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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私的机会主义者不同，政府一心指望增绅阶级能维护道德或鼓舞民气。为此目的，儒家的教条在孔庙仪式上一再宣讲，天子本人也一再发布道德训令。明太祖御制的六条训诫在1397 年颁布到了每一个村庄，其中讲到百姓应该孝敬父兄祖先、教导子孙、安居乐业云云。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推动下，中国人伟大的向学传统就成为教化百姓的工具，而作为地方精英的缙绅则为乡居日常生活树立了楷模。尽管缙绅不等于世袭的门阀，但他们确实形成了一种精英集团，因为获得功名者及其家属不到总人1％ 的2 ％ ，但他们却拥有下级官员都不具备的最高社会权威作用。
四、对外关系
外邦进贡制度
明太祖登基后立即着手重建帝国与外邦的联系。他向周边的朝鲜、越南、日本、真腊、西藏等地都派去了使节通告中国皇帝的登基。这些国家很快也遣使进贡，另外一百来年以前蒙古曾征伐过的一些国家也从海上商道遣使来朝。
这种“天朝”与“外邦”君主之间的宗主一臣属关系充分说明了中国人的“文化中心主义思想”，即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国家，而且也是别国的父执、外邦文明的母源。贡使们不单单要叩头称臣（“三跪九拜”） ，这种进贡制度亦包含了国家关系的另外一些方面，如互遣使节、不断往来、归化或“引渡”、管理中外贸易，尤其是在中国方面，通过威胁、利诱或怀柔外邦及其统治者来达到自卫的效果。简言之，通过礼仪将外邦“番王”纳人中华帝国尊卑有序的体制之中，这种做法不过是将国内的儒家社会秩序扩大后照搬到外界中去罢了。外邦君主们通常在中国朝中获得一个职衔，中国方面还会赐给他符印在该国公文中使用，而这些公文自然都奉了中国朝廷的正朔。中国的“天子”对外邦的统治则饱着一种父亲般的关怀态度，确认该国的新主，有时也会发兵帮助外邦抵御外敌，还常常在两国交易中做出让步，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向“番邦”提供教诲与训诫。这并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做法，而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防卫性措施：外国君主如果想与中华帝国保持联系，他们就必须接受后者的条件并承认中国天子的普世权威。与中国进行贸易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而进贡则是为之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制度和其他宏伟的设想一样，其实际执行状况并不理想，但中国的史书（至少在记载中）对外邦进贡往往还特意提到一笔，使之显得格外重要。但进贡者自身往往却并不作如是观。
进贡制度具有多种功用。为了使‘日本国主”约束本国海贼不再骚扰中国沿海港口，明太祖在1369 年至1372 年间曾3 次遣使到日本，百般劝导（像许诺发还被俘楼寇或下旨威胁日本国主），也曾派遣僧人出使日本，但最终毫无结果。日本海贼继续侵扰东南沿海。尽管日本也遣使进贡，但他们并下打算臣服或放弃本国的主权。洪武帝曾下旨责骂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足利大将军，中有“蠢尔东夷，僻处海隅 不服王化，任尔下民胡作非为”等语。后者则反唇相讥说，“天地恢恢，不为一人而设”。
在进贡活动达到极盛的永乐年间，日本曾在短时期内表示臣服；但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却认为这不过是垄断对华贸易的一个手段罢了。1403 年永乐帝在沿海城市重新设置了曾于1374 年废止的市舶使一职，并修建了接待外国使节的馆释。日本一度每年都遣使来朝。明朝和前代一样，将编号的关书发送给各进贡国的国王。外邦使团来华进贡时必须在指定的港口上岸，其船只、货物和人员都有着严格的现定，上岸后则凭其关书进行验证，以防止冒名顶替者混入。从1433 年到1549 年，日本曾11 次大举遣使来华，每次都有儿一百人之多，均从宁波验证关书后进京朝贡，这样日本的幕府将军垄断了本国商品的专卖权利，中国方面则可以防止海盗混入使团：但是问题亦随之而起：日本国内的商业竞争者亦希望获得正式的关书，大量日本浪人也流人了中国，而在北京，关于商品（包括数百吨的铜、硫磺和数以千计的楼刀）价格的谈判也是旷日持久，难以达成一致。使团成员往往还自带商品来华进行私人性质的贸易，此外，似门同幕府大将军一样，还能得到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
海上远征
永乐帝有一宏伟计划，即将南亚与东南亚诸国都纳人朝贡的体系之中。不管其动机到底为何，他曾于1405 年至1433 年7 次遣使出海远征。这7 次海上远征都是在一名同族太监郑和的率领下进行的。郑和原籍云南，信奉伊斯兰教，因此是与南亚穆斯林统治者打交道的合适人选。郑和首次“下西洋”（ 1405 一1407 年）时出动了62 艘大“宝船”，随行人员达2 。 8 万人，最远时曾抵达印度。第二次和第三次出海也到达了印度，第四次（1413 一1415年）曾抵达亚丁湾及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第五次也到达了亚丁湾。第七次航海（1431 一1433 年）时随行人员有275 的人，再次到达霍尔木兹海峡。郑和的船队曾访问过非洲东海岸地区，中国的瓷器和钱币在此儿百年后尤可见到。另外有7 名中国人还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
这样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的破天荒头一次。明朝的船队在葡萄牙人于1498 年到达印度的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到达了印度洋地区，比西班牙的无敌船队于1588 年进攻英格兰亦早了150 年。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反映了当时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水平。下西洋的“宝船”体积十分庞大，有的长度超过400英尺，船身上下有4 层甲板，内有12 个防水密封舱。他们在航海中使用罗盘和详细的航海图。通过7 次下西洋，中国海上贸易的势力不仅渗透到东南亚沿海地区，也扩大到锡兰、印度南部沿海地区以西亚、东非等国：除了越南、逞罗等属国外，郑和一行还访问了约50 个国家和地区，将其他一并纳人了朝贡者的行列。霍尔木兹和非洲沿海国家的使节曾4 次来华，孟加拉人有11 次来华朝贡，苏门答腊和锡兰的国王则被解送入华。郑和一行还将鸵鸟、长颈鹿（中国人认为这就是麒麟）带回了中国。
这些航海成就反映了一个王朝强盛时期的活力与朝气。对于郑和及其同事而言，航海带来了冒险、名声可能还有利益。谋求商业利益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如中国人在此之前就开辟了海上商道及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区。另外一个原因则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即力图将全世界都变成中华帝国的朝贡附庸。为什么不与之进行海上贸易呢？元朝皇帝其实已经有过这样的设想，而中国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也正蕴含了这一观念。
但“郑和下西洋”很快就戛然而止且再无下文，这使后人对明朝航海活动的动机产生了种种猜测。航海耗资巨大可能是一个原因，尤其在当时明朝正与瓦刺人交战，营建北京城同样也急需用钱。郑和的出海确实是种奢侈的冒险，除了声势浩荡并带回些奇谈异闻外，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商业利益。另外，由于这项活动是由宦官主持的，因而受到士大夫官员们的强烈反对，甚至永乐帝的这次伟绩在史书中也只是轻轻一笔带过而已。由于中国的统治理念和官方政策与海上扩张素来无缘，因此明初的航海活动就显得格外具有戏剧性的色彩。其扩张能力与实际成果，以今天的世界贸易与海外扩张实践来看，中间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建立在广州、厦门、泉州和宁波的渔船和商船基础之上的中国海上军事力量，一直保持着稳步的发展。当时的中国几乎可以成为称霸东亚的海上强国了，如明朝舰队的航海技术与后勤服务水平已足以将大量的军队或货物运往东亚海域的任何一个地区。但1433 年之后，这一发展的萌芽就被扼杀了。永乐帝之后的明朝皇帝无一人是亨利王子（Henry the Navigator）式的航海爱好者，而明朝也与当时的葡萄牙不同，对航海缺乏持久的兴趣不说，也未能抓住发展海上力量的机会。郑和的航海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仅仅只是成为一种空前绝后的冒险壮举。
明代的反商业思潮
中西航海的这种差异有助于说明中国社会的特征。郑和的生活时代和航海壮举比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航海家，如德雷克船长（Sir Frallcis Drrake ） ，要早150 年，而当时中国统治面积和商业水平也都超过了整个欧洲。，然而，中国并未发展为一个海上强国，东亚海域乃至中国沿海的一些港口反而先后受到日本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英美人的控制，而从中崛起的帝国主义扩张势力最终更是迫使中华帝国割地赔款乃至最后土崩瓦解。郑和作为一名太监和显贵，也缺乏后世欧洲商人航海家的冒险动力，甚至在横穿印度洋之时，他的权力和进程都受到皇帝的遥控。郑和可说是一名组织者、一位领袖、一位外交官和能干的朝臣，但他不是一名商人。从他的航海活动中并未产生出像弗吉尼亚公司或东印度公司那样的组织来开拓殖民地或创建海外殖民政府。当时已有不少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地区，当地的中国人人数也会超过该地的欧洲人，但中国政府对海外商机和建立殖民地竟然毫无兴趣。明清两代的收人主要来自土地赋税而非商业税收。对于当时方兴未艾、即将席卷全球的商业革命，他们可说是一无所知。若想了解这种反商业思想，须从制度、经济、意识形态和战略儿个方面来入手。制度方面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当时中国的势力局限于内陆地区，官僚阶级最初是从征收赋税者发展而来的，他们扶植农业，并依靠农产品来维持个人及国家的生活。在这种农业官僚社会里，商人的地位低于官吏并且为后者所利用。〕 由于中国一向自给自足，故经济方面的重点也是放在国内而非国外的商业发展上。）但是，为什么在经过唐、宋、元时期的商业发展后，明清两代却退回到古代的重农传统思想中去了呢？我们上面提到的“文化中心主义思想”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尤其是理学思想（如继承古代轻视商业的传统）更是束缚了商业的发展。外贸方面的事务由大太监来经管，这就使得士大夫们更为憎恶商业。另外，明代政府致力于防止蒙古人复辟，可能也牵制了商业的发展。
蒙古问题
明太祖推翻元朝政权后，肃清蒙古势力一直是明初对外关系中的重头戏。明太祖并不想征服蒙古各族，只是想瓦解蒙古各部后削弱其军事威胁。甚至在明朝统一中国之前，明军就越过大漠追击那里的蒙古军队，并两次攻古喀拉昆仑。蒙古酋长战败后向明军求和，获准留在北疆并接受了明政权的封号，获得一与明朝发展边贸等一系列好处。通过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中国终于与内蒙古的半游牧民族结为盟友以共同对付外蒙古的游牧部落。
在中亚的察哈台，成吉思汗最后一个伟大的继承人，征服者帖木儿（欧洲人称之为Tamerlane ； 1 336es 一1405 年）于1369 年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以首都撒马尔汗（Samarkand ）为据点，向四处疯狂发动战争，入侵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击败了南俄罗斯的金帐汗国，甚至一度入侵印度北部地区。帖木儿与中国朝廷有些往来，一度还野心勃勃地想征服中国，曾率兵20 万东征，于途中病死后（1405年）才罢兵。他的去世标志着蒙古时代的结束，自此蒙古人失去了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对附近各农业文明也不再构成威胁。统一的中亚终结后，东西方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亦随之而告终了。明清两代时东西方的陆路交通完全被隔断，而蒙古各部则越来越依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蒙古于15世纪早期分裂为东西两部：鞑靼人和瓦刺人：中国的战略是挑拨他们内部发生争斗，然后坐收渔利。永乐帝就是靠着当年北上追击蒙古人并且在他们内部获得盟友而登上权力舞台的，他于1403 年篡位登基后，又5 次御驾亲征，越过大漠追击蒙古各部。1410年，永乐帝发动一了一支10 万人的大军，包括3 万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