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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这一方针上的灵活性，苏俄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在公开外交和革命颠覆两个层面上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苏俄外交部的政策以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特殊权益为开端。经过在北京的九次艰苦谈判，苏俄政府实际上达到了帝俄政府在东北亚的目的。苏俄和北京政府于1924 年5 月签署的协议最终确认了中俄共同管理中国东清铁路的事实以及俄国在外蒙古的势力范围。同时，在苏俄颠覆计划的指导下，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组织机构，并帮助发动一场由中共领导的劳工运动。共产国际也和北方主要军阀头目及南方的孙中山进行联系。这时，俄国局势的发展使列宁在1921 年推行了“新经济政策”' ，紧缩开支，缩减各项活动，“暂时搁置”共产主义的输出。这一做法使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未能看到苏俄更为极端的可怕形象。
国民党的重组和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国共合作孙中山正在寻找一种政党组织形式，以便把国民党从一个夺取政权的党派改组为能对觉悟不高的广大民众进行“训政”、建立民治政府的政党。苏俄的一党专政此时似乎已成了历史大潮的一部分，而1919 年后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则提供了不依靠阶级斗争的一党独裁的典范。五四运动启发孙中山重组国民党，新的国民党章程、纲领和宣言于1923 年1 月1 日公布。国民党的重组工作在1924 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期间正式完成。作为重组工作的一部分，孙中山逐步发展起与共产国际的合作关系。
孙中山是在各种形势的逼迫下走向了这一步。列强只顾与北京政府周旋，而未作出任何举措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体系。他在1923 年9 月向列强提出允许广东政府使用广东地方海关税余额，遭到列强的严词拒绝；更有甚者，列强在广东海面聚集军舰，防止孙中山的军队武装占领海关。他多次向西方求助未果，国内政坛上的大起大落也令他沮丧。国民党在广东成立的由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国会同北京军阀政府的国会一样脆弱，随时都会分崩离析。与某广东军阀合作破裂后孙中山被迫出走上海。他函需帮助。
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结盟意味着孙中山必须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共二大于1922 年年中召开，会议同意和国民党平等合作。但国共合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两党合作。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以便形成一个“党内”而非“党外”集团。孙中山允许李大钊在加人国民党时保留中共党籍。紧接着陈独秀也以同样的条件加人国民党，并被授予国民党要职。此外也有不少共产党员陆续加入。
根据苏联的建议，孙中山开始着手建立一支军队。他派遣其得力军事助手蒋介石赴苏学习建军方法。国民党开始列席共产国际的会议。1923 年年初返回广东后，孙中山开始任用中共党员担当要职。他采纳了一位能干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让他负责规划新的国民党机构。很快孙中山就有了一个政治部，为他培养宣传干部以组织发动群众。国民党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基层组织，这些组织推选代表组成高一级机构（县级和省级）； 再由后者推选出执行委员会。这样层层向上直到全国党代会，再由它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此时却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控制一个列宁主义集权政党。在这次权宜合作的共产党方面，则于1923 年召开了中共三大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内部集团”的联盟方式。会议同意由国民党来担任“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毛泽东一度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和一位国民党强硬派人士共事，负责协调两党组织关系。但是党员不足千人的中共为了不让国民党过多地控制其成员而反对进行过分密切的合作。他们计划双管齐下，一方面从内部对国民党进行渗透，同时在国民党外发展自己的群众组织。
孙中山以自信与务实的态度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人国民党。他看到学生能够有效地组织工人农民，而只有几百名党员的中共与拥有上万名成员的国民党相比是不足为虑的。据说列宁曾谈到孙中山有一种“无人能学的、孩子一般的天真”。但孙中山却认为他的党能成为俄国人的长期合作伙伴。他认为国民党是不会被中共这些毛孩子所愚弄的。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党军
孙中山需要一套革命的意识形态以完善新的政党机器。从1918 年孙中山在野寓居上海时起，他就开始发展一套“心理重建”的理论。其中就有“知难行易”的思想，可以看出他认为革命至此仍缺乏一种思想理论的指导。孙中山内心并不相信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帝国主义的论断。他同意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间存在斗争的说法，但并不认为应该把这种斗争和每个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实际上，当鲍罗廷提出国民党应当有一套更加正式的意识形态时，他拿出了经过修正的“三民主义”。从孙中山在1922 到1923 间的冬季所做的零星演讲中，人们可以发现，对于在1905 年被定义为反满、到1914 年被抛在一边的“民族主义”观点，孙中山强调其反帝的内容。它同时也包括汉人和境内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利。“民权主义”经常被解释成“民主”，此时则区分了国民享有的自主权利和政府的行政权力。孙中山虔诚地希望“使政府成为机器，人民成为机械师，'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通过选举、创制、复决和回收选票的过程二这一套办法当然从未在中国实行过。“民生主义”是最模糊的一条。孙中山特别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并重申他坚持早年信仰的限制资本和亨利？ 乔治用单一的土地税来实现“平均地权”的观点。三原则中，民族主义原则是各方均一致同意的共同核心。
和政党组织与意识形态同样重要的是一支受过训导由党指挥的军队。蒋介石在苏联学习四个月后回国担任了广州附近珠江下游黄埔军校的校长。一批苏联顾问担任他的助手。中共主要代表人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不断向政治部渗透，但未能完全控制这个部门。很快，两个团的军校学生组成了国民党的党军，他们受到的训导将使他们为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而战。孙中山于1925 年3 月12 日逝世。他死后，国民党像对待开国帝王一样，尊他为“国父”。他的著作成为“孙文主义”的教材。为了继承他的事业，他的部下于7 月1 日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建立军事化一党专政，选孙中山的主要接班人汪精卫为主席。这时，革命发展到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阶段。
三、国民党的兴起与执政
劳工组织
1925 年夏大，古主导地位的国民党和人数较少的共产党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武装起来的反帝爱国运动与反对金融资本的劳工运动相结合，斗争形势不断高涨。这些运动都有各自的理论。“五四运动”之后六年，列强仍然享有累积起来的儿乎所有特权。日本关东军的租古地和由其经营的南满铁路古据了整个东三省。南满铁路和英国的开滦矿务局垄断了中国最大的煤矿。在天津，租界地区仍然由英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控制。外国使团的卫兵依旧在北京大街上巡逻。上海的大部分地区还是由向地方纳税的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通过上海市政厅进行治理。华南的贸易基本上由香港一家独揽。中国海关司、盐务局和邮政局系统的要职仍由外国人担任；这些机构的收人主要都用于偿付外债。外国经营的汽轮航线及各国军舰均可沿内河深入到湖南和四J 日等内陆省份。许多现代工业企业也都是外国人开办的。
任何一个中学生都能详细地描述这幅半殖民地社会的屈辱画面。南北方和东三省的军阀们互相攻伐，争夺地盘，但他们却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状况。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与外国势力勾结，使局势更加恶化。反帝情绪在一些大城市里最明显。新兴的工人阶级大量集中于上海、广州、武汉和天津这些城市。在那里，工厂虐待劳工的恶行几乎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一样所在皆是。工人每天工作12 小时左右；一周工作7 天，只有很少的节假日可以休息；农村来的非熟练工领取计件工资，随时会被退货；童工和女工一样受到剥削，女工在工作时经常把婴儿放在用来缥丝的沸水盆下。工厂没有任何措施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工人经常和中方包工头、外国管理人员及督工头发生争执；工人的工资极低，家中所有成年人都必须工作才能维持生活。就是这种让人回想起前一个世纪欧洲的场景为中国工人运动提供了动力。
现代工人运动理所当然需要一种新的劳工组织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手工业行会里，店主仍然控制着手工艺人和学徒。那里时常强调的是行业的稳定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团结。旧式的秘密会党已不再适合领导工人运动。在上海颇有势力的青帮和洪帮始终不能超出走私鸦片、开妓院、从事非法活动和保护依附者的活动层次。在矿工和铁路工人中间已成立起一些组织，以维护工人权益，但早期最有效的工人组织是1914 年之后成立的中国国际海员工会。一阵罢工浪潮曾随“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兴起。此后共产党在组织发动工人运动方面取得的成绩逐渐超过了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团体和组织。中共于1922 年5 月在广州发起了首届中华全国劳工组织大会，并在湖南、湖北和华北铁路沿线酝酿罢工。
1925 年，通商口岸的外国势力和各省军阀政权在大多数深谙世故的中国人眼中成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罪恶搭档。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致把这对罪恶的双胞胎看成“民族主义”的敌人。中国实业家更是急切地反对它们，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来竞争就呈复兴势头。1925 年年初，上海的工会组织和罢工活动有所回升，中华总商会的商人们也抗议上海市政厅不给他们代表权，却制定法规向他们征税。当英国人为首的的警察于5 月30 日在南京路枪杀了13 名示威者后，全国各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罢工和抵制洋货活动，甚至发生了武装反帝活动。这次“五姗运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一场类似的冲突发生在6 月23 日。在面对广州领事馆区沙面岛的沙基海岸，示威群众和英法军警发生争执，游行队伍里的黄埔军校学生和英法军警互相枪击，有52 名中国人丧生。这次冲突导致了一场持续15 个月的反对港英当局的大罢工和抵制洋货运动，英国在华南的贸易一时陷入瘫痪。这些事件与一些零星冲突为以后组织学生运动和动员各界参加全国性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青年积极分子参与了这些事件并成为活动的中坚力量。到1925 年为止，包括共青团在内的中共党员总人数迅速增加到2 万人左右。它已经有力量夺取对城市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了。
北伐和国共分裂
全国各界对1925 年“五琳运动”的强烈反应标志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提出了革命最终目标的问题，这使在J ‘一州各方合作力量的团结受到了考验。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得到左右广东政府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的纵容，国民党右派则处于守势。后者的主要兴趣是在民族革命的基础上联合各个阶层开展反帝斗争而非用阶级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它需要一种促进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必须为联合各界反帝反共的斗争服务。对中共和决定其路线的共产国际也很为难：不是冒倾覆的危险与国民党决裂，就是继续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并寄希望于两派的分化。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不断发展独立的力量，同时也领导着农民运动。
事态的发展还是朝着维持国共合作的方向进行，而斯大林也倾向于继续保持国共合作。1926 年召开国民党二大时国民党左派仍然古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大会决定继续两党联盟。大会维持了共产党员在秘书处和组织部的主导地位，并且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保留了七名共产党籍委员，古委员总数的20 ％。这一安排得到了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和国民革命军总指挥蒋介石的首肯。蒋介石率领的黄埔军校学生军已经击败了盘踞在广东地区的军阀武装，但在省港大罢工时建立的武装组织已由共产党接管，并正发展成一个在当地拥有武装、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