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个温暖人心的情感故事- 第19部分

　　　　2004年，没有任何美术设计基础的王谦，做了一家手工皮具店的老板。在古色古香的北京隆福寺街，他租了最朴素简陋的一个小店面，用了整面的玻璃墙来悬挂他的牛皮手工艺品。在第一次接触牛皮手工艺品时，王谦连针都不会拿，他骨子里是一个粗枝大叶的男人。

　　　　可是当他拿起锋利的剪刀，用手*粗糙暖和的新鲜牛皮时，王谦知道，在北京寻觅四年，终于找到他一直要找的东西了。他用了整整半年时间，一个人摸索着学习用牛皮做高统靴子、简单的平跟凉鞋、各种包包和所有他能想到的用牛皮做出来的东西。

　　　　有顾客上门定做皮鞋，他直言不讳，我还在摸索，半年后你再来吧。那半年时间，王谦就埋在牛皮中间，裁剪、丈量，一针一线地缝补。有时候走错一针，他会拆掉全部重来。

　　　　忙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一刻也不得闲，有时会去巷子里请教修鞋的老人穿针走线的诀窍，有时还会去家具店询问钉钉子的手腕力道。总是忙到很晚，常常忘了那天自己是否吃过午饭。天太晚没有公交车了，他就拉下两张牛皮，裹在身上躺在地板上睡了过去。店里没有暖气和空调，就这样熬着严寒酷暑，他说当身体被柔软朴实的牛皮包裹时，冷热就都消散不见了。

　　　　后来他终于学会了做很多东西，每样都做得无比牢固朴实。有一些人被玻璃橱窗吸引进来问王谦，你师从哪位老北京艺人？他头也不抬继续做活儿，我自个儿学的。有贫穷的学生来他的店里，一次付不清一双皮靴的钱，王谦就让他们分期，有多少给多少，什么时候来付都成。

　　　　王谦常常会给某个专注的客人优待，常常为了做得让自己满意不停返工，常常为了给最喜欢某双靴子的顾客做最好的靴子却亏了本。他原本笨拙的双手变得无比灵活，在工作的时候心思变得比针眼还细。妈妈来到北京，看到盘腿坐在蒲团上，小心翼翼将整块牛皮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把这些牛皮缝成坚实的鞋子的儿子，骄傲得热泪盈眶。

　　　　王谦有个交往10年的女朋友，她和他从大二开始一直走到现在。在北京最初那几年起伏辗转时，她陪伴在王谦身边，遵从他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后来王谦开了手工皮具店整日忙碌，她坦然地看着他着魔一般地去使用剪刀和针线。

　　　　他设计某一样东西时，对每一块小小牛皮、一个扣眼一个针脚都是全神贯注。王谦说，你能从我干手工活时的眼光里，看出我对爱人的表情。这个半年才理一次发，坚持每天早上7点起床，8点坐上公交车9点以前一定出现在隆福寺街的手工艺人，生活内容非常乏善可陈，目标非常单一和忠贞。就像那么执著地贪恋牛皮的温暖一样，10年来，这个男人依然保持着当初对爱情的忠贞。

　　　　王谦那么忙，可是他又不愿找个帮手，即使那样能把店面扩大几倍、或开一两家分店，但是他不愿意不放心。他宁愿一个人忙碌着赶做每一件东西。在王谦眼中，牛皮是世界上最温暖和最有灵性的物体，它不能说话，可是当你*着它被它包裹的时候，它其实是能感觉到的。

　　　　除了每天上下班乘坐846路公交车，王谦几乎再无任何“娱乐”。这么多年在北京，几乎所有著名景点都没有去过，也不太清楚北京繁华的大街上发生着什么，他常常排斥外界与牛皮手工无关的任何叨扰。午饭永远是一成不变的6块钱盒饭，就着一瓶啤酒。

　　　　有时候太累了，他会停下来，在账本上抄《庄子》、《老子》。这些古书那么简洁明了，许多复杂道理经它一点就透，他喜欢一遍遍地抄写它们。

　　　　生活是自己的，无需向人标榜

　　　　王谦的每一样手工艺品都没有标签，尺码全都在他的脑子里。他不害怕在没有空调的夏日里，蒸桑拿浴般*的小店吸引不了客人。常常他还会对某个看中他最心爱的作品的客人说，我劝你还是别花冤枉钱了，这个东西并不适合你。他从不主动招呼客人，自顾自地在角落里扬起锤子响亮地钉钉子，或者因为对某个针脚不满意给你一声沉闷的叹息。

　　　　有些人常常劝他精明玲珑一些，毕竟他是做买卖的商人。但是王谦说，我不是商人，也不是设计师，只是一个有幸在离钢筋混凝土不远处的安静角落里，认真安稳地切割缝补着牛皮的手工艺人。

　　　　这个手工艺人没有什么远大目标，也不喜欢面对镜头，照相时也只愿以背影示人。但如果有人跑到他店里要跟他学做手工，王谦会异常认真地免费教他们。

　　　　这个在繁华的北京安稳勤奋地做着手工的30岁男人说，也许哪一天，我会用几大张牛皮，为心爱的女人做出一件无比暖和的婚纱来。



………【第五十七章　卡夫卡的爱人】………

　　　　她有一双纤细的手，她有一头乌密的黑发，她的笑容天真善良，她的嗓音“有表演的天赋”。她的名字叫多拉·迪阿曼特。1923年7月，被疾病所迫的卡夫卡来到地处波罗的海的米里茨里镇，住进了一个犹太人度假村。有一天，卡夫卡经过厨房，看见一位姑娘正在杀鱼，似乎有所触动，不满地说：“多么纤细的一双手，可干的活又是多么残忍！”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她就是多拉·迪阿曼特。

　　　　当时多拉是这家度假村里的一个厨房佣工。其实，她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犹太人家庭，只是因为年轻和对父母保守意志的不满，才离家出走，浪迹四方。而同时卡夫卡却因日益严重的结核病，四处就医、疗养。就这样，两个人像两粒沙子一样，在这个度假村里邂逅。此时，卡夫卡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11个月。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卡夫卡受到了一生都没受过的温暖和爱。对此，卡夫卡“幸福而诚恳”地告诉我们：这都是多拉给予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卡夫卡和多拉都是“父母意志的弃儿”，精神上的流浪者，同时又都是“文学的寄生者”。两人刚相识，多拉就用希伯来语给卡夫卡朗读了《叶塞尼亚》，让卡夫卡“一天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他们很快相爱并同居，“过着真正愉快的家庭生活”。在去世前一个月，卡夫卡正式向多拉求婚，但迎接他们的不是婚礼，而是卡夫卡的葬礼。因为没有拥有爱人的婚礼，多拉似乎也无权拥有爱人的葬礼。但她还是执意出现在葬礼上，在一片冷嘲责备的目光中，“哭得死去活来”。多拉的哭声震惊了卡夫卡的亲人们，致使他们都不敢放声而哭。可以说，在卡夫卡入墓之际，他只听到一个人的哭声，就是多拉的。这几乎就是卡夫卡一生的象征：这世界，只有多拉短暂而真心地温暖过他。

　　　　想起卡夫卡，我们总觉得人世对他不公，他给我们留下如此珍贵的文学遗产，但他的一生，每一天、每一夜，都是在被伤害和凄凉之中度过的。多拉的出现，让我们感觉多少还了卡夫卡一点儿债。但同时，多拉也欠下了我们一笔债，她曾经在卡夫卡的授意下，亲手烧毁了卡夫卡大量的手稿，没有烧毁的，她又没有及时公之于世，而是私自珍藏着，以致后来又被盖世太保糟蹋掉了。亲自烧毁和私自珍藏，都是出于爱，对卡夫卡的爱，但构成的是一种难以赎贷的“罪”。卡夫卡总是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感到“存在的荒谬”，这真是没办法的。



………【第五十八章　等候的雨伞】………

　　　　天空又在飘雨了，我没有拿伞。站在商场的门厅，看着灰暗的云层，想起不知身在何处的他，他的那把伞和他的温柔。

　　　　那是我最最灰色的一段时间，因为爱人，我伤得很深。我平时就是独来独往的，于是那时我也是一个人的，一个人舔着伤口，一个人陷在灰色里不能自拔了。

　　　　那个冬天的下午4点我们做实验，在一个古老的高大的阴森的楼里。

　　　　很晚了，又下雨了，同学们都做完走了。一切都那么不顺，我一遍一遍地做。我心情坏到极点，感觉一片委屈，眼泪都快出来了。

　　　　终于结束了，我都已麻木了。走出实验室，看见了他，他什么也没说，和我一起往外走。出了楼门，下着雨，才发现他手中拿了一把伞。

　　　　他撑起伞，一把黑色的伞，为我摭住了漫天的雨，风吹过，有些冷，我打了一个哆嗦。他看见了，更靠近一些。偎着他，感觉特别温暖。

　　　　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一直不知道他对我的关心，因为是默默地。那天他不知道等了多久。感觉到他的心意，他的温暖，那时脆弱的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他又来找我，带我出去玩，我不好拒绝，也不想再一个人闷着。和他一起，我也可以开心地笑了，灰色的天空也会有些云彩了。

　　　　不愿再活在灰色里，想要个人救我出来；不愿再爱得痛苦，想要个人宠我。我是很感动，我知道我并不爱他，但也许我将会爱他。有时他也会有暗示给我，我无法回答，只有闪烁其词。

　　　　在他的宠爱中，我们相处得不错。他总是象一把伞，时刻等待着，也为我挡住了烦恼。他很是开心，我也常想：爱人也许是痛苦的，让我满身伤痕，被爱是要好多了，被爱是幸福的。

　　　　但走过了一段日子，我却发现：被关心，被痛爱，我也被感动，以为感动就是爱了；但我没有心动也没有心痛；没有牵挂也没有想念。我知道这不是爱了。

　　　　我和他说明了一切，他却愿意再等。原以为我会由感动生爱，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不能，以后也不会了。既使我接受他，那也是一种勉强。我无法欺骗自己，也不想欺骗他。于是我远远地避开他，相遇时便视若无物地谈笑。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一切也淡化了。我们渐渐地疏远，然后是毕业的忙乱了，我们几乎没有再说过话，我也没有来得及对他说声抱歉。

　　　　纷乱的社会，快节奏的工作，却让我今天能有这空闲停留在这一角，看这飞舞的雨丝。遥对远方的他说声抱歉也说声谢谢。感谢他的雨伞，为我挡去满天的乌云和雨滴，感谢他的温柔，为我灰色的天空带来了几片云彩。愿他得到他的爱和他的幸福。



………【第五十九章　梅花毛线衣】………

　　　　十八岁那年，他因为行凶伤人被判了六年。从他入狱那天起，就没人来看过他。母亲守寡，含辛茹苦地养大他，想不到他刚刚高中毕业，就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母亲伤透了心。他理解母亲，母亲有理由恨他。

　　　　入狱那年冬天，他收到了一件毛线衣，毛线衣的下角绣着一朵梅花，梅花上别着窄窄的纸条：好好改造，妈指望着你养老呢。这张纸条让一向坚强的他泪流满面。这是母亲亲手织的毛线衣，一针一线都是那么熟悉。母亲曾对他说：“一个人要像寒冬的腊梅，越是困苦，越要开出*的花朵来。”

　　　　以后的四年里，母亲仍旧没来看过他，但每年冬天她都寄来毛线衣，还有那张纸条。为了早一天出去，他努力改造，争取减刑。果然，就在第五个年头，他被提前释放了。

　　　　背着一个简单的包裹，里面是他所有的财物——五件毛线衣。他回到了家，家门挂着大锁。他感到疑惑：母亲去哪儿了？转身找到邻居，邻居低下头说：“她走了。”他的头上像响起一个炸雷，不可能！母亲才四十多岁，怎么会走了？冬天他还收到了她的毛线衣和纸条。

　　　　邻居摇头，带他到祖坟。一个新堆出的土丘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红着眼，脑子里一片空白。他问：“我妈是怎么走的？”邻居说：“因为你行凶伤人，你母亲借了债替伤者治疗。你进监狱后，你母亲便搬到离家两百多里的爆竹厂做工，常年不回来。那几件毛线衣，总是托人带回家，由我转寄。就在去年春节前，工厂加班加点生产爆竹，不慎失火，整个工厂爆炸，你母亲和十几个做工的外地人都死了。”

　　　　邻居叹了口气说：“我家里还有一件毛线衣呢，准备今年冬天给你寄出去。”

　　　　在母亲的坟前，他捶胸顿足，痛哭不已。全都怪他，是他害死了母亲，他真是个不孝子！他真该下地狱！

　　　　第二天，他把老屋卖掉，背着装了六件毛线衣的包裹远走他乡，到外地闯荡。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四年过去了。他在城市立足，开了一家小饭馆，不久，娶了一个朴实的女孩做妻子。

　　　　小饭馆的生意很好，因为物美价廉，因为他的谦和和妻子的热情。每天早晨，三四点钟他就早早起来去采购，直到天亮才把所需要的蔬菜、鲜肉拉回家。没有雇人手，两个人忙得像陀螺。常常因为缺乏睡眠，他的眼睛红红的。

　　　　不久，一个推着三轮车的老人来到他门前。她驼背，走路一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