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伦的禁欲制度也逐渐松懈，后来和尚们也逐渐可以像世人一样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了。
佛寺拥有的大量田产是惟一让政府感到棘手的宗教问题。权贵或财主们纷纷修建庙宇并大量施舍财物，再加上善男信女们的捐赠，寺庙名下的财产越来越多，甚至还发放高利贷或像地主那样兼并农民的土地。于是在统治者看来，寺院就成了威胁朝廷收入的一大隐患，进而认为有必要限制寺庙、僧众的人数及他们所拥有的财产。而且统治者还认为，如果佛教真的对社会有利，那么不仅政府应该控制寺院僧众，而且佛教也应该成为维护其统治的一支精神力量。这种佛教与印度本土的原始佛教已经全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南朝的佛寺和士族一样都不受朝廷的控制，但在北朝却发展出一套管理寺院的制度。到4 世纪时，朝廷开始委任类似“主教”的官员来管理佛教事务，北魏时政府还对佛寺的数鼠及其田产进行了限制。唐朝时政府规定各道均设立一包括30 名僧众（在内）的佛教管理机构，到了； 29 年还下令每3 年清点一次僧众来贯彻这一政策。747 年朝廷开始采用度碟制度来限制僧人人数。不过限制僧众的政策时间一长也就失去了效力。信佛的皇帝和大臣们常常违反自己制定的法令，而私白剃度的现象更是所在皆有、
限制逐渐升级为残酷的迫害，当时不少人都攻击佛教为异族邪教，对佛教徒自残肢体、死后火化和禁欲等做法也大为不满，因为这违反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古训以及儒家的家庭观念。妒忌的道士们也跟着推波助澜。不过政府打击佛教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灭佛，政府可从寺院里夺回土地、劳动力、铸铜及其他财物。信徒个人倒未碰到多么大的麻烦。
北魏于446 年发动了排佛运动，北周也曾在574 年打击佛道，但规模最大的灭佛运动发生在841 年至845 年间。当时在位的唐武宗是一个狂热的道教徒。据官方记载，在“会吕之难”中，共有4600座佛寺及4 万座佛堂被毁，约26 万僧尼及其所控制的15万奴隶被勒令还俗。这对佛教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击，因为这一印度传来的宗教本来已经渐渐失去它的内在生机了。科考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五经和儒家思想。而上层社会因此就渐渐对佛教失去了兴趣。禅宗倒是继续得到了发展，其影响又延续了几个世纪，但其他佛教宗派则迅速地衰败了下去。
幸运的是，佛教在告别它思想和艺术上的辉煌之前，在甘肃西端的敦煌为后世留下一了一座永久性的艺术宝库。在敦煌千佛洞有一处藏经室，为防当时吐蕃人的侵扰，曾于1035 年封了起来，直到1900年才重见天日。这里保存了成千上万卷的佛经抄本，有些还是用各种中亚语言攥写而成的，不愧是唐时佛教全盛期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
尽管佛教在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而言它对中国文化并没有产生多少恒久的影响。它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补充，并未对中国本土的价值观有何根本的修正。佛教是平民百姓各种民间信仰和神话传说的源泉，为中国的思想提供了某种思辨玄学的色彩并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简言之，佛教装饰了中国文化，但并非像基督教之于欧洲那样在整体上重塑了中国文化。
七、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外交流
六朝和初唐富有一种文化宽容的精神。异族入侵中原时带来了种种异域文化；佛教则为中印文化交流提供了动力与中介；地区间的海陆商业贸易亦大大超过了汉朝；而唐初则与印度和西亚开始直接进行交流往来。总之，在这段时期里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了20 世纪以前的最高峰。
文化交流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农具和一些发明。像茶叶就是从东南亚传入的。起初人们把它当作一种促进思考的药材，到了晚唐茶成为一种普通饮品，并逐渐走向世界成为最流行的饮料。再如椅子是从西域传入的，数百年后逐渐代替了中土的坐垫与席子。不过大多数技术上的进展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二纸和瓷器的制作工艺在唐朝有了巨大的飞跃，并且人们也发明了火药以用于制作烟花爆竹。手推车也是这时出现的，后来成为中国的主要运输工具，但好几百年后它才传入西亚。华北地区早在公元4 世纪就开始用煤，但晚至13 世纪马可？ 波罗来华时，仍对此惊叹不迭。
长安城中云集了各国的商人和使节，他们也把各种宗教带到了中国。像波斯的拜火教，即袄教（一称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 或Mazdaism ） ，已于公元6 世纪传入中国；另外一种综合了袄教和基督教某些特点的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亦于同时传入。当时长安城中的景教大秦寺曾立有叙述三教来华始末的石碑，但久被湮没，直到17 世纪时才重见天日。以上三种宗教已在841 一845 年间的灭佛运动中消声匿迹，但有两种外来宗教仍然幸存了下来。犹太教仍在小范围内活动并一直持续到9 世纪，伊斯兰教则一直稳步发展，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即今新疆）及西北、西南边陲发展了数以百万计的信徒。
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大帝国，唐朝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均成为邻国狂热效仿的对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以及云南的傣族国家南诏，也是在唐朝政治制度的直接影响下，分别于7 世纪和74O 年前后建立起来的。东方一些国家几乎全盘搬用了唐朝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如朝鲜半岛各国几百年间均受到唐朝的很大影响。再如锡兰于668 年建国后几乎成为一个具体而微的小唐朝。713 年至926 年崛起于东北的渤海国，也亦步亦趋地效仿唐朝的一些制度。至于日本在七八世纪间对唐朝的学习就更是显而易见了。
艺术
梵乐对中国音乐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此时中亚的音乐和乐器也成为唐朝乐坛的主流。佛教对雕塑艺术也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佛教徒对宗教形象的需求使李唐一代成为中国塑像艺术的全盛期。这种先前一直不那么重要的艺术类型在这儿百年间大放异彩，而唐朝以后，随着佛教的衰落这种艺术也就衰落下去了。
云冈、龙门、敦煌等处的佛像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其中可以见到直接来自印度的影响，但在六朝时期中原地区的造像艺术主要却受到中亚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后者则受到具有浓郁希腊风味的键陀罗文化及现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西北地区文化的影响。中国早期的佛教数的绘画天才都倾心于宗教题材，但表现世俗的绘画也很发达，而且在南方还出现了晚唐以后绘画风格的萌芽不过，这些绘画作品〔 如与“书圣”王羲之（ 321 一379 年）齐名的“画圣”顾恺之的作品〕 也大多未能流传下来；庸和唐以前的建筑，除了砖石结构的佛塔外也极少有保存到今天的。不过，日本在7 至8 世纪仿照唐代风格建造的一些佛寺至今完好，还能使我们对当时讲求简洁、均衡的建筑风格多少有些认识。
文学与学木
在这个佛教化时代，大部分第一流的文学天才和学者都致力于佛学著作，对于这一点后世的中国人差不多都未曾注意到：不过也有遵循传统路数进行创作和研究的人。大部分的文学创作基本上仍属于贵族文学一类：讲求对仗、骄四俪六的赋在六朝盛极一时，东汉时出现的五言诗亦大兴于六朝时期，其内容大多哀叹世风浇漓或表现个性的独立，具有典型的道家思想。五言诗人中成就最大的陶渊明（名潜，376 一427 年）是南朝人，他纵情诗酒，具有突出的道家思想。
文艺理论著作早在3 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而在六世纪时梁太子萧统（501 一531 年）所编的《 昭明文选》 则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文学选集。此外，官史、经书注疏等传统研究项目亦照常得到发展。大约在500 年左右，出现了一本后来用作启蒙读本的奇书― 《 千字文》 。这部书用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概括了中国的历史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流行。这些朽的类型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地方志，其中记载了该地（如一府一县）的历史、风土、政治社会制度等情况。现存最旱的地方志可上溯到公元4 世纪公所有这些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是从前代一脉相承而来并在唐朝发扬光大的从高雅文化的角度来看，六朝是承上启下的一个时期这大约是因为这一时期新旧交替的过程比较长，因而能保持文化的连续性。南朝所继承的汉代文化与北朝带有蛮族色彩的文化及佛教文化曾经长期共存乃至最终融合。尽管有蛮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入侵，但汉唐之间同罗马和中世纪欧洲之间相比，前者还是更多保持了文化连续性。
第06章 晚唐与宋：中国文化的全盛期
一、从古典时期到前近代时期
将一个朝代分为两大时期是有违中国历史循环理论的。如果被分为两截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大唐，持循环论的学者们恐怕更要大光其火了。不过，仔细分析一些历史循环之下的深层因素，我们就会发现这么做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一般总认为大的文化、社会变更是与军事溃败或改朝换代同时发生的，而人口、生产、商业、文化、制度的发展则主要产生在升平时期。唐朝即是如此。隋及初唐时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并且使之更为完善，接下来100 年间的和平与繁荣使唐时国力大大超过了汉朝，同时制度和文化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这一进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国家的全面发展。
六朝与初唐在许多方面都说得上：是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晚唐和宋（960… 1279 年）则属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阶段。事实上，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现代”时期，因为这时发展起来的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近1000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至少在晚唐就已经萌芽，到了宋朝则初步的成熟。
晚唐和宋时达到的文化和制度发展水平在其后几百年中变动无多。这是一个“高原”式的时代：中国初期远远超过欧洲，但到后来则在技术上落到了下风。宋朝以后中国发展趋缓，而西方自近代以来发展的速度却是不断加快，相形之下，中国自然就显得停滞不前了。中国从古典晚期转变到前现代时期的时间大约是在8 世纪左右，此时唐朝盛极而衰，胡人再次进犯中原，这完全符合朝代循环的规律。不过其中亦有一些更为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后来重塑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例如，思想界的主流开始弃佛返儒，但由于着重点与原始儒家大不相同，宋朝及宋朝以后的哲学通常被西方学界称为是“新儒学”。中国固有的世俗性传统（这正是东亚文明与南亚、西方在过去1000年中的分水岭）已重新占了上风。此外，随着摒弃外来宗教和面对异族入侵时的节节退败，中国逐渐失去了六朝和盛唐时的世界主义思想和文化宽容态度，代之而起的则是日益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
唐朝在8 世纪时实行两税法，这与当时国内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一道给唐朝带来不同于前代的经济和政治难题，而这些经济变化也促成了社会的剧烈转型。直到初唐时期，统治阶级一向由强有力的贵族（主要是开国功臣）构成，但渐渐地，政权转人到了地主阶级手中。这些人往往都具有商业背景，一般被称为“缙绅”。
士族的没落带来了官僚制度的全面胜利，换句话说，随着科举制度在唐时的完善，贵族社会开始走向消亡。在世袭贵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官僚组织一直到7 世纪都是当时军事化、贵族化帝国的柱石。到了晚唐以后，无论汉胡政权都不乏“马上得天下”的例子，但大多数政权依靠的都是通过个人才干而非凭借门第步入仕途的官吏。这就意味着，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中孕育的平等思想终于获得了承认。这同时也意味着军事政权开始向文人统治过渡。到了宋代，文人治国的思想成为主流，武人则愈来愈不受到重视。
另外一大变化是中国重心的转移。尽管国都出于边防的考虑往往设在北方，但国家经济的中心是在长江下游地区，而这些地区的人也日益把持了文化与政权。同时，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从乡村转到城市新兴士绅阶级不一定靠田产为生，他们往往在都市中生活并经常与都市或城镇中的官员、商贾交游往来、至于乡间的田产则交给他人去管理。
高雅文化自然也受到这些潮流的影响。这时的学术、文学和艺术更趋成熟、精致，视野大开，作品数量激增。这时的创作和研究大多数仍承袭了前代的传统，但极富创新精神，当时创作的艺术品和文学作品直到今天都代表了最为典型的中国风格。事实上，在晚唐和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