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到1921 年华北发生饥荒期间它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到1936 年它募集了5 以X ）万美元的外国捐款用于改善农村生活条件C 这个组织在灾区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在灾区打井、开路、建设堤坝，还在华北建立了拥有20 万成员的农业信用合作社。鉴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日益重视社会福利，1922 年召开的包括各教派在内的新教会议组成了全国基督教理事会，其宗旨一方面施行社会福利、传播教义，另一方面要推动中国“本土”基督教会的建设。理事会在它的城市发展规划之外开始制订农村建设计划，鼓励农业研究和农业生产活动。这样，到1930 年基督教传教团已经开始触及“农村重建”的问题。
这项运动的先驱，耶鲁大学毕业生、基督教青年会会员詹姆士？ 晏从192 石年起在北京附近开展工作，后来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他的大众教育运动以利用外国援助为中国农民解决实际问题为切入点，率先应用农业科技，推广基础教育。不久，这一运动就遇到了农业信贷、开发市场、创立合作社和成立农会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农会这种形式在受过教育的成员领导下，可以反映农民疾苦，最终提出有关土地租赁期限和地方政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社会工作者和教育家的渐进改革方式与地方势力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这些地方势力是以前士绅阶层的遗绪，经常在地方军阀或黑社会的武力支持下独霸一方。在这种形势下，“农村重建”计划会威胁到现状的稳定。
政府本能地控制和利用了这种形势。蒋介石通过和教会与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密切的夫人宋美龄，邀请美国传教士在刚从共产党手中收复的江西选择一个地区设立模范县，但当地的赤贫使无论宗教还是社区工作都未见任何成效。蒋介石发起了自创的“新生活运动”，推崇“礼、义、廉、耻”这四种古人的行为准则，同时采用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宣传方法。1934 年到1937 年间，政府通过拥有1300 个支部的组织网络向公众提倡“新生活运动”。但是在“新生活运动”的幕后，蒋介石效仿欧洲法西斯组织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蓝衣社”以协助他在全国实行军事化统治。
当时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正在快步走向崩溃，这一点为时人所忽略，亦乏统计数字说明。中国巨大的农业人口散布在上百万个小村庄里，国民政府或传教团体的势力都鞭长莫及。农村手工业制品受到工业制成品的全面打击。被无情拖进货币经济泥淖的农业，本身却没有变成资本。农民极端贫困，缺乏资金贮存收获物、改良种子和改进工具，只有借高利贷一条出路。农村的贫穷和混乱日甚一日，而非共产党组织推行的西方式重建计划却始终零星而无效。最终农村重建的希望在外敌入侵和持续的战乱中破灭。
五、日本侵华
日本占领东三省和中国的反应
中国的东北三省面积古全国上/ 4 ，而人口只古全国上/ ro 。l9 （幻年东三省的人口为1100 万，到1930 年猛增至3 中闺万，这部分是因为华北移民的大量涌人。驻东三省的日本军事当局有强烈的扩张欲望，而国民政府兴起后把东三省视为“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中国合法领土之一部分”，这与日本关东军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发生了正面冲突。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军官策动“沈阳事变”，企图占领整个东三省。上海各界群情激愤，起来抵制日货并在租界外举行了大规模抗议；19 犯年1 月28 日到3 月3 日，抵制和游行发展成与日军的正面冲突。7 万日军在遭到中国军队异常顽强的抗击后，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但与此同时，日本在东三省发动的一场成功政变粉碎了国联构建的集体安全体系。国联和美国对日本通过暴力取得的利益不予承认，但这并不能遏止日军的侵略气焰。
鉴于以往异族用中国人征服中国的惯例，日本在东三省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并通过指派日本参谋控制了这个政权。1932 年3 月1 日，“满洲国”成立；不久，前清废帝溥仪被立为“满洲国”皇帝。日本当局拉拢一批当地中国人组成“自治委员会”，宣布“满洲国”独立。炮制出一个所谓的独立国家，这样外国势力只要不承认新政府，他们无法染指该地区。“满洲国”的军备建设需要工业化的支持，政府对开办公司给予扶持，鼓励个人把私人资本转化为投资。在一家中央银行的管理下，币制得到统一。通讯、交通运输和水电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网修建到东三省和苏联按嚷的边境，而原与日本南满铁路竞争的中资经营的平行铁路线则被合并。这样日本人在东三省建立了一个与日本本土竞争并要求大量资金投入的工业基地。虽然日本在其中并未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但在亚洲大陆建立一个新的战略基地既满足了军方的帝国主义虚荣心，也为日后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日本军队猖狂进犯华北。他们在长城以南的北平和天津一带制造了一个非军事区。在那里，又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府怂恿不法分子向华北走私货物和毒品。1935 年中日签定一项协议，华北成为中立区。紧接着，一批日本军官企图策动分离主义活动，将已经中立的华北五省建成又一个傀儡政权― ' ’华北国”。这项阴谋在12 月北平学生的示威抗议下宣告破产，但学生运动的高涨也使南京政府左右为难：究竟何时何地组织抵抗？
“沈阳事变”后，中国以抵制日货形式开展的非军事抗日运动一度相当有效，抵制活动遍布全国及全海外华人地区，人们拒买日货甚至不与日本银行与商务机构打交道。抵制活动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协助，学生、商人均踊跃参加。活动在一些通商口岸城市采取了地下形式，必要时亦采用恐怖主义手段，并通过公众集会、宣传、监督、罚款及严惩汉奸商人的方式推广各项活动和宗旨。日本对华出口额减少了50 ％。日本的侵略行径引起全国各界强烈抗议，但南京政府低估了非军事力量和准军事力量（抗日游击队）的抗日能力。国民政府的武器专家们深知手无寸铁的平民是不可能阻止日军的坦克和飞机的。这当然是人所共知的不争事实。但它忽视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了的情况：当群众性抵抗力量被动员起来支持常规军事力量或与军事力量合作时往往产生极大的影响。蒋介石有标准军人的战略眼光，他先集中力量建设他的德式陆军而不急于投人战斗。1931 年后的六年间，他凭其手腕与毅力和日本人斡旋、谈判、逐步撤军，动用一切手段避免和日军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这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除了训练新军，蒋介石在动员群众、发动全国抗战方面却毫无建树。相反，由于他反对共产党发动农民对地主进行斗争的阶级战争方式，蒋介石让新军遵照“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在1931 年到1934 年间连续五次对共产党根据地发动了“围剿”。南京政府不抗日反打中国人的政策激怒了非共产党的爱国民主人士。一时间，南京政府受到了来自各界的巨大压力。
1934 年和1935 年间，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进行长征；到1936 年，共产党在西j 匕又拥有了一块根据地。1935 年8 月，中共和共产国际共同提出为抗日救国建立第二次“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策略目的是转移日本对苏联以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压力。1936 年罗马一柏林轴心国协议和德一意一日反共产国际协议的签定进一步增大了侵略战争的危险。12 月，蒋介石在西安被不愿与中共作战而要求抗日的东北军逮捕。这时，中共方面派周恩来出面调解，终于达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中日战争
1937 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以北平“七七事变”为始，紧接着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中国正式卷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持续了八年，比欧洲战争还要漫长。在1941 年12 月8 日前的四年里，自由中国孤军奋战，而美国迟至1941 年年中还在向日本出售重要军需物资如燃油和钢铁。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直到那时仍一如既往地顽强抗战，同时也仍然未能摆脱南京时期的政策局限。国民政府本以对外贸易为立国根本，但战事的发展迫使它迁往内地，日渐与外界隔绝。这时它才开始领教内地农村的一系列问题。蒋介石正确地估计到，日本的疯狂侵略早晚会使其他国家卷人战争，中国会得到它们的援助，战争会成为双方耐力的竞赛。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有力地遏制了日军的前进，但它本身也遭到重创。1937 年底，中国军队受到日军侧翼包抄后被迫放弃阵地西撤，“用空间换取时间”，采用“焦土战术”把许多不能迁往内地的工业设备彻底毁坏。1938 年国民政府在汉口稍事喘息后，继续沿长江西迁，把四川雾瘴重庆定为战时的陪都。整座整座的工厂、武器库和一些大学教职员工及学生机构随政府迁渝。他们远离了敌人的坦克，但是无法避开日本飞机的轰炸。
日古区很快被两家傀儡政权瓜分。它们各自发行了货币。进攻华北的日军得利于密布的铁路网，迅速占领了城市，不久也击败了大多数抵抗力量。但在铁路网内人口众多的平原地区，日军势力难以进入，抗日游击运动方兴未艾。日本华北方面军抢在华中友军之前在北平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成立了临时政府并起用军阀时代亲日派遗老做政府首脑。他们提倡封建礼教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利用大众传媒和学校教育宣传反对西方和反共的思想。在华中，「1 本于1938 年3 月在南京扶植了一个傀儡政府。同年10 月，日军攻陷汉口和广州后宣布他要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欲以对华宗主权取代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这使一度留日、此时政坛失意的汪精卫背弃重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单独与日木礴和，投靠了日本人。1940 年3 月30 日，经过反复的谈判，汪精卫就任重组后的国民政府首脑。该政权设在南京，打着国民党正统派的旗号，由一批和汪精卫一起变节的反蒋国民党人士组成了一个借尸还魂的所谓“国民政府”。北京和南京这两个傀儡政府和满洲国一样须靠日军刺刀维持统治，他们的伪装面目根本骗不了任何人。但是，一如稍后欧洲的情况，侵略者的军事优势使城市起义无异于白杀，杜绝通敌行为事实仁也往往难以做到。一些人和敌人合作有时也能缓和一下侵略者的残酷行为，不能说客观上对国家没有一点好处。日本在30 年代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招集到一批汉奸来统治中国的广大地区，也说明当时中国并不具备群众性抗口的能力。
由于日军势力在大西南鞭长莫及，国民政府在相对落后的内地幸存下来。这使它卷人了与共产党的竞争。从1937 年年中开始，国共合作进入了另一个时期，两党竞争表面化。国民党很快就发现，共产党在战时社会剧变中会得到更大的利益，特别是共产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动群众、武装农民。国民党开始在其控制区内压制这种势头，派去封锁西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军队后达20 余万人。两党统一战线只是一面贴上“统一”标签的墙纸，墙背后掩盖不住的事实是两个拥有武装的集权政党互相争夺最高权力。
在避免农村社会变革的同时，国民党采取各种措施巩固其政治权力。1938 年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国民参议会以敷衍公众对成立代议制政府的要求，其成员基本上是各界的头面人物，但这个机构只有建议权，政府并没有义务一定给它答复。1939 年到1947 年间，蒋介石领导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建成了一套和国民党平行的金字塔式组织。但随着团员年龄的老化，它逐渐成为国民党的竞争对手，而这个团体又提不出任何新的思想，最终只能被国民党回收。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把全国各类法官、军官、教授和政府官员集中起来向他们灌输党义。经过两到三周的讲座、柔软体操等活动之后，这些人以小组为单位学习国民党党纲，并由最高领导人接见，聆听训话。地方政府于1939 年实行“新县制”。以振兴县级经济和福利，但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只是恢复了古老的保甲监视制度，这对于维持地方秩序多少有些用处。政府宣传说保长由村级选举确定，因此有“自治”性质，但实际上并无记录证明当时内地农村举行过选举活动。
所有这些措施都和重庆政府的抗战作风一样暴露了指导思想的贫乏。最典型者，国民党领导人此时仍热衷于争夺权力。军事委员会日渐行使文职政府的职能，控制的军队人数一度达到5 朋万。而如此庞大的政府和军队却围绕着蒋介石于194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