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反对土改的顽固分子，必要时先把他们清除出去，然后向贫农们讲清实行土地改革的好处，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后吸收他们担任土改运动的领导。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即进入“阶级斗争”时期：在“斗争大会”上，人民群众以“诉苦”或“算账”的方式倾诉自己长久以来受到的痛苦、。不得人心的地主或“土皇帝”被处决、赶走或者悔过自新，而人民群众则通过激烈方式表示拥护新制度：） 下一步是创建农会。通过农会决议，每个人都可以确定他的阶级成分，诸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或雇农。农会只负责土地的归类、没收和再分配。最后的“平均土地”仍是农民起义的老传统。地主阶级的残余一般在人身或社会地位上都被消灭，党代表建立了他们的权威，耕地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
根据1950 年的宣传，这种“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私有制形式将“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实际上无沦对于资本家还是农民，它都并不长久。新政权马不停蹄地开始进行农业集体化建设、、这项改革从北向南按i ｝ ； 划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先建妇喻时、常常是季猫性的/ ！、规模互助组，然后发展大一点的长期互助组，最后建立农业合作社、在农业合作社中，农民共同一起耕种并根据各人提供的土地、工费和付出的劳动分配产品。，农业合作社仍然建立在私人土地古有制和自愿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但是运动的门标开始改变很快有人提出只有全面实行集体化才能生产足够的农产品支持工业化建设：：
社会变革
很久以来，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家庭亲合观念和孝道就开始受到侵蚀，共产党的“解放运动”更推动了这一发展。根据1 塑为年颁布的婚姻法，妇女和男子在结婚、离婚及财产拥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这一做法标志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历经本世纪初以来的发展后取得的胜利。旧的家庭制度受到具有象征意义的致命打击，人们要求子女反对父母，这极其明显地破除了以孝为百德之首的古代传统。旧式大家庭被当作封建残余受到批判，自由恋爱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新政权力随着1950 年底朝鲜战争的爆发，发动群众的工作变得比以往更为容易。中国军队初期的胜利和以后关于美军开展细菌战的消息为摧毁美国以前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中国兴起了两场运动，一是“抗美援朝”，二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号召人们为了保卫祖国，监视亲属邻里中的可疑人物，一旦证实某人通敌，则即使是父母也要当众批判，并且把人民公敌送交劳改。被处决的“敌人”和土改中由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者有上万人之多，一说有上百万。
在这样的革命和爱国主义情绪中，外国传教士作为外国间谍而受到批判。他们或被监禁，或受到驱逐。“三反运动”发起后，要求建立不受外国传教士“文化帝国主义”控制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会。不受外部影响的“民族教会”终于建立了起来。到1958 年，“一二自”运动统一了各地所有教派的基督徒。发动群众斗争某些个人的运动方式日渐普遍地被用来重建中国社会结构。1951 年和玲52 年间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即采用这种很典型的方式。“三反”的目标是整治干部阶层的不良风气。它包括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要把腐败分子清除出自1949 年后从国民党手中接管的政府机关，从而增进政府机关的活力。“五反”运动是一场针对商人和企业家这些“资产阶级”的类似斗争。它即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二和所有其他活动一样，群众被发动起来，建立各种委员会，鼓动起群众的高度积极性、义愤填膺的场面和对正义战胜邪恶的热情支持，而以认罪、悔过、改过自新或自杀、处决和送交劳改等方式消灭替罪羊的程序也接踵而来。通过这种运动，使商人阶层服从国家法令。
以延安时期建党方法为基础，刘少奇等组织者创造了切实可行的思想改造方法，以此来改造各类敌人或同志的思想。当朝鲜战争中的美军战俘交待美军细菌战的计划并与抓获他们的中国人合作时，他们所面对的是已经在包括党员在内的中国人身上实践过的思想工作方法。这些针对犯人的“洗脑”程序是共产党革命工作的一种表现。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习性。
思想改造一般都有某些共同特征：控制个人的私人生活环境及其所能接触到的信息（这一点已在全国受到普遍控制）；理想主义和恐怖手段的交替刺激；在不断加强个人负罪感和羞耻感的同时把个人纳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历程。汉语俗语“洗脑”一词的含义在其他地方只见于古代宗教斗争中，其独特之处在于更为全面严谨的组织结构。心理学家能够说明剥夺人身自由、长期不得安全的环境、紧张再加上过度疲惫和反复灌输教条怎样会使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为了逃避这种压力，许多人只好服从权威。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干部来源的学生阶层而言，这种思想感情的改变是在作为新教育体制一部分的大型革命大学中完成的。
这类教育中心一般拥有喇X 幻名左右的学员，可以被分成一两百人的班级，并再细分为6 到10 人的学习小组。为期6 个月的典型思想改造课程往往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是自由讨论，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自由发表意见。在这个阶段学员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共同讨沦之后自由交换意见，从而在“思想动员”中公开自己的想法。
第二个阶段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加强，个人开始感到压力而惟恐被改造运动拒之门外。学员不仅仅抽象地抨击社会的丑恶思想，努力挖掘自己身上的缺点并全力加以纠正。他可以进行自我批评，也可以接受其他学员的斗争，身上任何程度的主观主义、客观主义、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都在斗争之列。各参加者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面对斗争时都无能为力。很快他就会因为感到羞耻而低头认罪。这时他已经可以通过认罪悔过和自我批判来接受心理净化了。
第三阶段是服从和新生。一旦学员的思想检查或悔过书得到通过，他会觉得受到净化而成为一个新人。他受到的教育使他感到，本性给他造成了强大的情感压力而只有服从党的权威，他才能从这种白造的紧张情绪中得到解脱。他必须依靠党。党的目标不仅要控制受过训练的积极分子，它更要改变这些人的奋斗目标和思想观念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质量。他们不再听命于家庭和父辈，党和革命取代了二者的地位。
至于老一辈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西方归来的留学生，他们思想已经定型，批评、自我批评和悔过并未能彻底改造他们。当北京的教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影响时，实际上的效果与其说是改变了这些个人的思想，不如说是让大众看到他们站到了新制度一边。这样，一个本来可以代表西力一非共产主义影响的阶层保持了中立。
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集权主义传统也可以用来为现代服务、中闰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理沦联系实际列宁认为理论必须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样不但能够认识世界而目＿可以改造世界。或者按照毛泽东的话讲，就是：“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儒家学者特别是王阳明，曾抨击过知行二元论，认为正人君子应当用合乎道义的行为去体现他的道德观点。濡家的修身即指知在行中得到实现，而行则有助于知的深化，
然而儒家的修身并不是一种群体活动，它强调的是人性有在道德上得到改善的可能。这种中国古代思想认为通过适当的道德教化，可以把人塑造为更为人世的个体。其实个人的修身和群体的自我批评有相当大的区别，但两者也不乏一些共同之处。延安整风运动术语“古为今用”取得了类似于儒家教化的权威。根据刘少奇的观点，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必须用“自我修养”来要求自己，学会“反省自身”以服从党的领导，更为灵活有效地为党＿〔 作。这样，原先的儒家思想灌输个人对家族、父辈和皇帝的忠诚，毛泽东思想则把忠诚的对象换成了人民、党和领袖。当时学习、引用儒家经典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思想改造主要在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进行，这些人日后成了国家的精英和政府的智囊。在农村的农民群众中间，最显著的社会变革是给每人划分阶级成分以及建立由干部与革命积极分子组成的新领导层。由于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的权威，这一地方管理阶层取代了以前士绅阶层的地位。但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变革与城市相比仍是慢了一步。
朝鲜战争和苏联援助
早在1949 年毛泽东就宣称他的政策是“一边倒”和“反对金融帝国主义”的。此后，他在莫斯科经过九个星期的艰苦谈判，于1950 年2 月和斯大林签署了为期30 年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但是北京政府似乎并不希望卷人朝鲜半岛的冲突。相反，中国共产党倒是可能有过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台湾的想法。但由于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制止台湾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可能采取的渡海入侵行动，这一想法遂成泡影。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国的主要战略利益转为确保其重要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南部的安全。这一工业基地是从日本人手中接管过来的。
当美国军队于9 月进逼三八线向北挺进直指鸭绿江时，他们清楚地表明，其作战目的从制止北方军队入侵变成极不明智的以武力统一整个朝鲜。这一军事计划起源于麦克阿瑟将军的军事胜利，而华盛顿对此也表示默许，但它忽视了一点：中国需要一个起战略缓冲作用的邻国，从而避免在东北工业基地的边境上与一位宿敌形成对峙。中国明确发出警告，表示将不会坐视不管。10 月中旬，林彪摩下第四野战军的一部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渡过鸭绿江进入了北朝鲜。11 月下旬，志愿军突袭美军并切断美军各部之间的联系，迫使后者向汉城以南退却。
但是当中国欲以人数上的优势以武力统一整个朝鲜时，这一努力受到联合国军队的火力压制。最终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形成了对峙局面。停战谈判于1951 年7 月开始，在停火线附近的板门店延续了两年。在此时期战斗仍在继续，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得到了苏联重型武器装备的援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于1950 年进入西藏，经过一年的战争，在那里平息了战乱恢复了控制。此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采用了苏联模式并得到苏联的帮助。中国按照苏联制式组建起一支职业军官队伍，它指挥着250 万人的正规部队。
但苏联的援助是有代价的。1950 年，中苏间仿照东欧模式成立了“合股”公司，共同开发新疆矿产资源并开展其他合作项目。但在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所有项目全部废止，苏联人也逐步放弃他们在中国东北铁路干线和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特殊利益。
在工业化过程中，苏联的经验技术起初曾给中国以极大的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国学员前往苏联接受培训，许多苏联技术人员则来到中国帮助建设几百个工业项目。得到苏联贷款的支持，中国的外贸模式发生了180 度的大变化，其贸易伙伴由西方国家和日本变成了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国得到了关键技术上的重要帮助以及不计其数的军事装备和重要设备，但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当时的贷款是用原材料偿还的。中国效仿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发展模式的能力受到一些特殊条件的限制。50 年代初期当中国开展自己的五年计划时，国内状况与其说近似1928 年的苏联，不如说更为接近l9 （ X 〕 年的俄国。1 峨刃年时，俄国人均拥有的生铁、钢材、棉产品数量和每平方英里铁路线的长度，都大于中国在1952 年的数字。同时，苏联还拥有一支更庞大的受过现代教育的技术专业人员队伍及远为发达的教育体系二牺牲农民利益来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并不真正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过多的人口（根据1953 年的人日普查达到了5 。 83 亿，并且每年递增1200 万到！《 刃万）加lt －可开发新增土地的相对缺乏，意味着中国人［： 上对粮食供应产生的压力比几卜年前的俄国更大C
三、通向社会主义的斗争
中国的社会革命曾试图从根本上把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并将群众引人政治生活。但是中国农村还不是汽车文明的一部分。它所关心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