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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市场管理模式是怎么出现渐变的呢？
一方面，在唐代市场管理中曾担任重要角色的“市令”在宋代发生变化，其一：除了王安石市易法以及南宋资料中少有提及外，“市令”一词几乎消失了。其二，作为市易务的“市令”，虽然仍然是朝廷命官，但更多的是属于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市易务”官员，而非唐代直接管理市场总体事务之官。另一方面，宋代对各级、各类市场的管理一改唐代的“直管模式”，而是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在全国各地设置管理贸易机构——名之曰“务”、“场”等等，如商税务、酒务、楼店务、榷盐务、榷茶务（或曰“场”）等；而且，这些机构以收取税收为主要目的，明显是用“以税代管”的方式控制着市场；其官员主要谓之“监税务官”“监官”等等。
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
宋代“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景德二年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之”。事实上，宋代税务的创置及完善是一个自唐中后期、历五代及入宋以来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在李曜出任两池傕盐使之后发现的一个新情况。
“务”的产生，按照李曜分析，大概与唐中后期以来国家财政税收由农业税为主转向广开财源，实施种种榷税的措施有关，德宗时期实施的两税法就是最重要的一项，前人多有论述，就不赘述了。同样是在德宗时，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并请于“诸道津会置吏”，“商贾钱每缗税二十”，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这虽然是国家军费窘迫下的动议，但却可能是后代历朝将商税作为国家重要财源的先声。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时，“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
很快，榷茶之巨大利润驱动着国家及官员增加榷茶之税额。在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时，浙江观察使卢商奏曰“常州自开成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勑以茶务委州县，至年终所收以溢额五千六百六十九贯，比类盐铁场院正额元数加数倍已上。伏请增加正额。诏户部盐铁商量，并请依州司所奏。从之”。
从杨炎倡行两税法、赵赞倡行税商、王涯榷茶税等建议的提出，能否说明一点，国家管理层中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市场的发展和变化：市场不仅只是“管”的问题，而是要“用”。要使市场的利润为国家所控制，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对流入市场的每一种物品“税”。这种方法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税”的对象不同。只有针对当朝百姓离不开的最大宗商品，国家才能获得最多的收益。
应当说，他们的建议之所以能够实施，是当时商业的发展为其奠定了物质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务”作为专管机构（唐时多曰“场”）最初与茶业、盐业以及通商等具有较大利润的经济部门有关，且地位特殊，从设置之初其目的就是为了通商取税。早期的“务”，只是指某一具体事务的名词，后来才作为管理贸易和税收机构，始有“茶务”“盐务”等名。如李曜现在控制的河东两池，即安邑、解县两地是此时重要的盐产区，故曾有“两池盐务隶度支”的记载——当然现在已经是全面为河中节度使掌握。
在这里，“茶务”更多的是指茶或盐等事务而已。历史上大约是到五代以后，由于盐、茶以及通商等税收利润巨大，国家给予更高程度的重视，“务”才逐渐演变成一个专门的机构了。至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公元931），“诏天下州、府商税务，并委逐处差人，依省司年额勾当纳官”。这里的“商税务”不仅是一个管理商税税收部门，且是在地方州府一级普遍设置的常设机构了。这也是“商税务”名称出现较早的例予。同样，在后汉乾裙二年（公元949）时，兵部侍郎于德辰奏请三司“差清强官于襄州，自立茶务收税买茶”，其目的就是其税“足以赡国”。
历史上自唐中后期历五代入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茶作为大宗商品异军突起、各类商品交换日益活跃，使得“务”的设置逐渐固定下来，并成为各级地方主管贸易和税收的部门。由于“务”主要作为以征收各种与流通相关的税钱为目的，所追求的是实际利益而非象征性的国家权力。在这种状态下，政府成为与个体商人可以在市场上“分一杯羹”的不同获利者。由此，“务”的创设就成为市场管理模式渐变中的重要因素，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入宋以后的市场管理向“以税代管”方向发展。
现在李曜设立自由贸易区，就是打算开始提早进行历史上宋朝所行使的手段，将朝廷直管改变为“以税代管”。
他记得在宋朝文献中的“市”，实际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广义市场的概念，它不再是单纯地指大唐那种有着一定空间范围和时间的交换场所——市，而是指广泛分布在城乡的各类市场。
事实也证明，宋代的市场较唐代已经有更加明显的发展，城市若以两宋都城为例，随着坊市制度的崩溃，以铺席贸易为特点的各色店铺在城中连街沿巷的分布着，市场繁荣；在乡村，镇市的蓬勃兴起体现出市场发展的勃勃生机。面对这样的市场发展，宋朝的市场观发生变化，使唐代以来通过“商税”以增加国家收入的意识在宋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现实中，一方面朝廷下放对具体交换场所的管理权，将琐细事务交予牙人、小吏；另一方面，则是加强税收机构的完善，从另一个角度实现对市场的有效管理。从现象上看，增加国家收入是事实，但发挥市场优势，国家通过税收控制市场，最终实现交易利润的最大化却是其经济实质。所以，市场管理由“以税代管模式”取代了过去的“直管模式”。
李曜并不是一个过于冲动、过于理想化的人，他知道大唐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改革肯定不行，但成功的改革决不能是空中楼阁。此前他就曾经详细研究过王莽改革失败的原因＇无风注：见本书前文。＇，此时到了自己要改革的时候，自然就要找到最适合大唐改革的方向，经过对比，如果条件合适，就要大力推进。商业集市的以税代管，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宋朝以税代管的模式，也是李曜的主要参考对象。
而宋代“以税代管模式”的形成发展，最有说服力的也许是“税务”的建立和完善。入宋以后，“务”作为市场管理和税收机构在宋代设置得越来越普遍，涉及的经济事务也远远超过唐和五代。建隆元年创制“商税则例于务门”，并规定“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至太宗年间，以“枢密直学士杜恚Ｖ菟啊保烦啤耙猿技嘀菟笆加诖恕薄Ｓ何跞辏ü�986）方形成制度，规定“监当使臣”由京朝官任，“并三年替，仍委知州通判提举之”，此后“遂为定员”。从太祖立商税则例至太宗雍熙年以朝臣监州税，表现出宋对广义市场的管理基本完成了机构、章法及专职官员的建制过程。也许可以说，这就是宋代市场“以税代管模式”建立的标志。
当然，既然是参考借鉴，税率应该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宋朝时，其税收物货及税率李曜曾在某论坛看见某大牛提到过。那位雄辩家称，宋代“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駞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凡州县皆置务，官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注：景德二年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之。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
那位论坛雄辩家又说，宋代的税收机构大都由太府寺所辖。宋承唐制设太府寺，其所属机构有商税务，收京城商税；汴河上下锁、蔡河上下锁，掌收舟船木筏之征；都提举市易司，掌提点贸易货物；杂买务、杂卖场、市易上界，掌敛市之不售，货滞于民用者，乘时贸易以平百物之价；市易下界，掌飞钱给券，以通官籴；榷货务，赏折博斛金银之属；交引库，掌给印出纳引钱钞之事；店宅务，掌管官屋邸店，计置出僦及民修造缮完之事；石炭场，掌受纳出卖石炭等等。
而“免民行役，官自和市则归杂买务”，杂买务，掌和市百物，凡宫禁官府所需以时供纳。“斥其余币以利公私则归杂卖场”，杂卖场，掌受内外币，余之物计直以待出货，或准折支用。这些机构是太府寺所属“官司二十有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的直属职能机构，都与税收有关。此外，地方上还有酒务、楼店务、榷盐务、榷茶务（或日“场”）、市舶务等名目。
而在宋朝诸多“务”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商税务”等，或曰“税务”、“茶务”、“酒务”。由于它的设置是自上而下，从京城到地方的路府州县甚至在镇中多有设置，发挥着既类似唐代“市”但又超越其职能的特点。
那次看这位雄辩家与人对簿论坛，李曜受益匪浅，下班后晚上就上线潜水跟帖，足足看了好几夜，他自己也从正反两方的说法中有了一些分析，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宋代商税务的设置也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即有行政层级的差别。
第一个层次，在京城曰“都商税务”或“都商税院”。北宋开封“都商税院在义和坊，掌京城商贾廊店市收”；其官员由京城“诸司使、副、三班三人监，所领有拦税数钱之名”。从监都商税务官的职责可以看出，他们对市场的管理不再是像唐代京都市令、丞那样，直接掌管市场交易具体事务，而是挚市场之纲领，不再过问枝节，直接以税收为终极目标，即所谓“商贾之赋则归都商税务”。
都商税院收税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通过京城城门使臣，一是客商自己依例交纳。“太宗至道元年诏：都商税院每客旅将杂物、香药执地头引者，不问一年上下，只作有引税二十钱；无引者税七十五钱”。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诏：商税院并依榜例收税。仍取脚地引看验，如无引每千收税三倍；若一千已下，竹木席箔篦物，只委监新城门使臣点校验就门收税。一千已上依旧于商税院纳钱。官员出入随行衣物非贩鬻者不须收税。村民入京货鬻百钱已下与免。如以香末出城每斤税二钱”。
所谓“地头引”或“脚地引”，按照李曜猜想，应是一种类似经营许可证或说营业执照的凭证；似有一定的空间划定，适合于铺席贸易者，故有“地头”、“脚地”之名；属于商人自己缴纳，国家批准给纳的范畴。由监城门使臣负责出入城门的部分，则根据物货的价值决定纳税数额及缴纳方式，不足1000的由监城门使臣收缴，超过1000者则由客商到都商税院缴纳。通过收税的方式，都商税院实际上实现了对整个京城市场——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的交易活动进行最有效的管理。
较之于唐代市制，宋代的“以税代管”即有具体事务的管理——收税，更有高级别的宏观控制的特点。如果说北宋都城的市场管理以“都商税务”为代表，说明其已经进入“以税代管”模式，那南宋都城的突出表现就是税务的增多，在临安城，除了都税务外，还有浙江税务、龙山税务、北郭税务和江涨桥税务。除了前面提到的各务外，还有市舶务、红亭税务等。除了各务外，还有合同茶场、城南炭场、抽解竹木场、糠场等。这是国家市场观念及实践都已经转向追求税利最大化的表现。
第二层次，即各府州县所设置的商税务。前面提到宋代“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景德二年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之”是最基本的情况。并且根据各地的地方特色，税务的名称可以有“商税务”、“税务”、“茶务”“酒务”等不同称谓，并且可以同时设置数务。
两宋时期，在福建路治所福州州城先后设有都税务、临河务、楼店务、修造场、抽木场、窑务、船场、灰场、炭场等。在这些庞杂的务中，有的并不是税收机构，如窑务，就是利用流役人员的劳力为官府烧制产品的，属于临时设置。但在以税收为目标的场务中如“州城都务、临河务，号里、外税务二务”等，在当时当地的市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