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捻军。曾国藩率领下的清军曾两度攻古捻军老巢，并将其村寨夷为平地，但这并未起到f 十么作用；村寨上上下下仍然支持捻军，他们很快就又重新建立了营寨。于是曾国藩采取传统的策略，即一方面悬赏捻军首领的人头，一方面又招安其部下随从：曾氏在捻军老巢附近建立了4 个据点以及封锁线，在封锁范围内仔细“筛蓖”何个村寨，并将居民按5 人一组编户并指定各村的负责人二另外，清兵还就地开荒屯田似确保人员和粮草的供应，同时也切断了捻军人员和粮草的来源。这样，曾氏便以其人之道还治了其人之身。
1866 年下半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围剿捻军。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起义后，由于部队经费不足及领导、纪律等问题，正式解散了湘军，而李鸿章的淮军代之而起，成为当时中国的一支主要现代化部队。淮军使用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武器，7 万人共拥有3 万多只毛瑟枪及舰炮，此外还有7000骑兵部队。
1866 年之后，捻军被部署在山东西部及西北部、运河与黄河沿岸1000英里的10 万大军封锁线分割为东西两块。其中，东捻军于1868 年上月被清兵消灭，西捻军亦于同年8 月溃败
云南杜文秀率领的回民起义则又坚持几年。杜文秀为穆斯林回人，对汉人号召力不大、清政府一方面加强地方统治，一方面采取政治分化的手法，同时兴办地方团练，由地方缙绅管理指挥当时甚至有不少回民也投向了清政府一方、由于迁徙及死亡等原因，回民人口减少了一半有余。回民起义军所占据的昆明等53 个城池亦久久被围，后逐一为清军攻破，城破之日，不免又成血泊火海。清军于1873 年攻克了大理，杜文秀服毒投清营后自杀身亡。贵州的苗民起义亦于同年被平定。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回民曾于18 世纪80 年代发动叛乱，到了19 世纪中期，又因不堪官府压榨而兴兵起义。1862 年，西安回民首先发难，并逐渐向西发展、西北为战略要地，但此刻清政府正忙于应付太平军及捻军起义，氏到平定这两大起义后才得暇西顾，派左宗棠前去镇压：左宗棠花了恰好如其所料的5 年时间（ 1868 一1873 年）收复了陕西和甘肃。他按照先代成例，巩固地方政权，加强粮草供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左氏有计划地层层推进，逢寨必毁，见人（回民）则杀。1871 年时，正如他在致某友人的书信中所云，其妻已段，其鬓已华，齿牙已落，又患痢疾及疟疾，并因进兵缓慢而受到朝廷的斥责。不过到了1873 年，尽管回民人数锐减，西北地区却又重现了升平的局面。清朝在19 世纪60 年代的中兴是传统文治武功的最后辉煌。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堂均为士大夫官僚，他们之所以取得成功，不特因其奋力作战，更是由于他们成功应用了儒家的道德和政治原则，在恢复经济生产的同时实行有效的赋税制度，并且采用了西方的某些先进技术。但这时的中兴并未将中国恢复到先前的局面，而是使得各省大员增加了手中的权力，与朝廷形成了新的力量对比格局。清廷依靠这些人得以苟延残喘，但同时又面临着地方主义滋生坐大的威胁。
平乱后的经济状况
就像同时期的美国一样，19 世纪60年代晚期的中国也面临着重建家园的巨大任务。太平天国等几场起义不仅比美国的南北内战波及的地域要广，时间也持续得更久，但中国却无现代化的工业力量来抚平战后的创痍。战后的中国，生产资料的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像西北的灌溉工程与华中的桑田（这对丝织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生活饥寒交迫。这些问题主要都是靠了普通百姓的咬牙苦干来解决的二在政府鼓励下，由地方缙绅牵头，“以工代贩”输送发放贩济、舍粥、收容孤儿难民以及修建公共设施等等。政府则主要提供道德训诫与指导，减租降税，有时亦组织移民并提供作物种子与工具。总体说来，这些措施主要是面向地主阶级而非农民，前者减轻了赋税负担，但农民的地租仍须照交不误。
19 世纪50 年代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国库收入很快耗费一空，同时也失去了几个富庶省份的钱粮收人。清廷为了补贴财用，大肆卖官弩爵并发行铁钱纸币，结果官场人满为患，市场物价飞涨。清廷曾于1712 年宣布“永不加赋”，是以政府无法更改祖制以济一时之需，其财政状况亦因此而元气大伤。
为了应付这一财政危机，江苏省于1853 年实行厘金制，变相向商家抽捐。“厘金”捐有3 大特点：首先，数量不大（多为1 / 100 ） ，易于征收；其次，它是向日用必需品抽收税款，类似转口税或销售税；第三，这项制度由各省缙绅帮办。这项制度于1857 年又获准在全国推广施行，由婿绅与官府劝输厘金以支付军晌，但平乱之后，清政府仍然实行这项制度并且一直沿用至民国。
1850 年之前的清朝财政收人主要来自农业，但到了19 世纪末，商业财政收入已是1850 年全国总收人的两倍有余。厘金曾是这笔收人的主体部分，但年度海关收人在19 世纪60 年代增至约700 万两白银，并且在此之后与年俱增二这笔钱中即包括鸦片进口税的收入。此时清廷已无法依靠以往大一统农业官僚国家的老一套做法来管理财政了。厘金制与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的兴起，导致了地方主义的抬头，儒家刻意维护的大一统格局已是明日黄花。
“中兴”时期的哲学及其代表人物
西方思想在这场所谓的“中兴”中所起的作用无足轻重。相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巨”维护的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强调以儒学经世致用，其荤荤大端，即：中国社会的和谐秩序有赖于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每个人应遵守“礼”法；身居高位者应以德服人；刑罚只是教化的辅助手段等等二他们的哲学是，做乱者必须加以严惩（如改造或肉体消灭），但平叛之后则需公正廉明地实行仁政。只要天下太平，国家自然会富强起来。这种思想具有强烈的精英政治色彩与等级观念，与现代的平等思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 ，他们认为发展经济重在“节流”而非“开源”，强调有效利用资源与税收而不是增加赋税或发展生产。静态的和谐，而非动态的发展，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形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观念，其实也正是传统的“循环往复”或曰“通变”的思想二这是一种保守的改革做法，它一方面强调发展农业是“民生”大计，一方面又提倡选拔“人才”为治国之本。
19 世纪60 年代，中国满汉统治阶级在利益和观念等方‘面渐趋一致，因为双方都致力于维护旧有的传统制度。直到1850 年，京官中约有一半为满人，另外各地总督的2 乃及各省巡抚的1 / 3 亦均为满人、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新提拔仁来的人才几乎全为汉人。）他们以前一直充任下僚，此时相继成为各省的总督与巡抚。同时，到了19 世纪60 年代，满洲祖地也不再禁止汉人迁进，八旗部队战斗力下降，满语几乎废止不用，满汉不得通婚的禁忌也被打破了，满清政权与汉族统治阶级儿乎合二为一，直到19 世纪末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满洲政权才被作为“挞虏”而大受抨击。至于现代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汉族“中兴名臣”“卖身求荣”，不过是用今天的民族主义立场来强求古人罢了。
发掘“中兴”人才的第一步是恢复开科取土，重建书院并刊印经书等钦定书籍。科考题目往往联系实际，如询问考生如何带兵等等，这正体现了“经世”学派讲求实际的精神。实行科考就必须限制捐买功名的做法。捐纳功名可以解决一时财源不足的燃眉之急，也可以将一批富有但学识不足的人收罗进统治阶级队伍，但同时也不影响“正途”出身者的地位。“异途出身”与“正途出身”有着很大的区别。19 世纪上半叶每年的捐纳收入达一至二百万两白银。捐纳出身者（多为监生、举人）古当时士大夫人数的3 / lO ，到了1880 年总数则达到一百一十多万人。
“中兴”时期政府颇有成效地扼制了买卖功名和官职的做法，但也未能完全杜绝这一现象。各省进士人数与年逐增，太平天国时期进士中榜比率增至18 ％ ，一些富庶的省份还要更高些。终有清一朝，长江下游地区考中进士者的人数最多，其中号称鱼米之乡的江苏省（这也是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争夺的焦点）就古了2 / 5 。但同时异途出身者的人数增长更快。19 世纪末中国大约有145 万名缙绅，其中上乃以上是通过捐纳买得功名或官职的，这无疑表明当时不少商人都步人仕途而与十大夫融为了一体。这样，尽管科举制度得到重兴，但已不像以前那样是培养儒家统治人才的惟一途径口最后一点，“中兴”举措丝毫末曾触及基层组织与人员，差役肯吏们照样勒索鱼肉百姓，这里既无法产生统治“人才”，亦难以提供现代政府所需要的专门技术人员。
三、中国的反洋教斗争
此时西方在华传教活动渐人佳境。出于自卫，中国的儒家人上开始发起排教（基督教）运动。罗马大主教与新教传教团在华的传教活动迥然有别。1800 年时天主教在中国各省还拥有大约巧万信徒，两次鸦片战争后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了1870 年，在华的250 名左右耶稣会会士、圣方济会修士、拉撒路派修士、圣多明我会教士及中国本国的修士总共拥有4O 万名信徒。1860 年的《 中法北京条约》 准许法国在华传教，并归还了先前充公的教会财产，而且法国还私自加上一条：“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用地，建造自便”。这样教会就成了地主，不仅雇人租种土地，而且兴办学校、神学院及孤儿院。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天主教已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善男信女们参加教会中的各种宗教仪式，诸如节庆、朝圣、布道、礼拜等等，所有这些曾受到官方禁止的活动如今都融人了中国特有的风俗制度。相形之下，新教的传教活动还只是停留在中国生活的表面。1850 年时中国只有大约80 名新教传教士，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局限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5 处通商口岸及澳门、香港等地。这些新教传教士及其妻子（她们往往也是传教士）相对缺乏经验，至1870 年时中国虽然已有350 多名新教传教士，但阪依的信徒还不足6 以刃。他们没有罗马布道总会那样的机构，内部也缺乏协调统一，人人各自为政，似乎单干的在华洋商。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团有伦敦传教会及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团，后德国喀尔文派、福音派、卫斯理派等教派的传教团也纷纷来华传教。这些来自北欧、北美的传教士与来白拉丁语系国家的罗马天主教士针锋相对，后者视新教为异端邪教，而新教则视后者为“敌基督”。二者之间相互争夺信徒，彼此几无任何合作交流可言。
1866 年，英人戴德生（Hudon Taylor）来华开创“中国内地传教团”，后逐渐发展为最大的在华传教机构。戴氏坚信人类只有通过信仰基督才可逃脱地狱的烈火而得到拯救，而在他看来，中国实在太成问题：“在那里每月有100 万不信上帝的人死后沉沦永劫。”他从各国招募新教各派传教士来华传教，一般没有固定的报酬，认为“上帝会予回报的”．并派他们到中国内地各大城市与中国人一样地生活，通过传教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戴氏因坚信祈祷的力量而广为人知并获得大量的捐赠物资。这样，在大主教会经营多年的中闰内地也逐步出现了新教的传教点。
缙绅阶级的敌视态度
自晚明以来，护国的儒家士大夫便一直视基督教为迷信或异端邪说，他们质问“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何会允许原罪发生”？天主教于1724 年遭到清政府的禁止，一直到1846 年才有所改观，其间讲求理智的中国缙绅也一直未能接受基督教的教义。此外，太平天国源自“拜上帝会”，浸华诸“夷”亦信奉基督教，这些政治方面的因素更加剧了中国缙绅对“洋教”的反感。最后一点，由于基督教在华传教士渐渐担负起某些上大夫阶级特有的社会功能，这也引起了后者的警惕。
首先，传教士们通过传道、兴学而步入原为儒家一统天下的谱绅阶层。为了传教讲道，传教上发现有必要与缙绅所代表的传统社会秩序周旋一番。他们在育孤、济贫、贩灾等实际事务上与当地的婿绅形成竟争并渐有取代后者之势二产生摩擦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传教上天主教孤儿院。一修女（中）正在交接过程中监管婴儿。该照片摄于九江或九江附近，时间约发生在1891 年，正值中国反对洋教的动荡时期。
们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