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军队总人数仍有大约300 万人。尽管中国得不到两个超级大国的高新技术，许多武器装备还是得到了更新，军队的防卫能力高于境外攻击的能力，1979 年初中国要“教训越南一顿”时，部分装备了美式武器并久经沙场的越南人就颇感吃力。而中国人的运载火箭、核武器研制和弹道导弹潜艇则显示了它的军事实力：
经济建设问题
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经济和人川司步发展。在生产浪费和低效率现象抬头的同时，工资和消费水平却停滞不前一问题部分出在计划方面。由于中国学习斯大林模式牺牲农业以发展重工业，投人大量资金增加工业产品，中国经济规划者一度认为资金／产出比率（即投资生产率）不会发生变化。但实际上在六七十年代这个比率有所增大，结果导致单位投入的产量越来越小。譬如，在1976 年到1980 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生产1 （烈）瓦电时的投人，是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 （沁一1970 年）的三倍。尽管投资不断增加，发展速度却降低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者们轻视物质动力、外贸和技术的重要性。他们甚至要求每个地区实现自给自足，从而放弃了让各个地区尽其所长以求发展的机会。结果，中国继续远远落后于亚洲其他正在建设工业化的国家。因此，改革者的新政策就是恢复物质动力的作用，把中国的大门向外贸、投资和引进技术开放。物质动力的恢复对农业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中国70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在毛泽东的集体主义体制下，被称为“铁饭碗”的农民生计得到保证，但其生产动力被削弱并导致了生产率的下降。农民即便用上了改良稻种和新的科学方法，集体农庄也未能生产出比落后的旧式家庭分散耕种方式更多的产品。
80 年代实行了“责任制”以补救这种状况。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家庭与国家签订合同，为集体生产队生产一定指标的产品，余下的部分农民便可拿到市场上出售。私人承包的责任田扩大到了总耕地的巧％，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主要由“责任田”提供的农产品产量奇迹般地翻厂一倍。这恰好证明了物质动力大于毛泽东教导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力量。
邓小平时代发生的另外一个变革是允许农户经营副业。此前这类活动曾被毛泽东批判为“资本主义尾巴”、）这一变革带来了众多成果。大约1 / 6 的农户开始从事交通运输、修理业、私人食品买卖和其他一些满足人民消费需求的服务性行业。这些家庭被允许使用雇工。农民们潜在的经营才能给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带来了可观的财富。他们建起了两层楼房，成了地方＿上的名人。〕 人们视之为模范并向他们“取经”学习。
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民很快与地方党员干部展开了合作二干部们当然不能从事经济活动或以权谋私，但是其个人关系和影响对新兴的企业家很有用处〔 ：因此，干部和企业家以一个新兴地方精英集团的面目出现，颇似早年乡绅阶层的情况。发生腐败的契机也相应剧增。从总体上看，经济模式的创新机会大大增加了可能提供的消费产品和服务类型，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提高。但在万众趋利的形势下，公社的取消和一些集体单位的凋蔽给一些能力不是很强的人造成了生活上的问题〔 ：工业改革更具创新精神，尽管这方面取得进展也更为艰难。在毛泽东时代工厂经营者必须与党委密切合作以完成国家规定的指标，计划体制给他们提供原料，但往往并不考虑产品的分配。结果常是全厂工人为完成指标而加班加点，｝币完成后则生产效率低下，直到下一个指标的最后期限公布为止。无人关心效益问题，产品可能会因为无人购买而堆积在露天发霉、生锈。为了改善产值纪录，一些厂长还计划扩建新的厂房，但这些皿厂是否能对经济有所贡献却全然是个未知数。然而铁饭碗仍阻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奖金已不再能调动积极性，工人们劳动纪律松懈且出勤率低；；
邓小平的改革给厂长们带来了一种“负责制”，他们至少在名义上不再受到党委的严格监控。厂长们不单纯考虑完成指标，他们必须负责偿还国家给工厂的贷款。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一种为偿还贷款、减少利息开支而工作的动力。工厂对效益的重视和国家下放计划控制权同时进行，中央政府指令部分让位于地方行政指导。由于中央只要求厂长清偿贷款，上交所得税，厂长就有了更多机会来改进产品以适应地方消费者的需求，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组织销售。中央政府逐步减少原材料供应，厂长们开始通过市场购进原材料。他们在投资决策权上自由度的扩大虽然使他们有更多机会营私舞弊，但同时也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随着企业的发展，信贷需求不断扩大。为此中央银行设立了一系列专门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仍然是中央财经政策的制定者，它监督各专业银行从事农业、工业、商业、建筑、保险、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交流等活动。这一扩大了的银行网络在全国各地均设有支行，它们通过发放贷款和制定银行利率来指导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是问题的核心。80 年代中期，它古了城市就业人口工业产值的70 ％ ，而集体与合作制部门大约古25 ％ ，新兴的私营企业只古5 ％。改革者在搞活国有大型企业时遇到了最大的挑战。在这些企业中，生产指标和分配到的原材料一直是由中央政府官员决定的，为了解决浪费和效益低下问题，政府鼓励国有企业根据市场计划生产。这就意味着企业要按市场价格购进原材料、辞退效率低下或怠工的工人并为产品制定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但是这种竞争可能导致工厂破产，因此这一做法遇到了阻力，有人指责它有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原先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国家规定，另外国家还按照传统做法使地方企业有权垄断当地市场。而现在新的自由市场价格取决于市场供需状况，由之产生的竟争威胁到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把市场经济和指令型计划经济结合起来是十分困难的。一巳生产领域内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劳动力和资金的市场化岂能避免？连锁反应恐怕在所难免。
80 年代中国走向一种指令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日本、韩国和台湾经历过这一转变，但在这些地区私人产业古据了主导地位，而在中国大陆，尽管在多数产业中都实行了私有化，国有企业仍古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并不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依靠市场力量刺激竞争、提高生产率是中国新工业战略的一部分邓小平的改革首先发展轻工业、生产消费品，从而满足了因个人王资和私人赢利增长所造成的国内需求，而纺织品、服装和自行车等消费品的出口也可用来换取外汇、进「1 外国技术。
打开国门及其后果
中国在80 年代的经济增长亦得益于邓小平另外一项与毛泽东时代相反的政策，即打开国门，吸引外资。与毛泽东时代中国拒资本主义于国门之外的态度不同，邓小平的改革则计划把它请进门来，利用它为经济发展服务，。其他国家在工业化建设早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毫无疑问，先前的排外政策是当时经济滞后的部分原因。
国门大开后良善并入。但总体而言，开放搞活、吸引投资和促进外贸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 年后举国上下热衷于引进外国贷款以发展中国的原料产业和工业。由于经济建设规模过大而一度停滞不前。政府不得不让与日、美、欧各国签订的大型项目合同下马。为了吸弓｝外国投资者，中国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香港毗邻的深圳。特区与中国同行共同经营合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些地区的经济体制有别于中国经济的主体。与这四个特区相匹配的是14 个以外贸为主的沿海开放城市。这令人想起19 世纪的通商口岸，但现在是由中国人在唱主角了。1980 年中国恢复了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活动。中国用外国贷款建立起了自己的外汇储备。
外贸的发展同时要求培养一支熟悉贸易法，能就合同事宜与外国公司打交道的律师队伍。其实，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巾本身己经产生了增加合同、劳务、企业、房产等方面立法的要求。这一点在涉及各政府部门的纠纷中尤为突出，因而一年一度召开的全国人大相应增加了一项审议新法律草案的重要职能。邓小平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政府内部也产生了不少变化。出于国防上的考虑，毛泽东尽量把北京政府各部委控制下的重工业项目放到内地去发展。这种发展模式现在让位于重点建设沿海城市及发展轻工业以增加出口的政策。北京对这些部门的发展不做过多干涉。企业要求国家下放经营权，而北京也很快发现比较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建立一些新的大型公司和组建一些委员会来协调各个行业的发展要省事得多。譬如，一些政府部门被归并成教委，另一些并入石油化工委员会，还有一些则合并成了船建系统。其中最富创意的是中国国际贸易投资公司，它的总裁是原上海一名大资本家，公司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在全世界开展业务。对外开放也导致了对国外经济体制的学习和借用，甚至证券市场也引进了中国。这样，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经济便以多种形式迅猛发展起来。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很多问题、，能源供应和交通运输能力依然不足。原油产量增加了，但仍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 煤炭仍然是主要燃料，但大型煤矿均在内地（譬如山西），而主要的消费者却在沿海地区。由于缺少外汇，进门外国设备也受到限制。发展经济需要现代企业管理人员，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则远水不解近渴同时，中国因人I ： 上与｝j 俱增而！郁晦粮食不能白给的威胁。，
8 。年代早期，现代中国的古次人日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J 已经超过了10 亿，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正处于育龄期。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国策就在这种情况下止式出台厂，尽管这一做法与传统家庭结构严重抵触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中不无成效，但是在农村，农家为了致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为了得到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井继承家族的姓氏，农民偏爱男孩，这导致了一些杀害女婴的现象。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在乡间难收成效，尽管政府提供了避孕手段和人工流产方式，中国人口到21 住t 纪中叶达到巧亿看来势所难免。儿百年前，这种人口剧增可以因战争与饥荒得到遏制，但绿色革命与先进运输手段的结合却可能在工业化时代造就庞大的贫困人口。一度是世界上最具帝国首都风貌的北京，由于烟雾的侵蚀、城墙和城楼等纪念性建筑物的拆毁、容纳了几百万新居民但毫无特色的大楼的兴建，当年风貌已荡然无存。
城市化的恶果早就在外国统治的上海得到了体现。因为上海很容易受到外国海军力量的攻击，毛泽东最初是想把上海的城市经济拆散内迁，当事实证明上海是发展工业所必需的一个基地时，在基础设施几乎没有改进的情况下，政府又要求上海发展重工业。而交通、住房、污水处理和社会服务行业基本上没有得到重视，各项设施老化，呕需要彻底更新。此时，新的桥梁和隧道建设起来，地铁开始兴建，港口和航空港得到了扩充。新政策重点发展轻工业以满足消费需求，发展特殊教育体制以扶持高新技术，扩大了与外国资本家一起经营合资企业和发展外贸的能力。
文化和政治
处在这种开放和独立中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控制大局呢？和以前的情况一样，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最具产生不合谐音的危险。
中国传统要求“学而优则仕”。国家推行一种正统思想，学者就应当配合维持。人们渴求秩序（“治”） ； “乱”被视为国家的大敌。这种思想受到主流文化思想的支持，这种观点认为，凡是中国的艺术、文学、哲学和价值观都比外国的好。这些思想中有许多为当代社会所继承，有时还得到共产党国家政权的强化。持不同政见被认为是不进步、不爱国的表现。国家希望知识分子既红又专口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共产党干部，具有和儒家思想对于士大夫阶层一样的重要性。
在这种形势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倡打开眼界，发展经济。改革包括逐步放宽党对文艺界的控制。这使“文化大革命”对作家和学者的摧残得以在“伤痕文学”中记载下来，其主题不外是文革后青年人的玩世不恭。作家以此来弥合心中的“伤痕”，治疗心灵的伤口二政治对艺术重压的相对减轻使各种文化活动得到了新生。中国传统戏曲重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