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前后两代不过三十七年，但却为后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留下一份为利无穷的宝贵历史遗产，至今犹在放射着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大运河。大运河在全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是无可估量的。而号称盛世的唐朝，却举不出有任何巨大厉史意义的成就。所以，从形式上看，唐朝的疆域比前汉大，是一个威震遐迩的大一统帝国，在原先的历史上，大唐立国长达二百八十九年，比前汉王朝还多七十五年。然而它的内容却是空虚的，终唐一代，没有在这一方面做出有任何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历届帝王除一二开国之君外，都是些没有多大作为的庸碌之辈，既不能为民兴利，也不能为民除害，即使问题摆在眼前，也同样是不闻不问。象这样的无所作为，在前后历代王朝中实是少见。
对一向被誉为盛世的唐朝作如此贬抑，并非李曜对这个王朝有什么成见，相反他是对大唐很有感情的，但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因此他见到大唐的弱点之后，就越发希望使之改变，而他的这个观点，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李曜看来，古代社会里，农业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生产部门，所谓经济是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农业在这一切关系中起决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发祥地，数千百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统治中心——即所谓“都国诸侯所聚会”、“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为这个地区一直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中心，农业是决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为农业不仅直接关系着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也直接关系着“都国诸侯”的存亡，所以一个国家的农业兴衰，就直接表现为人民的贫富和国家的安危。
关于农业的这种决定一切的作用，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得非常清楚，阐述得也非常明确，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纷纷从不同角度来反复中论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与经验教训。比如《管子》里，就有两段话：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凛之实，不可得也。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栗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主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则战必不胜，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李曜认为管子说得十分透彻，所谓“田野之辟，仓禀之实”，就是发展农业的两大目标，也是充实经济力量和巩固国家基础的根本大计。《管子》的后一段文字阐述得更为明确，既然“粟”直接关系着国家人民的命运，自然就不能不把“田野之辟，仓禀之实”作为治国的根本大计。因为“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是如此直接，如此明显，不容有丝毫疑义。
所谓“田野之辟”，就是充分利用水土资源，扩大灌溉面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水是农作物的命脉，一个朝代是否注意兴修水利，是一个朝代农业能否发达的关键。按照李曜在后世课堂上学到的说法来讲，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是小农制经济占支配地位，一家一户的小农民都是个体方式的经营，相互之间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以形成一种社会的集体力量，来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如开凿人工渠道，以共同灌溉农田，用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所以他们只能消极地听任自然摆布，所谓靠天吃饭。于是朝廷这个社会上唯一的一种集体力量，就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一个注意兴修水利的朝廷，就会出现一个人给家足、经济繁荣的时代，反之，如果听任沟渠湮灭，水利不修，其必然来临的，便是灾荒连年，饥谨荐臻，甚至是人相食吠，白骨蔽野。
所以一个王朝对于水利是否给以足够的关心和重视，是判断一个主朝兴衰隆替的准绳，一个能主动大兴水利的王朝，必然是一个田垦、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王朝。作为一个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多年的国企干部，李曜记得马克思也曾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论述，指出举办灌溉或排水的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只不过记不住原话了而已。
不说马克思，就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如周、秦、汉都是从偏僻小国发家，其依靠的就是不断的夯实农业基础。有农业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能考虑对外扩张，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唐朝是汉以后在关中定都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虽然它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与前汉帝国的声威不相上下，但在这个方面，却是一个基础薄弱，内容空虚，名不符实的强国。它不重视农田水利，不为人民“通沟读，畜破池”，以达到五谷丰登，人给家足。汉武帝所说的农天下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的道理，似乎根本不为唐朝的皇帝、百官所理解，丝毫没有奠立国家根本、强化政权基础的打算。终唐之一代，没有兴建过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泪渠，如秦汉时代的郑白渠，到唐时还能发挥其固有作用，朝廷不仅不加爱惜，王公权贵还肆意破坏。总之唐朝既不开凿新渠，也不维护旧渠，对开发水利，发展农业，好象与自己完全无关，李曜对此十分惋惜。
好在大唐朝廷虽没有进行过有计划的水利开发，但各道州府的地方官吏偶尔还会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河流，川泽、肢塘修建一些地方性的小渠，或把废弃埋灭了的古渠故道加以疏浚修整，使之能灌溉附近田畴，这在各道州府中皆不乏其人，如此修建的小渠亦屡见记载，但是地方小渠都是修旧利废，小修小补，而不是有计划的水利建设，大都规模狭小，灌溉面积不大，其利不溥，地方上虽能获得一点收益，但对整个天下农业而言，实在无足轻重。
而且李曜觉得更糟糕的是，唐虽然继秦、汉之后，亦定都关中，但是唐时的关中已不是秦汉时的关中，因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关中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力量，已不足以支撑作为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
首先是关中已经遭受过几次惨重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长期破坏，破坏到“关中无复行人”，在“井埋木刊，纤陌夷灭”之后，生态平衡被彻底破坏，水上长期流失，干早的黄土已经沙化，在土地报酬递减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断增加的人口使土地更失去负荷的能力。故当唐在关中建都时，已明显观察到关中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早。这是唐在关中建都时首先遇到的一个明显的不利条件。但是这个不利条件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关中是黄土高原，土层厚，土质肥沃，如果千早缺水，则风沙淋漫，颖粒无收，一旦有水灌概，仍可亩收一钟。这样的事实，都历历在目，不仅秦、汉的历史经验可资效法，眼前的事例尤足借鉴。
例如玄宗时期的同州刺史姜师度，“首开沟恤”，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由来棒棘之听，遍为粳稻之川，仓庚有京抵之饶，关辅致珠玉之润”。玄宗特下诏褒美，但却不把这个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可知唐朝并不是真正重视这一成功经验，更不准备走自己发展经济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政权的立足基础——实际上也是自己的生存依据，仿佛孤注一掷般完全放在“岁潜东南之粟”一着上，竟然没有注意到江淮漕运是不可靠的，以此为国策，实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唐都关中，江淮槽运不能直达，漕运全程，明显地分为三段，只有大运河一段是畅通的，后两段、特别是最后一段是极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唐朝把自己的立国基础和生存依据放在这样一个不可靠的漕运上，这就铸定了唐朝必然是一个基础脆弱，随时可能倾覆的政权。
这些东西，原本都是李曜穿越前偶尔涉猎得来，而穿越之后因为切身体会，才真正开始仔细思考的。如今身为河中节度使，心中又有更加远大的理想，对于这些国家建设之类的事情，也就考虑得更多、更广。他觉得一个王朝没有自己的富国、利民、长治、久安之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就地发展经济，以奠立一个地辟、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巩固基础，特别是当遭运已经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朝廷的存亡已经遇到严重危胁，而仍然不肯改弦易辙，速谋自救之道，仍然死抱着错误政策不放，这是使人费解的。
例如大运河虽然可以畅通，但运输却旷日持久，史称：“江南漕船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注，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门，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舟楫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这说明黄河能够航行的时间是很短的，沉溺损耗是很大的。黄河运程到三门而止，三门之险是全部运程的一个最大障碍，在此时的技术条件下，由黄河越三门而进入关中水系是根本不可能的。
朝廷对这个倒是曾经进行过不实际的改进计划，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什么辟高山，易坚石，以另辟新渠，所谓“辟三门之岭，逾岩险之地，傅负索引舰，升于安流”，结果是徒劳无功，岩险之地不能逾越，不能用人力负索把潜船升于安流。不得已在三门置仓，将槽粮搬入仓中，改由陆运，用大车运至渭滨，再转槽京师。道路之梗阻，运脚之高昂，沿途之损耗，丈骨之盗窃，损耗惊人，当时有“用斗钱运斗米”之说，以如此高昂之代价，旷日持久，运到京仓时已所余无几，远不足以满足需要，朝廷不得已每年须以大部分时间移驻东京（洛阳），即将整个朝廷搬往洛阳以就食。洛阳地滨黄河，漕运虽然艰难，但遭船毕竟可以直达，比西京长安略胜一筹。裴耀卿在评论漕政时曾指出：
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侥遇水早，即便遗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凛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槽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幼劳，皆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
仅此一说，就已充分说明完全仰赖漕运是危险的。
唐朝以高昂代价维持江淮漕运，而江淮消运并不能保证永久畅通，因大运河的较长一段位于河南，而且是运河的关键部分，是运河转入黄河的枢纽。然而中原是兵争之地，一旦中原有事，运河即被切断，如安史之乱时，中原为主要战场，兵荒马乱，淮、汴梗阻，运道断绝，唐朝立即陷入绝境，因失去了江淮财赋，就失去了活命之源，朝廷地位，岌岌可危，在万分危急之中，不得已而改变航道，遭船改由长江溯汉水北上，运抵汉中，然后再改由陆路运往京师。这完全是一种饥不择食的救急之策，不得已而为之，因陆路车载，途程遥远，道路崎岖，脚价更为高昂，沿途损耗更为浩大，而且旷日持久，缓不济急，以致京师米价爆贵，军民乏食，太仓空虚，宫厨断粮，连皇帝后妃也差点成为饿殍。为了活命，遂迫使蜀中人民按穗以供。情势竟如此危急，这时唐朝的命运实己不绝如缕。
但是像这样的危急情势，在唐朝并不是偶然一见，而是屡见不鲜。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不断称兵，漕运常被切新，朝廷对此束手无策，皇帝闷坐宫中，望眼欲穿地在坐等漕粮的到来，此外即无所作为。李曜是怎么也没有想明白：一个王朝本应立足于自力更生，应当自己动手，开发农田水利，生产一部分或大部分衣食之源，而不能依靠从外地征调而来，何况运输这些征调之物又非常不可靠，至多以之作为补充，而不能作为全部生存依据。然而唐朝恰恰作了这样一个错误决策，而且是一成不变，尽管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江淮运不可靠，因航道不能改变，三门之险不能逾越，纵使以刘晏之能，他虽然作了最大努力，但所能改变的只限于管理槽政的行政效率，罢掉了贪污无能的经手官吏，使浪费损耗为之大减，但对于运道的艰难险阻仍一筹莫展。事实上，谁也不能改变根本不能改变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