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可谓极尽恩荣。然而乾符三年却因李克用擅杀大同边将，引起朝廷讨伐，父子双双亡命阴山鞑靼，落得一个乱臣贼子的恶名，如果不是因为后来中原多故，父子俩恐怕真要落得一个“终老沙堆”、湮没无闻的悲剧下场。这段惨痛的记忆和教训在涉世不深的青年李克用心中留下了极为深重的阴影。
后来因为黄巢内乱方殷，李克用父子才获赦免，有了戴罪立功，东山再起的机会。李克用本人也不负众望，入关讨伐，收复长安，立下首功，得以授土封疆，获得河东节度使的重任，开始在河东站稳脚跟。可以说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的盛衰荣辱，无不与唐朝王室息息相关。
前后两相对比，李克用对失而复得的荣誉和地位极为珍惜，他对唐朝皇室也具有矛盾而复杂的双重心理，既感恩戴德，又充满畏惧。李曜觉得也正因如此，在这波诡云谲的唐末政治舞台上，他的忠君行为既有一定思想基础，同时又对唐廷有所戒备。特别是在与朱温在上源驿交恶之后，李克用连续对朝廷上表诉冤，均未得到昏庸无能的僖宗的公正对待和处置。严酷的现实使他从心底里认识到，唐室权威已经今非昔比，不能再对朝廷抱有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要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军事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利益。
所以，在上源驿事变之后，他东征西讨，四面出击，迅速对外扩张势力范围，增强自身实力，开始了与朱温的军事竞争。然而在文德元年唐昭宗继位之后，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昭宗这位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试图重振皇权，讨伐强藩，杀一儆百，而昧于政治权谋的李克用，却遭到亲近朱温的朝臣与政敌的政治暗算，被朝廷列为打击跋扈“强藩”的目标，招致中央政府组织的联合讨伐。这次虽然李克用凭借强大军事实力，打退了唐朝几路军队的进剿，取得了军事的胜利，并恢复了被剥夺的官爵封号，但是也使李克用的政治形象严重受损，使得他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与朝廷的关系，以免再次陷于政治上的被动。在原先的历史上，李克用此后在盖寓、李袭吉、张承业等身边谋士的精心策划下，开始处处以尊王忠臣面目出现，在政治上与朱温竞争，才在政治权谋的运用上逐步走向成熟。
李曜觉得原先历史上李克用的尊王，起初固然也有与朱温抗衡的策略需要的一面，然而后来随着朱温的迁都弑君与篡唐自代的变本加厉，李克用在策略需要之外，的确也开始表现出比较自觉的忠君思想。同时李克用的这种变化也是与李晔对待藩镇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分不开的。
因为昭宗虽然刚刚即位之时过于激进、冲动，但他毕竟是一个发愤图强、具有一定政治抱负的君主，他即位之初的军事削藩政策，因为触及像河东这样强藩的利益，而最终引发其与朝廷的公开军事对抗。然而自大顺元年受宰相张濬等左右发动讨伐李克用失利之后，昭宗便吸取了这次深刻教训，放弃了原来的军事削藩政策，改而采取以藩制藩的制衡政策。随后，他一直在晋梁这两个最强大藩镇的冲突中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多次下诏协调晋梁之间的军事冲突。特别在晋梁之争前期，朱温在军事上逐步占据绝对优势，李克用渐渐走向下风的时刻，昭宗的这种调解政策，对缓解李克用所面临的军事压力，为晋赢得宝贵的喘息休整之机，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多次勤王行动中，昭宗也对李克用也多所倚重，褒奖有加，以致在后来最危机的时刻，昭宗甚至一度欲前往河东避难，投靠李克用，这更加充分地表现出了他对李克用的信任。
鉴于这些原因或者说背景，应该说在李克用内心深处，对昭宗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的。正因如此，所以当天复四年四月，朱温挟持昭宗迁都洛阳时，李克用才会奉诏泣下，仰天长叹：“乘舆不复西矣！”这个时候，他大概已经隐约预感到凶多吉少。同年八月昭宗被弑的噩耗传到晋阳，李克用更是“南向痛哭，三军缟素”。而在朱温篡唐自立为帝后，王建等致书李克用，劝他各自称帝一方时，他更坚决表示其家“经事两朝，受恩三代誓于此生，靡敢失节！”，对这种颇具诱惑力的建议断然予以拒绝。因此李曜认为，李克用的忠君思想还是有比较长期的思想和感情基础的。
后来李克用的继任者李存勖上台以后，形势已经今非昔比。这时大唐已经灭亡，李存勖对于唐朝皇室也缺乏其父李克用那样直接的感情基础，而且在其游牧民族的观念中，身为唐室赐姓，继承大统也是理所当然的权力（就譬如养子也拥有继承权是一个道理），所以建号称帝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加之当时晋梁之争鏖战方酣，胜负难分，在此决战时刻，也亟需早正大位，以鼓舞士气人心。在这一背景下，李存勖遂决定建号登基，承继大统。
然而即便如此，晋的内部对此认识也并不完全统一。就在李存勖积极筹备称帝前夕，监军老臣、重要谋士张承业仍然极力主张立唐室后人为帝，反对李存勖自称皇帝。为此他不顾老迈，扶病从晋阳赶到魏州向李存勖进谏说：“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难，所以老奴三十余年捃拾财赋，召补兵马，誓灭逆贼，复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王何不先灭朱氏，复列圣之深仇，然后求唐后而立之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自取之，误老奴矣！”在劝说无效后，这位为李克用全心全意打理后勤政务的老臣失望地返回晋阳，竟然绝食而死，以示最大的抗议。
张承业的保守观念固然未免显得有点愚忠和迂腐，但却正说明奉唐正统和忠于唐室的思想在晋方与梁方的整个军事斗争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公元923年四月己巳（二十五日），李存勖在魏州即皇帝位，因系唐室赐姓，并隶于郑王宗籍，所以李存勖按照沙陀旧俗，自称唐室后裔，以唐朝的合法正统继承人自居，建国号大唐（史称后唐），改元同光。以魏州为兴唐府，置东京，以太原府为西京，以镇州为真定府置北都。
毫无疑问，李存勖在魏州建号登基，是在正面战场晋梁决战处于胶着状态，全局形势尚不明朗的大背景之下，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攻势，对树立自身的正统形象，争取盟友，争取民心，鼓舞士气，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而反观朱温，他对待唐室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一些。他早年怀抱出人头地的雄心，投身黄巢起乱军，南征北战，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一方统帅，虽然暂时身背乱臣贼子的恶名，但是成王败寇，前途无人可以逆料。然而黄巢军的内部矛盾和唐军的顽强围剿，使他感到凶多吉少，经过审时度势，他毅然在关键时刻反戈相向，叛降唐军。随后李克用统率的沙陀铁骑南下勤王，如摧枯拉朽，使得黄巢乱军迅速归于覆灭。虽然李克用的赫赫武功使朱温的叛降之功相形见绌，但却也使他幸运地赢得这次人生押宝，被朝廷授以宣武节度使的重任，开始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并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本来他和李克用曾是并肩战斗的友军，而且李克用在镇压黄巢之乱中对他还有临危救难之恩，然而由于不甘居于人下的性格使然，使他在上源驿之宴上临时决策，毅然发难，试图以偷袭暗算的卑劣手段除掉自己将来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从此与李克用结下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至死未休。
虽然在上源驿之宴后，袭杀李克用未能得手，但是透过这个事件的后续处理，朱温似乎也看到了朝廷软弱无能的本质，从此开始肆无忌惮地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当然，在其羽翼未丰之时，他仍然继续打着尊王的旗号，时刻以勤王救驾、匡扶唐室的忠臣形象自我标榜，并在朝廷之中寻求内援。朱温的手段仍然比较高明，因为他的主要借助对象是朝臣张濬、崔胤等，而李克用最初则主要借助宦官杨复恭等，这里头又牵扯到大唐朝廷固有的南北司之争，以及天子李晔本人对宰相朝臣信赖有加等等原因，无须细思。总之双方都打着尊王的旗号，力图为自己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合法外衣与优势地位。
早在光启元年底，李克用与河中王重荣联手，攻击大宦官田令孜与关中军阀李昌符、朱玫，逼进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逃难汉中，朱玫在长安拥立襄王李煴唐肃宗玄孙监国，遥尊逃亡蜀中的唐僖宗为太上皇，并遣使者携诏书至梁，试图获得朱温的拥护与支持（前文有叙）。这实际是朱玫一手策划的一场宫廷政变。当时李克用已经移檄诸道，号召讨逆勤王，宦官首领杨复恭也悬赏缉拿朱玫。朱温闻变之后，审时度势，认为襄王李媪不能长久，故果断将伪诏“焚之于庭”，宣称继续效忠僖宗，这与其说是他的忠心，毋宁说是在形势不明之下朱温与李克用竞争的政治策略博弈而已。
想到这里，李曜忽然明白过来，前年由朝廷发起的围剿河东的联合军事行动，使李克用在政治与军事上一度陷于极大的被动，这件事算起来，只怕起因就是朱温串通其它藩镇，暗结宰相张濬，策划组织的。
总而言之，在天复四年四月昭宗东迁洛阳之前，朱温也和李克用一样，都是以勤王救驾、匡扶唐室的忠臣形象出现的，而且在政治策略的运用上，朱温还较李克用略胜一筹，虽然连年征战，却并未引起外界很大的恶感，在朝廷内部，“嚣张跋扈，蛮夷匪气”的李克用显然比朱温受到的指责要多得多。然而当他受崔胤挑唆，大杀唐室宦官和朝臣之时，朱温取唐室而代之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特别是弑杀昭宗和篡代唐室之后，朱温的行径就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公愤和不满。
这并不奇怪，因为无论在藩镇还是民间，人们在感情上都还对唐室抱有不同程度的留恋，取而代之的条件并未完全成熟，这也是此前庞勋、黄巢两次起义都能被并无多强实力的唐廷先后镇压的社会心理因素之一。然而朱温却因自己的出身阅历和知识思想的局限，没有曹操那种长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见识与雅量，更没有司马懿父子历经三代苦心经营终于取代曹氏的政治耐心。虽然他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也一度打起尊王、勤王的旗号，作为发展壮大自我的政治策略，然而一旦感觉自己的实力已然足够强大，他就本能地不愿再屈居人下，不再只满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要取而代之，自己来称孤道寡，这也是古代帝王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影响所至。
更可笑的是在篡代过程中，朱温表现得太过操之过急，根本无视传统与礼仪，手段残忍，无所不用其极，连续弑杀昭宗、哀宗两代皇帝，以及皇后与大批皇室成员，还有大量士族、朝臣、宦官，甚至连为自己篡代弑君立下汗马功劳的心腹也杀掉灭口。虽然改朝换代最终成功，也暂时得到了某一些藩镇名义上的拥戴，但却招致了外部反对派更为激烈和坚决的反抗，也引起了内部的一系列反对和叛乱。更严重的是，在舆论上迅速使自己陷于众矢之的、千夫所指的不利地位。这种政治形势和人心向背的逆转，也是导致梁的军事形势盛极而衰，很快就开始走向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曜心中清楚，朱温之所以缺乏像曹操和司马懿那样的政治谋略，也是与他的个人出身及其个性、阅历等分不开的。他出身于宋州砀山县午沟里的一个耕读之家，其父亲朱诚“平生读书，不登一第”，以五经教授于乡里，是个典型的失意文人，在朱温童年时代即早逝，对朱温的成长影响不大。其母早年为生活所迫，挟其兄弟三人，佣工异乡，寄人篱下。
早年卑贱屈辱的地位和生活，使得朱温潜意识之中滋长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扬眉吐气的渴望，并逐渐形成了他敢于冒险、无拘无束、不愿循规蹈矩的叛逆性格。是以青少年时代的朱温，既不肯读书，也不愿力农，史称其“既壮，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好在他命好，值唐末大乱之际，生逢其时的朱温，在乾符四年与兄朱存毅然投入黄巢乱军，从此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官至黄巢大齐政权的同州防御使，到中和二年倒戈降唐，又被任命为宣武节度使，直到兼并群雄，发展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藩镇。
朱温个人奋斗和发展的巨大成功，大概使他更相信事在人为。他最初参加乱军之时，其目标就是针对大唐朝廷，所以他对唐廷并没有什么忠君爱国等传统思想的束缚和顾忌。恰恰相反，乡村流氓的卑贱出身、闯荡江湖的冒险个性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更使他在思想深处充满了对传统秩序的仇恨与蔑视，他的大杀宦官与朝臣，大杀门阀士族，大杀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