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临时设置。但在以税收为目标的场务中如“州城都务、临河务，号里、外税务二务”等，在当时当地的市场发展中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州城之“都税务”曾经曰“茶盐商税务”，“国初，茶盐有榷官，自设市于此收税，官通领之。熙宁三年，罢科卖茶，故至今只称‘盐商税务’。虽产浮盐，久不给，其名不废也”。而“临河务”又曾经是“古南锁港”，有“凡百货舟载此入焉”的记载，说明其在商品流通中的重要地位。在县一级也设税务，史称“有九县十务”，即“闽清、长乐、罗源、宁德、长溪、永福、连江、福清与古田里、外二务是也”。
第三层次，即镇市税务，那是随市场发展，市镇博兴后的产物。在北宋时期，不仅在县级以上设务，镇一级地方也有税务：如哲宗元佑四年（1089），韩城村因“人物繁盛，场务系百姓扑买”有司“欲乞改为镇，创酒税务，置监官一员”，得到朝廷的批准。又如福建路各县之下有黄崎镇、水口镇、闽安镇、海口镇等镇务，政和八年（公元1118）明确规定了“十县务及四镇正额”。嘉定年间，太平州黄池镇也有镇务。总的说来，南宋各地的镇之税务虽时有兴废，但其存在并开始增多已经是事实。
此外，在新兴的乡村“市”中也出现有“税官”的记录。这些新兴的市，商品种类、流通量及成交额都有局限，即所谓“乡落有号为‘虚市者’只是三数日一次市合”，故“初无收税之法”。但由于“州郡急于财赋”，多“创为税场”，或令人买扑，政府坐收课利；或令拦头收税；或由官府直接差官措置税收，如绍兴二十一年（1151）“诏省洪州武宁县巾口市官监酒税，从本路诸司之请也”，这说明此前巾口市曾有监酒税之官。又如，庆元府鄞县有下庄市、林村市、横溪市、甬东市、东吴市、小白市、韩岭市、下水市等，有的直接设有税务或税场，如下庄酒务、林村酒务，且直接有监官，“下庄酒务，监官一员；林村、黄姑林酒务，监官二员”等等。由上可知，上自京城，下府州乃至镇市，宋代都以税务机构和税务监官的形式直接控制了各级市场。那些在唐代还只是临时性的机构或是临时性的特殊官员，到了宋代大都成为常置机构和常设官员。
其次，宋代各级税务创置的时间有早晚之别。第一层次的都商税务在宋建国之初就已经存在，如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司勋郎中监在京商税务苏晓就奉命查办供备库使李守信贪污案。第二层次的地方各府州县税务设置大约在太宗以后；而第三层次的镇市税务设置多在北宋末及南宋年间，如前面提到的政和八年（公元1118）对福建路十县及四镇税务税额的规定；又如绍兴年间，稗牛镇有镇务；湖州乌墩、新市镇务等等。设置时间之所以有差别，一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致，一是“以税代管”市场管理模式逐步完善的表现。
再次，尽管说宋代通过税务层层分布控制了全国的各级市场，但有宋一代的官员也常常因为“以税代管”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而产生质疑，对地方州县是否应当设置“税务”始终存在争议。到北宋仁宗时期，各地方官员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盲目扩展税源，产生诸多弊端，增加了百姓负担，一些官员纷纷上奏批评税务“刻虐日甚”，使得“商旅为之不行”，而朝廷也开始频频下诏欲遏制不良态势：天圣五年（公元1027）五月，因“河北诸州、军酒税务自有监临官，而转运使复差官比校岁课，务以侵民”有诏罢之。天圣七年（公元1029），“诏天下税务毋得渎傒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诏天下商税务今年所增税物名件尽除之”。皇祐三年（1051）“诏绿汴河商税务无得苛留公私舟船”，诸如此类。
哲宗元祐七年（公元1092）苏轼又言“臣至淮南体访得诸处税务，自数年来刻虐日甚，商旅为之不行。其间课利虽已不亏，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为少衰。详究厥由，不独以财用窘急，转运司督迫所致，盖绿有上件给钱充赏条贯故人人务为刻虐以希岁终之赏。显是借关市之法以蓄聚私家囊案”等等。
仁宗以后，地方随意增加税收的情况愈演愈烈，而类似的争议也延续到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1）时，高宗对臣下曰：“比闻州县多创添税务，因此商旅不行，所有货少，为公私之害”，并令相关官员查实，最后“诏所增税务并罢”。
尽管如此，十余年来“商贾不行“的局面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1记载，绍兴二十六年（1156）尚书省言：“近年所在税务收税太重，虽屡降指挥裁酌减免，而商贾犹不能行，盖绿税场太密，收税处多，欲令户部行下诸路转运司，开具将相去连接之处，裁酌减并以宽商贾。如县道税务不可减，即与免过税。仍许豁除省额，如此则商贾行而货财通矣，从之”。事实是，一面是批评声不断，一面是税务依旧创置不止。
从上述唐代在两京及州县以上地方置“市”，设“市令”“丞”，到宋代在京城及其地方路府州县镇市置“税务”，置“监官”的变化，李曜确实能感受到唐中后期，历五代人宋以来国家市场管理模式的渐变。前者重“管”，后者重“税”；前者显得市场“规范”，犹如谦谦君子，后者显得市场无序、自由，甚至将国家和个人的“贪婪”暴露无遗。
但是，恰恰是这种变化反映出商业的发展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操纵着整个国家市场的发展方向，其方向已经非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改变。它导致现实社会中的国家和个人，除了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这种变化外，别无他法。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导致国家市场观的转变，从过去那种单纯的、朴素的“互通有无”的市场观，向主观能动地，欲发挥市场功能，利用物货流通，以收税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向转变。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成就了唐代市场管理“直管模式”向宋代“以税代管模式”的转变。
既然终究是要发展到那般地步的，何不现在就提前发展，使得中央财政开始变得充裕？
财政不充裕，如何一统天下？财政不充裕，天下如何长治久安？
长安，长安。唯有不断发展进步、适合当前的制度，才能让你长安。
PS：重感冒中，肺都要咳出来了。按照中医的方法看，我应该是“风热”——风邪入肺。换做西医的说法嘛，大概就是：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又称病毒性感冒。
第212章 秦王变法（八）
“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家家楼上如花人，千枝万枝红艳新。帘间笑语自相问，何人占得长安春？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如今无奈杏园人，骏马轻车拥将去。”
长安的春天始于二月。从朔北吹来的风和黄尘，夹带着春天，降临关中。
二月的长安，风中已经开始混杂着杏花的味道。寒风刺骨的凛冽早已远去，只感觉到春风和煦。
李曜走在带着春天气息的风中，身着深青色书生儒服，腰间却佩着一把鲨皮横刀。
新晋武散官衔为冠军大将军，同时检校兵部侍郎的憨娃儿，同样腰佩横刀，着武弁装，伴随在李曜左右。
里坊中的大街左右两旁并立的榆树、槐树和杨柳，都已冒出嫩芽，抽出淡淡的新绿。路过的马车发出辚辚之声，更添几分热闹。高楼之上的蓝空，也显现出温柔的色彩。
走过大街，一踏进游廓的夹道——狭斜，人们的脚步似乎也都变得轻盈了。
纵然书生佩剑，风姿卓绝如李曜者，走在这称为“狭斜”的妓院、酒肆鳞次的街道，也不会让任何人停下来多看他一眼。
在长安人眼中，自从当今右相、陇西郡王李存曜为官家呈上《新儒论》之后，自认才济天下的文人雅士们就大都重拾了春秋旧风，将佩剑当作一种新的时尚——特别是在右相出现长安各处时均身佩横刀之后。
虽然李曜与憨娃儿的佩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真正的战场杀器，但长安即便在近些年迭遭变乱，真正上得战阵之辈，又合几人？
走过一间酒肆时，憨娃儿忽然吞咽了一下口水。李曜笑道：“渭河新鱼，长安绝脍。怎么样，去试试？”
憨娃儿忙道：“好，好。”然后一怔，迟疑道：“大王”
见李曜瞪了他一眼，又立即改口：“郎君不是要去盈香妙坊？”
李曜哈哈一笑：“不忙，不忙，昨日官禁中送来的蓬池鱼脍，乃以‘舞梨花’之法制之，食材虽好，却非我所好。今日既然正巧路过，这周记鱼脍又是长安一绝，不如便在此处来一份用‘对翻蛱蝶’法制之的渭河鲋鱼，一解春馋。”
憨娃儿见他不提正事，倒似真要先吃一顿鱼脍，不禁大喜：“那敢情好！不过俺吃鱼脍没那许多讲究，甭管‘舞梨花’还是‘对翻蛱蝶’，都太雅致了些，俺就喜欢‘大晃白’，简简单单，好吃最实在！”
李曜笑答：“大晃白虽然看着简单，但真要到了手艺高深的庖丁之手，每一片生鱼，可于风中片片纷飞，那才叫绝活。”
憨娃儿大惊：“鱼片能随风飘飞？不能吧？”
“怎么，不信？我朝前人段成式《酋阳杂俎》中云：‘进士段硕常识南孝廉者，善研脍，毅薄丝缕，轻可吹起。’这可不是我信口胡说。”
于是二人信步走入周记鱼脍，要了一间雅阁，在二楼凭窗对坐。
中国古代烹调菜肴的方法极多，炯、煮、烧、烤、烙，烫、炸、蒸、脯、腌，这些方法在秦汉时期已差不多全部出现，而这些烹调方法的技术改进、内在质量提高，则是在隋唐时期完成的。
大唐最常见、最流行的吃法，是脍。脍就是细切的鱼、肉，《释名》云：“细切肉令散，分其赤白异切之，已乃会合和之也。”就是把肉切开，让肉分散，把瘦肉和肥肉分开，按不同方法加工，然后把切好的肉放在一起。春秋时期，孔子《论语·乡党》已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主张。
到了唐朝，唐人更把脍的技术发展到人工操作的极限。段成式《酋阳杂俎》云：“进士段硕常识南孝廉者，善研脍，毅薄丝缕，轻可吹起。”把肉切得象丝绸一样薄，象丝线一样细，出一口气，能把肉丝吹起来，即使后世的特一级厨师，恐怕也难有如此之高的技术。
＇无风注：似乎看到不少穿越小说喜欢在中国古代引入烧烤，而且总是特了得，路边摊的水平就能让古人人见人爱，这真是让人震惊。其实烧烤，也就是唐人所谓的炙。要说唐人的炙简单，的确是简单；要说它复杂，有时也确实复杂得令人目眩。唐人炙的方法很多，炙的范围也很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全都能炙。有的是装在竹筒里炙，有的是涂上泥炙，有的则是连烧带炙、连烹带炙。
例如张易之炙鸭鹅，“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热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旋转，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
又有“唐人李詹，大中七年，崔瑶下摧进士第，平生广求滋味，每食鳖辄缄其足，暴于烈日。鳖既渴，即饮以酒而烹之，鳖方醉已熟也。复取驴系于庭中，围之以火，驴渴即饮灰水，荡其肠胃，然后取酒，调以诸辛味，复饮之，驴未绝而为火所逼炼，外已熟矣”。
还有“唐内待徐可范，性好射猎，杀害甚众，常取活鳖，凿其甲，以热油注之，谓之鳖糙。又性嗜拢驴，以驴糜绊于一室内，盆盛五味汁于前，四面迫于烈火，待其渴饮五味汁，尽取其肠胃为撰，前后烹宰不纪其数。”
由以上三个材料可以推论，这种活烤动物法在上流社会已经比较流行，而且味道比死烤法要鲜美。同时也说明唐人在烧烤方式上，更加注重几种烹调方法的多重组合，烧烤的质量和水平显然不是我们路边摊的档次。所以，烧烤即便在古代，也只是一种基本的饮食加工方法，并且唐人已把炙的范围大大扩充。想在古代靠烧烤发家，至少在唐朝，我个人真的是十分不看好。＇
其实这个时代，民间当然有很多各行各业的高手，但如果论总的技术水准，譬如厨师也就是庖丁这个行业，那还是以皇宫、高官之家为甚。李曜如果真是一心只要满足口腹之欲，纵然他这陇西郡王府是个“新班子”，人手配置方面未必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但是皇宫的御膳，难道他李右相还能有什么吃不到的？
就比如金齑玉脍、飞鸾脍、海酰呻凇⒙谱与凇⑦袜惦凇⑷潆凇⑽逭潆凇椎峨诘日庑┟冢囊谎皇撬炱ぷ樱思揖偷梅丫⌒乃肌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