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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和俄国从近东和位于印度西北入口的阿富汗边境穿过中亚、西藏和蒙古，最后直抵满洲和朝鲜，在整个亚洲大陆形成了对峙：通过观察这种情况我们可似在19 世纪60年代万花筒般变幻不定的列强政治格局中理出一点头绪。英国盘踞在南亚，统治着印度、马来西亚和缅甸，同时也是泰国、中国和临近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法国是英国在泰国和缅甸的竞争对手；两国在非洲的冲突则更为严重，1893 年俄法联盟之后，这种状况也趋于复杂化。沙俄作为一支亚洲北部的陆上力量不断加紧活动，这一举动加深了欧洲各国在远东的敌对局面。
穆拉维约夫在19 世纪中期成功入侵阿穆尔河，并于1860年获取海上省份，此后沙俄的扩张遇到了食物供给和运输的重大困难。哥萨克人居住在沿阿穆尔河流域形成交通网的的个村庄里，但是当地气候恶劣，粮食短缺，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在夏天，他们只能艰难地逆水而上运输粮食，到了冬天，他们却征募不到冰上运粮所需的牲日。俄国于1867 年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并且它在太平洋地区的水獭生意也很不景气，为此沙俄甚至削减了亚洲东北部的警卫部队和海军部队、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最终粉碎了俄国通过阿穆尔河在中国同欧洲俄国领土之间发展贸易的企图。1880 年时俄国在远东的人口仍不足10 万，而中国人以及来自满洲的通古斯人和朝鲜人的移民总数多于俄国移民，这样一来，贸易主要是由非俄罗斯人经手的。远东同沙俄的欧洲领土主要是通过海上而非陆上进行联系的。沙俄处于劣势，其政策也比较消极。在1881 年伊犁危机解决之后，清政府在满洲积极进行拓殖，李鸿章也建立起北洋舰队和旅大港海军基地，同时日本舰队的实力亦不断增长，这一切无不使俄国感到自己在东亚事务中处较为易行，同时还可以得到法国的贷款。1891 年沙俄开始修建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同时从铁路两端启动工程，定于1903 年完工。俄国这项重工业计划的核心工程一启动，当时的理想主义者们就试图证明俄国转向东方是要承担向东方传播西方文化的神圣“历史使命”。由于沙俄的利益和力量由此都有所增长，于是它对东亚的政策开始变得较为积极主动。1895 年日本取得胜利之后，沙俄马上就采取了行动。在联合法德两国迫使日本归还中国的辽东半岛之后，沙俄继续保持着自身的优势地位。1895 年沙俄通过法国和德国银行借贷给中国大约一半赔偿日本所需的资金。1896 年沙俄打算修建穿越满洲直达海参威的中东铁路，因为这条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如果按原计划沿阿穆尔河修建，不但路程要长350 英里，而且沿路还得修建造价高昂的隧道和桥梁。相反，走中东铁路的捷径则可以避免这些不利因素。沙俄的计一划得到了中国的允许。李鸿章于18 96年6 月在圣彼得堡谈判签署了《 中俄密约》 ，约定中俄共同抵制［J 本在亚洲的扩张。通过种种外交手腕，沙俄依约于1897 年12 月向中国旅大港派驻了一支海军部队，同时亦于1898 年3 月获得租用满洲南端辽东半岛25 年的权利，并且沙俄获权修建南北走向长达650 英里的南满铁路，以此来接通中东铁路和辽东半岛。
在华势力范围之争
沙俄成功地获得了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冬季不冻港，并且通过铁路与欧洲联结了起来，这些都是新阶段帝国主义渗透中国的新手段。帝国主义利用贷款、铁路、租借地、减轻地租以及在地方拥有司法、警务和开矿等权利，实际上达到了制造“势力范围”的目的。各国之间互相对峙并各自加速活动，英、法、德、俄、日以及美国在某种程度上都通过上述手法彼此挑衅、协助、破坏或合作，以便在中国的分裂中坐收渔利。纷争中的主要事件按先后顺序大致是这样的：由于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土匪杀害，一支德国舰队于1897 年12 月占领了山东胶州湾上的青岛港。几乎就在同时，一支俄国舰队也于12 月占领了前边提到过的旅大港。1898 年4 月，一支法国舰队占领了广东南部、广州。英国马上就此做出反应，租借了香港对面的新界和山东海岸线上旅大港对面威海卫的一个海军基地。列强这些明抢暗夺的行为都通过与中国签订条约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们通常以99 年的租借期来制造所谓的“兴趣范围”或“势力范围”。中国的主权和海关进项尚有保障，但同时外国势力也对一些要害部门进行有计划的统治和掠夺。个中详情不仅迷惑了当年的外交官，在今天仍使历史学家们感到扑朔迷离。尽管如此，这些活动仍不乏一定的模式可循。
首先，没有一个国家的行动方针是刻板不变的，因为每个国家都会受制于他国及国内斗争的压力。例如，以上总括的俄国的举动不过是织毯中的一根线而已，并且这些行动部分还是对于其他国家的活动做出反应的结果口就这样，英国和德国从1895 年到1896 年一直怂恿俄国进逼东亚，以便减轻俄国在其他地区造成的压力；而俄国一则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鼓励，二则鉴于后者于11 月派舰队进驻青岛的先例，马上亦于1897 年12 月古领了旅大港。俄国国内的意见常常不统一，所做的许多努力也都不很成熟，不但总是缺乏预见性，而fI ．行动起来时而莽撞，时而又优柔寡断。其他国家大致也是如此。
其次，欧洲各国又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盟。俄法联盟几乎未曾发展海上贸易，此时则从印度支那和俄罗斯远东的陆上基地分别入侵中国。事实上法国首先采取了行动：1895 年6 月，法国在中国西南强行获得了开矿权，并从东京（北折）将铁路延伸至此。英法计划通过铁路向云南渗透，两国竞争了几十年后法国取得了胜利，从河内沿红河至云南府（昆明）修建窄轨铁路并于1910 年完工。此外，俄法在中国边境上也享有减免关税的权益。他们还通过比利时的一家公司，于1897 年5 月获得了在中国国内修建北京一汉口铁路的特权。另一方面，英德两国虽是贸易和海上大国，但都不与中国接壤，因此在长江流域和山东各自寻找领地。同时他们还有更雄厚的资金，两国银行家借给了中国用于赔偿日本的大多数资金。然而，这两个海上强国之一的英国一直在维护自己的老牌商业大国地位，当初英国古有中国外贸额的4 / 5 ，但德国后来居上，早已成为英国的主要贸易竞争对手，并且还野心勃勃地寻求市场和海军基地。德皇威廉与其亲戚俄国沙皇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在各处寻找海军基地，此后，在俄皇的默许下，于1897 年11 月占领了胶州湾。这一行动掀起了列强全面瓜分中国的狂潮。
在这场混战中，英国政府受到来自中华协会等有关中国贸易和帝国主义扩张之代言机构的强大压力，于是它注重实效，转而遵循“补偿”政策。尽管英国仍旧奉行保证中国完整、门户开放、以及贸易机会均等这些传统政策，但还是分割出了自己的“范围”并实际上奉行了两国标准，即英国在海军军备竟赛中与任何两个竞争对手的军备之和都要保持均势二结果法国以广东、广西、云南一带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广州湾为海军基地（1898 年4 月）；俄国将满洲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的“势力范围”则在山东。各个范围都由中立区划分开来，包括租借地和以主要港口为中心而修建的铁路但英国与法国一也竞相打通中国西南门户，以便从了“东沿西江而上进行贸易，同时展开了修建缅甸铁路的竟争（1897 年2 月）。另外，通过一个利益均沽的协定（即中国不得向任何其他国家割让英国所古地区）； 英国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 这是上海的整个腹地，古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英国还获得了修建2800 英里铁路的特权，大致相当于法国（420 英里）、俄国（1530 英里）以及比利时（650 英里）三国在华修建铁路的总长。此外，英国还租借了旅大港对面的的威海卫作为海军基地，同时英国在香港附近大陆上的租借地也扩大了8 倍。英国保留由其发端的条约体系，一方面要保证在西南和东北依照条约开放更多的港口，一方面要求中国承诺：只要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份额最大，海关总监一职就由英国人但任。但结果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反倒削弱了，这是由于英国拿到了“补偿”，这就等于肯定了其他国家在云南、山东和满洲的特殊地位，而这同英国在那里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
1898 年瓜分狂潮的后果最明显地体现在政局上。这股浪潮标志着更为险恶的条约制度新阶段的开始，因为划分“势力范围”显系列强为使中国成为各国名正言顺的殖民地所做的铺垫。此时以英国为首的各贸易国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外贸、关税及内河航运。同时，俄国和法国不断挺进，通过新建铁路、矿山、工厂和海港进而控制整个省份。山东和满洲的租借地和铁路沿线由外国人来管理和警卫而因之成为半殖民地，这与旧式条约制度中的租借港口等规定相比，对中国领土的完整影响更大，也更具危害性。总之，帝国主义侵略使清政府面临着亡国之祸，这一危局直接引发了改良运动、义和团起义。
五、维新运动
1894 年中国战败后，反对现代化的保守派对此感到极为震惊。这些人未曾亲身参战，对结局甚感诧异，于是猛烈抨击李鸿章卖国，同时也激烈反对议和。当时再战的呼声甚高，20 天之内，朝廷就收到了约有2500 人签名的130 份奏章。这是史无前例的爱国热情大爆发。这些奏章强调指出，赔款是政府收人的三倍，赔款使帝国负债于外强，而其他条件也使国威扫地、削弱国家力量乃至于亡国。当时群情激奋，来自广东的激进改革者康有为带领1200 余名进京参加会试者于1895 年10 月2 日呈上了“万言书”，这就是“公车上书”，“万言书”中呼吁朝廷拒绝和议继续参战，迁都内地以赢得时间，同时全面进行改革。这宣布了维新运动的开始。此后4 年中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变得日益露骨，因此这场运动吸引了士大夫阶层的注意。
中国战败后国门大开。外国势力开始“瓜分中国”； 大清帝国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而统治阶级则试图通过一种有别于“自强”的“改制”以挽救传统的国家与文化。维新运动是一种制度上的革新，因为在这场运动中在野的文人士绅也可以议论朝政，这同清朝的祖制是相违背的。早在1652 年，清朝统治者就意识到了晚明党祸是怎样削弱了明朝，于是下令禁止获得功名的人议论国政或结党营私。雍正帝和乾隆帝将所有对待政令有欠公允的官员团体都斥为自私自利之“党”，要求每个官员都要忠于王室，以君王的好恶为一己的好恶。尽管在19 世纪时，议政受到了一定限制，但公车上书这一举动却几乎史无前例。由士子缙绅们组成的政治团体“学会”的兴起，则显示出了更大的革命性。其中最有名者为1895 年8 、9 月间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该学会的分支机构及其他类似社团马上在上海等重要城市纷纷成立。这些社团受到了改革派高官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经济资助。士子们一旦涉人政治就马上拿起笔来。学会开始出版报纸和期刊。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于1895 年8 月起为强学会编辑日报，起初借用了一份传教士所办月刊的名字（《 万国公报）》 并从中翻译了许多文章。当时尚年轻的梁启超还一度协助过属意革新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维新运动开始成立小组、举办会议讨论、积极发行报刊，这与传教士的做法如出一辙。随着教育的普及，文人士子阶层之外的大众也加人到政治生活之中来了。
改良思想
士子们自幼接受渗透整个社会的儒家学说的教育和熏陶，对他们而言，要变革，首先要变革思想。改良理沦的发展历经了两代，进展极为缓慢。其先驱为钦差大臣林则徐。林则徐具有“经世”思想，认为应当从体制_ 上进行管理及制度的改革。他在鸦片战争中首先推行使用西方武器。随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呼声高涨，要求使之合理化的需求也日渐迫切。人们应如何利用西方的东西来走中国的道路呢？
答案一是明确区分所要保卫的和所要采用的，即区分结果和手段。日本改革者曾使用过这样的口号：“东方道德加西方科学”。在中国，允许“自强”实施的思想最终集中体现于19 世纪90 年代由张之洞首倡而流行的一句口号里，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这在有判断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