宁,黎庶凋瘵。数年前,天下籍帐到省百三十余万户。自圣上御极,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計得三百余万,比天宝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非可仍旧如”。官员数量的增加,而交纳租赋者减少,是当时主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影响到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引起经国大臣的忧虑。
  京师军队人数众多。武德年间,禁军约3万人。开元二十六年(738)北门禁军约3万人。自开元至天宝,驻守京师的宿卫兵约10万人,其中北门禁军3万,长从宿卫66000人。加上驻守同州、华州、歧州等,约12万人。唐前期府兵自办衣粮,而募兵则由国家供养。如按《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计,则10万军士,一年至少需要二百万石军粮,而不包括马料在内。天宝中,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其中三百万折绢布入两京库,三百万石回充米斗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并入京仓,四百万江淮回造米转入京,充京官禄米及诸司粮料,五百万留当州官禄及递粮,一千万诸道节度使军粮及贮当州仓。长安的皇宫尚食、京官禄米及折色占一千万石,各地节度使军粮约一千万。建中二年,沈既济上疏:“臣尝計天下财赋,耗斁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吕祖谦说:“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稷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常视兵多少”。“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募)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矣”。汉唐长安漕运的增加,与禄米、军粮有直接关系。
  京师士人太多。读书人口增加,是使京师粮食消费增加、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隋官制,对唐乃至对中国后期皇朝影响甚巨。在影响京师长安粮食供应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隋废除九品中正制,举行科举考试,读书人要到京师参加科举考试。第二,隋官员任命考核权归吏部,所有官员都要到京师等待诠选。这两种人聚集到京师,影响到京师的粮食供应和物价平稳。当时官员曾论及于此。开元三年(715)张九龄上疏说,“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开元十七年(729)国子祭酒杨说,“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糜天禄。”约玄宗开元后期,洋州刺史赵匡上奏论科举弊端,第九条“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乃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徒令关中烦耗,其弊九也。”这些人消耗了长安来之不易的江淮漕运米。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上奏论科举弊端,提出“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的观点,他说:“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穷关中地力之产,奉四方游食之资,是以筋力尽于漕运,薪粒方于桂玉,由是斯人,索我京邑”;“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养百口者,有养十口者,多少通计,一家不减二十人,万家约有二十万口”,他主张,如果一万人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则“我减浮食之口二十万,彼加浮食之人二十万;则我弊益减,而彼人益困。”减少浮食人口,可以稳定京师物价。洋州是天宝之乱后江淮漕运自汉水达洋州以输于扶风的必经之地,洋州刺史赵匡亲历督漕艰难;礼部官员职掌贡举之政令,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亲见京师贡举人数之多,亲历职事之繁。因此他们关于唐德宗时代京师物价昂贵、漕粮运输艰难、粮食消费繁重的认识,反映了实际情况。杜佑又探究了官制和科举弊端产生的根由,乃是唐代州郡县数量增多,选官途径增多,选官权悉归吏部。秦代列郡四十,两汉郡国百余,唐朝则有三百五十郡。郡县增加,必然增加官员数量。“秦法,农与战始得入官。汉有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天下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名目众多,比于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自隋文帝开始,“内外一命,悉归吏部,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到京师参加诠选官员的数量必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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