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人民公社成了“大跃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根据发扬群众自发积极性的群众路线而做出决定。典型的人民公社是由一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人民公社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这里一切都接受党的领导。每个公社下分几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分为若干生产小组，每个生产小组大致等于先前的一个合作社或半个村庄。农民的自留地被公社收回。按照规定人们必须在大型公共食堂吃饭。尽管基本上做不到这一点，全部劳动力仍受到严格的控制。村中的男子像军队一样列队向新的生产指标发起冲击，而妇女们则代替了他们在农田里的位置。政府的浮夸风宣传，激起了不了解实情的农民的热情。党希望以此将农民改造为无产阶级，把他们和土地分离开来以建设新型的农业城市。由于拥有自己的上地是中国农家千百年来的执著迫求，反对人民公社的农民自然没有多大的积极性。由于管理不当而劳民伤财，破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场革命终于失败了。政府实行按需分配的平均主义工资制度后生产力不断下降二在人民公社中把劳动者按军队编制随意调动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1958 年12 月，「扫共中央不得不把决策权从公社下放到生产大队一级。工资的发放也恢复了以工作量大小和工分为标准的计酬方法。1960 年，农业形势继续恶化，人民公社的权力进一步分散，平均大约40 户人家一起劳动的生产小队成了基本农业单位，私人经营的自留地也得到恢复。1 勿闭年之后苏联经历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工业生产停滞时期。印年代初期，中国遭受了自然灾害、农业减产和苏联撤回援华技术人员等一系列困难。之后好几年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处于混乱状态。1960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以前减少了大约1 / 3 。人民普遍营养不良。1959 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 万甚至更多。所有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人民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交通运输陷于瘫痪，工业生产也停滞不前。政府承认，10 年来不受重视的农业现在应当获得优先发展的权利了。总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利用政治权力造成了经济建设上的重大失误。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不断鼓励50 年代中国革命中极端主义的发展和“冒进”、“放卫星”的做法。他们认为，马列主义领导团体懂得如何解放潜在的社会生产力，它能够解放中国劳动人民此前受到国内外剥削阶级压制的创造精神。他们相信，一旦党发出号召，群众就会纷纷响应。这种信念当时既未受到全盘否定，也没有得到支持。到了60 年代，中国人民已经懂得如何与共产党政权共处，就像他们和以前历代专制政权共存一样，但他们原来的革命热情已经消耗殆尽。更为严重的是，党的上层领导集体和最高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不断扩大。1959 年年中，从“大跃进”灾难中觉醒的一部分中央委员批评了毛泽东不切实际的极左政策。毛泽东挺了过来。他仍是中国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毛主席永远止确”的神话已经不复存在，毛氏不得不从日常事务退了下来。国内的政策争论从此开始；不久，外交关系上的新情况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外交政策
中国自古就有以本民族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这从它的汉语称谓上就可以看出。中原王朝统治的疆域是“天下”，它代表的国家是中央之国的“中国”。这些称谓显示了中国自给自足、不事扩张的传统。当然对它具有国防战略意义的亚洲内陆边疆地区是例外。50 年代的革命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国家，它囊括了藏族、维吾尔族、内蒙古的蒙古族等40 多个少数民族，建成了前所未有的拥有7 亿多人口的庞大国家。古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继承了一项思想传统，认为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才能遏止内战和外族入侵，并保证国家的和平昌盛。与同属基督教文化圈的欧洲民族国家不同，中国人有一种文化和种族上的民族主义情感，它要求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所以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收复台湾。北京称台湾是被美帝国主义“占领”的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收复台湾才能结束国共内战，完成中国的统一。
中国国内革命造成一种对待外部世界的强硬态度。它强调普遍适用的名称，如“美帝国主义”是敌人，中国的“解放”是所有前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中代表“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帝国主义阵营”做斗争的榜样。在这些话语中，中国新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更大的适用范围内得到了表述。在这种情绪下，中国把苏联看成自己的“老大哥”。根据这一精神，北京在50 年代的外交战线上采用了和国内斗争中一样的软硬两手政策。
从1950 年到1954 年的第一阶段始自中国和美国遏制政策之间的军事对抗。1950 年6 月苏联支持下的北朝鲜军队进攻韩国，这成了中美军事对抗的直接导火索：正如前所言，这一事件促使美国支持联合国军队保卫韩国并恢复派驻海军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此后不久，中国军方干预朝鲜战争，进入西藏，并向印度支那的越盟提供军事援助。经过两年的谈判，朝鲜停战协议于1953 年7 月签订。法国军队在奠边府战役中被击溃后，法国于1954 年7 月在日内瓦签署了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协议。中国作为军事大国也参与了协议的签署。在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美国也扩大了对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的防卫承诺。在冷战的阵地七，双方都通过军事行动寻求安全保障。1954 年9 月，美国发起创建了一个集体防御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其成员国有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华盛顿也与汉城政权（1953 年10 月）及台北（ 1954 年12 月）当局签订了联合防务条约。这样，当国共双方在厦门海岸金门岛的对峙于1955 年初演变为军事危机时，中国在朝鲜、越南和台湾、西藏的活动遇到了美国领导并进行经济支持的反共活动的干扰。在早期的军事对抗之后，双方迎来了更多依赖外交沟通的时期。在1954 年4 月至7 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会同各大国的外交部长们就法国势力撤走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进行了磋商。其间中国与缅甸和印度进行谈判，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也成了1955 年4 月有29 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亚非会议的主题。在“万隆精神”的基础上，中美双方从1955 年8 月开始进行大使级的阶段性谈判。双方总共在日内瓦进行了73 次谈判，之后于1958 年到19 必年间转移到了华沙，又进行了58 次会谈〔 。
但这一较软的外交路线很快又硬了起来。1957 年8 月苏联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一导弹，同年10 月又把第一颗卫星送上了地球轨道。帝国主义一时似居下风。11 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 周年庆典。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中国；、毛泽东宣称现在“东风压倒了西风”，呼吁社会主义国家在东西关系中采取挑衅姿态。j 这一号召很快就体现在台湾海峡的局势上。美国已于1951 年帮助国民党军队恢复了军事力量。此后国民党当局不断增加对大陆的骚扰，向大陆派遣特务、进行航空侦察或派飞机散布传单，甚至还派遣了武装突击队冲击大陆海防〔 ）他们加强了金门岛“前线”的防务，在那里驻扎了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的1 / 3 。这最终造成共产党在1958 年8 、9 月间做出炮击金门的反应，引发了第二次金门危机。后来炮击虽然中止，但是国民党守军只保住了一片焦土。国民党当局把金门岛看成他们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块属地。
在另一个地区西藏也重新爆发了武装冲突。中国政府在那里推行社会主义革命。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之后，1959 年3 月拉萨发生了暴动，但被中国驻军镇压下去。次年夏，中印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脉东西两端的边界摩擦升级，到1962 年发展到了短期战争。中国重新控制了新疆和西藏之间的战略通道，尽管后来证明是印度先挑起争端招来中国粉碎性的迅速反击，但在当时西方看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制造事端。
四、“文化大革命”
宗派分裂
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人民头上加了一套官僚机器。但不管是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还是人民公社，都没有满足人民的经济需求。随着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党内会议上关于是否采用其他政策的争论日益激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一旦确立，它的团结统一就开始受到决策压力的考验，而这一压力随着中共放弃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而逐渐增大。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主要领导人开始提出可能采取的政策。其中毛泽东持有一此观点，而刘少奇与邓小平持有不同看法。毛泽东的早年生涯使他养成一些独特气质，如独立思考和关心普通农民的疾苦等。20 年代早期和中期他曾与国民党合作，1927 年国共分裂后他懂得了军事力量和游击战术的重要性。在这两个时期中，他都不是党的主要领导者。1935 年后在他领导共产党的20 年里，他的武装斗争方式不断取得胜利。由于革命需要强有力的个人领导，毛泽东的个人影响不断扩大，但是在决策方面他总是旗帜鲜明地坚持一种路线而反对另一种。
源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包含有两种对待革命的观点：一种把历史看成一出道德剧，革命即是道德改革；另外一种观点把各种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物质意义上的技术发展看做促使新的生产力产生新阶级的革命力量。在研究这一对同源主题时，毛泽东着重强调对社会平等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追求，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则看到了社会发展对于物质文明发展的实际要求。这后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一个社会中诸如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上层建筑是其物质基础即生产关系的反映，只有生产关系改变了，上层建筑才能得到改变。毛泽东所倡导的唯意志论和平民主义思想认为，人民群众的意志力量一旦得到发动，人民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从毛泽东本人的出身背景中人们也可以看出农民世代相传的对统治阶级特权和地位的痛恨。本世纪早期，中国学生一度对无政府主义理想做出积极响应，希望消灭一切政府形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自由社会。在毛泽东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如中国古代典籍认为的人性本善，只要予其人适当教育就可以发挥出他的潜力，而领导职位必须由德才兼备之人担任。这一点成了孕育一位圣人式英雄的温床，而思想上更接近苏联的刘少奇及其同事们却把毛泽东思想从1956 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删去，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祟拜。
这两种内在选择的二元性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一、唯意志论与计划论：大多数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人支持通过系统开展五年计划，积聚投资基金、建设工业，但毛泽东对政治比对经济更加热心。唯意志论是毛泽东的个人信仰。这种信仰导致他支持各自为政的地方积极性，反对中央控制，提倡人民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并值和技术培训的必要性。“红”与“专”：受过政治培养和受过专业培训的人群之间，即党的组织者与政府专家之间构成了最为强烈的一组对比。
这些通向中国未来的不同道路并非一直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在中共中央的很多公开文件中，它们都作为相互联系的原则而加以宣传。刘少奇和邓小平一度支持具有显著毛泽东式空想社会主义特色的“大跃进”，但运动失败后两人的反对态度迅速转向强硬。1958 年12 月后，毛泽东“自愿”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位让给刘少奇。这时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在每一次革命都会遇到的问题：何时社会革命可以转向社会稳定？或者说，怎样才能保证革命精神永不衰败？追根溯源此即所谓的修正主义问题― 苏联也曾经陷人的窘境。当时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变得日益强大。
中苏关系破裂
鉴于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历史、自我形象及其需求和目标的差异，中苏之间在几个层次上产生重大分歧就不足为怪了。两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使之互相产生了猜忌。13 世纪，蒙古人曾经奴役过南俄地区；而沙俄帝国主义者也曾侵犯中国东北、蒙古和新疆。透过共产党的中苏“兄弟”关系的宣传话语，历史确未提供多少能让双方相互敬仰的事实。两国合作以苏联提供援助、中国实物偿还的形式进行。这本来出自双方领导人的意愿，两党交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