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卜⒄蛊鹨恢种匾氖逦睦啜D 赋。赋与屈原的《 离骚》 风格相近，往往极尽铺陈之能事，亦富意象与夸饰，其描写对象大多为帝都景象或白然风光。
史书
西汉最伟大的文学成就是史书。对于一个格外重视厉史的文明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中国人将文学分为四部，“史”即为其中一大类，其余三项分别是经（包括其注疏）、子（诸子著作）、集（纯文学作品）。
司马迁（卒于公元85 年）所著之《 史记》 ，标志着中国史学的一大气跃。据说他继承父志，独立完成了这部著作，但这有可能是为修史这一孔子开创之伟大事业所作的一个虔诚托辞。司马迁显然具有态肆不羁的学识与魄力。）公元前99 年他为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结果触怒汉武帝而系狱受了腐刑。
司马迁不但为后世史书的体例，而且为史书的风格与学术思路创立了典范。他直笔实录，不虚美，不隐恶，《 史记》 一书中引用了大量前代文献中的原文。《 史记》 成为后世中国史书的典范，西方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才达到这个水平。
司马迁试图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书，这一点他确实做到了。《 史记》 一书分130 卷，共70 余万字。由于文言以简洁见长，所以《 史记》 的容量差不多是原书的10 倍。头12 卷为“本纪”，记叙上古至汉武帝历代帝王，接下来是10 卷记叙12 诸侯、六国及汉代将相名臣的“表”。其次是专论八卷，如《 礼书》 、《 乐书》 、《 历书》 、《 天官书》 、《 河渠书》 、《 平准书》 等。再次30 卷为周代诸侯世家，最后70 卷为人物列传。
后世的许多史家都沿袭了司马迁的体例。班固（公元犯一92 年）与其父妹协力完成的《 汉书》 ，共100 篇，体例稍异，主要因为这是一部断代史，故不设“世家”。另外班固还增加了不少有关文学、地理方面的论文。《 汉书》 成为后代断代史写作的典范。中国的官修正史卷性浩繁，在中华民国的总统于1924 年接受了《 新元史》 后，共有25 部之多。
儒家思想的胜利
汉武帝几乎和秦始皇一样信奉法家思想，不过据说在其统治时期他实行了“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不过，尽管汉代的学术风气不拘一格，兼容并蓄，学者还是渐渐自动阪依了儒家思想。这可能是因为儒家思想主要是一种文人士大夫哲学的缘故吧。“儒”的意义正是“习文”或“柔顺”。一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同时，这些皈依了儒家的学者却逐渐被吸收进了汉初的法家政权。汉高祖本人不学无术，但他发现“治天下”必须依靠文人，他的继任者甚至还通过考核来遴选合格的知识分子人才为政府服务。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在朝中已有足够的力量来促使武帝罢斥法家学者了。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弘（公元前200一121 年）及稍后的董仲舒。两人都以卜兆、解释微言大义的《 春秋》 而有名于世。至于董氏创立的天人感应及俄纬之学，离孔孟之道已经很远了。
公元前136 年汉武帝在朝中设“五经博士”，公元前124 年又指派了50 名官宦子弟向他们求学，从而开创了“太学”。据说到了公元前1 世纪下半叶，在太学学习的人数有3000人之众。到公元1 世纪，每年有100 人通过官方举行的考试后到政府各部门工作。这样，从武帝之时起国家按照儒家教育方式培养了一大批中下级官吏。
儒家的礼仪教条逐渐成为官方的法律，这与原始儒家鼓吹的以礼仪代替法律的初衷颇有不同。儒家思想也渐渐成为当时的官方哲学。公元前51 年皇帝亲自主持了几次大型儒家学术讨论。公元79 年又举行了白虎观会议以校定《 五经》 真义。公元175 年政府将钦定的《 五经》 勒石立于都门。在稍早的公元58 年朝廷还规定库序祭祀孔子。
以法家政权而尊崇儒术，这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一种奇特的现象，不过这却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的皇权能比其他国家维持得更久。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信奉法家的开国之君治国时需要文人来辅佐，与之确认，朝廷也为之建立了集责任与荣誉于一身的职位：。 结果，士人成为国家的支柱而不是反对者。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科举制度的产生。简言之，当时中国已开始形成一套以业绩考核为基础的近代公务员制度。西方采取这种制度部分也是受到中国的启发，但时间却比中国晚了2000年左右。
很幸运，儒家传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主要精神力量。尽管汉代儒术是一种奇特的思想大杂烩，孔子的伦理观念还是逐渐从汉初学者的调和思想中再度脱颖而出这样，秦朝在法家学说上建立起来的尤情的专制思想，渐渐就被儒家的伦理价值观所取代了。这种法家帝国与儒术统治之间的平衡再次证明鼓吹二元对在互补的“阴阳”观是多么有用。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看似势不两立，但前者为后者创造了一个适合发展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后者亦使法家的帝国稳如磐石。
四、王朝的循环
传统上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因而不断产生令人感到乏味的重复：创业打江山、国力大振、继而是长期的衰败，最后全面崩溃。中国历代正史都反映了这一点，难怪中国人总是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恢复上古的黄金时代。结果，中国文明就在这反复不断的人事变迁中艰难前行，而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多多少少都是汉代历史的重演罢了。
必须承认，中国人对王朝循环的看法自然有其道理，这种肤浅的政治模式至少能与不少基本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大致契合。西汉与东汉分别都延续了200 年的光景；后世历代在更为先进的历史条件下，亦往往享国300 年左右，而且历代的赋税、行政和军事制度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个人因素
中国的历史学家，由于受到儒家以德治人思想的影响，在解释王朝的循环往复时总是强调个人的因素。像汉高祖那样的开国之君，因为是“天命”所归，无不被描述成超凡的神人而非强少、，而失去“天命”的亡国之君，则被认为可怜、黯弱不说，更往往被指为邪恶、淫荡的莱纷之君。其实，任何朝代的皇族总是毫无例外要逐渐退化的。开国之君必然是雄才大略的强者，而后继者，生长于安乐淫佚、勾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往往会成为屏弱者或低能儿。每一朝代往往会出现至少一位中兴之君（如汉武帝），但总体而言，皇室子孙通常总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
在史学家看来，凯觑皇位者倒是往往比皇帝本人还更重要。不过夺权内幕往往更加扑朔迷离。夺嗣争统、种种宫闹阴谋和朋党之争儿乎贯穿了所有王朝的历史。但中国历史上近古几朝的朋党之争有时是围绕国家大事展开的，大多数的朋党之争都不过是为了争名夺利。在一朝陵替之时，朋党之争和宫廷政变自然比在国力强盛之时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外戚是造成朋党的最大隐患。如吕后就几乎篡夺了刘氏天下。卿相巨族亦每每利用当朝的黯弱乘机发展白己的势力，并最终割据一方成立自己的小朝廷。党争还表现为官员与宦官们的斗争。这在每个朝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宦官在宫内司守卫、管理之职，但往往逐步攫取了兵权等权力。他们出身寒微，但他们却是惟一能与外戚势力相抗衡的人，因此皇帝往往倚重他们来钳制外戚的势力。权监大阉一般没有文化，他们与士大夫的出身不同，但在朝中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因此很受百官的忌恨。秦朝相国李斯即于公元前208 年命丧宦者赵高之手，公元前47 年又有一名权监除掉了与他作对的大臣。由于撰写史书的权力掌握在文人士大夫手中，所以我们发现史书中的太监无一不被描绘成胡作非为、结党弄权的小人。
经济与政治的因素
尽管中国人强调的是个人道德与人格，但朝代循环往复的原因主要还是和赋税、管理效率及军事力量有关。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这是因为创业者形成一个短小精悍的统治集团，而他们又在战争中消灭了其余势力，因此国家财富大多流进国库。国家在新获得的和平中得到了发展，于是人日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
但是万物盛极则衰。朝廷饯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骡道、水渠和城墙。为了维护军事［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得太广而难以为继：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洒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他们对供养者的需求越来越大，但交纳钱粮的人数则越来越少、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 年内就会遇到棘手的财政困难．
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日日益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们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灾、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政府无力救济灾民，结果饥谨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主要朝代中均不难发现这种螺旋式下降趋势：这在西汉一朝尤其明显。汉武帝在位时兴修水利、穷兵默武，使汉朝国力达到最高点，但同时也引发了政府的财政危机．新增的大批政府开支哑需新的收入，而终武帝一朝，为寻求收支平衡的努力就一直未曾停止过。
汉武帝最重要的一项经济措施是恢复国家专卖制度。将几项高利润的商品的生产、销售控制在朝廷手中、他恢复了国家对铸钱的垄断，在公元前119 年更恢复了秦时的盐铁专卖制度，稍后又增加了酒类专卖一项。这此专卖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虽非鲜见，人们对此却始终有很大的争论。在公元前81 年汉武帝就曾举行朝议讨沦专卖制度是否以可行，结果人多数人持反对意见、《 盐铁论》 一书即载人此事。
公元前110 年，汉武帝开始推行所谓的“均平制”； 即实行政府丰年买进、荒年卖出的政策。这有助于稳定物价，但其动机却是为了充实国库：武帝还对某些商品加征进口税，但其余诸项措施的效果井不十分理想。他准许犯人纳币赎罪，公然卖官卖爵，并且，降低铸钱的成色，或以小钱抵大钱流通，甚至一度还曾以鹿皮代替货币使用。
王莽篡位
武帝的财政改革总体上还是成功的，这使得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大致还能保持收支平衡。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大问题：由于当时人口过多，农民的人均耕地已大大低于从前。此外，相当多的农民托籍大户巨族而无需交纳赋税，因此其他农民的赋税负担就大大加重了国库收入减少了，朝廷制度亦开始随之败坏。从公元前22 年起各地便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在此时，王莽作为当朝皇后的侄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通过剧烈的改革，用尽一切办法来稳定局势。最后于公元8 年他篡汉自立，公元9 年1 月10日； 改国号为“新”。王莽似乎是一个认真的儒家信徒，认为自己的新政是恢复了周公的古制。在儒家学者的协助下，他集中精力研究鲜为人知的古籍，这大大促进了儒家思想的最终胜利，不过他的新政主要还是沿袭了前朝的法家传统，大部分是对武帝时期政策的恢复与发展，如他推行专卖制度，重新启用“均平制”，并且降低了铸币的成色，另外同样施行了由国家向农民进行贷助的政策。
王莽新政中最为大胆的一着是对当时主要经济问题的正面出击。由于当时托籍的农民过多，朝廷的收入受到影响，于是王莽在公元9 年下令废止土地私有制，私人土地一律转为“国有”并分配给农民耕种，同时还废除了奴脾制度。如此极端的措施即使在武帝时期也是不可想象的，100 年后再来推行就完全超出了中央政府的能力。尽管王莽因其篡位一向受到正统史家的指责，但其土地收归“国有”、释放奴婢的做法，却为他赢得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一称号，并且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的推崇。
王莽为力挽朝代循环的狂澜、恢复开国之初的局面而作出的种种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