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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声除主编《大一国文》，还在中文系开设汉魏六朝诗、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文学概论等课程。从师从杨振声的学生的回忆中，我们可知杨振声的教学风格和学术贡献。
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教学的教育家（3）
1938年，吴宏聪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最想见到的先生是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因为他在中学时代就读过这几位先生的文学作品。杨振声五四运动中的壮举，更是吸引着吴宏聪，想找个机会瞻仰先生的风采。吴宏聪这样描述了杨先生在西南联大教“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的细节：“他的教学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课都由先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讨论后跟着要交习作，讨论小说交小说，讨论散文交散文，训练很严格，要求也很高，作业批改更详尽，每次作业都批改得密密麻麻……”当年联大的教授不仅杨振声如此，沈从文也是这样扶持学生的创作。
萧乾在《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中，曾谈及1929年杨振声在燕京大学讲“现代文学”时的情景：“在班上，杨先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总像是带领我们在文学花园里漫步，同我们一道欣赏一朵朵鲜花，他时而指指点点，时而又似在沉吟思索。他都是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杨振声在“京派”文人中是老大哥式的人物，他的正直、朴实和热心，提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萧乾称杨振声为“启蒙老师”，沈从文蜚声文坛也和杨振声的提携有很大关系。
孙昌熙在《把中国新文学抬上大学讲坛的人——追忆在抗日战争期间接受恩师杨振声教授教诲的日子》中，满怀激情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先生在西南联大为中国新文学披荆斩棘地开辟道路，或者说‘打天下’，是胜利的。那标志，就是新作家群的不断涌现。”
杨振声不仅是一位大学教授，更重要的是一位教育家。20世纪30年代，为了研究儿童教育，这位曾任大学校长的教育家还跑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当过老师。教学中，他讲故事绘声绘色，做游戏追逐打闹，没有一点儿“师道尊严”的影子。胡适在一篇文章中也说，1933年冬天，他与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演讲。有一天，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便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往往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杨振声字金甫，也作今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这显然和杨的教育背景有关——1920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教育学，获博士学位；1923年又入哈佛大学专攻教育心理学。
如今在大学中文系讲授现代中国文学的先生们，说起来，仍要感激杨振声先生。令人遗憾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杨振声因为和胡适的亲密关系，被北大疏远，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迫于当时的形势，杨振声在北大时曾写批判胡适的文章，远在美国的胡适看到杨振声等人的批判文章，作点评。对很多人的批评胡适嗤之以鼻，并对当年的“朋友”重新认识，唯独对杨振声没有做出批驳的点评。想来杨振声的批胡文章，和他的一向的为人一样忠实、厚道。
1956年，这位学者病逝于北京。究其源，是在西南联大时期，他的身体、健康被透支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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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学家唐兰讲词选（1）
唐兰是我国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早年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讲授古代经典。唐兰对中国文字学、古器物学、先秦史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术思想影响了几代学者。他对故宫藏品的研究成果和对故宫学术发展的指导，对故宫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唐兰在联大时期开过很多课，有“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学”、“说文解字”、“尔雅”、“战国策”等。唐兰先生是文字学的大师，从甲骨到楷书，原原本本道出文字的构造和演变。他授《说文解字》，以菩萨心肠劝学生好好读书。出版于1946年7月的《联大八年》一书中，载有学生对梅贻琦等100多位教授的评论，其中对唐兰评介说：“中文系教授，说文解字教者，唐先生的课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但无可否认的唐先生是古文字学的权威。唐先生常说只有容庚先生可和他较量，郭沫若、董作宾等人的功夫都不太够……”唐兰是古文字学的权威，甲骨、金文专家，还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
唐兰在联大还讲过词选。1942年，联大中文系浦江清在上海休假，所担任的课由唐兰代授。年底，浦江清回到昆明，为了酬谢唐兰代授半年词选课，12月25日在金碧路南丰餐馆请唐兰和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吃饭。
汪曾祺还提到了唐兰独特的讲课方式：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还有人这样描述：著名文字学家唐兰，他在西南联大开《宋词选读》课，几乎什么也不讲，上课只是捧着一本词集自己读，读到好处，大叫一声“好”，学生们一惊，以为他终究要阐发点什么了。哪知他仍是接着读，一直到下课。
唐兰的这种以不讲代替讲解的方式，要是在今天的课堂，他的饭碗非被砸烂不可。但这种吟诵的方式，让学生体味词的美妙之处，有点禅宗的###见性的意味。
唐兰是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不知为何汪曾祺说他是“无锡腔调”。笔者查阅了唐兰的生平，1920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发奋研究古文字，三年完成《说文注》四卷。是不是在无锡求学的时候，话语中有了“无锡腔调”？
唐兰在联大培养了语言学家朱德熙，我们不妨从朱德熙的回忆中了解唐兰。
1939年，朱德熙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的老师王竹溪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一次偶然改变了朱德熙的选择，朱德熙听了唐兰的古文字学、甲骨学课，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从物理系二年级转到中文系，和汪曾祺同班。1946年5月，在闻一多的推荐下，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当助教。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古文字学家唐兰讲词选（2）
朱德熙与何孔敬相识、相恋，两人订婚宴，摆下桐城人的“水碗”，招待两位大媒———王竹溪、唐兰，汪曾祺陪客。1945年8月，朱德熙与何孔敬结婚，唐兰手书条幅，用金文字体写在朱红蜡笺上，挂在新房正中墙壁上，是《诗经》中的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１］［1］何孔敬《长相思：朱德熙其人》
看来，唐兰和学生的感情非常好，他不但为朱德熙写条幅，也为另一个学生李埏新婚写横幅。1940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生李埏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导师是唐兰。1945年，李埏和赵毓兰女士结婚，婚礼设在金碧路冠生园。唐兰为新人亲书《李埏婚礼嘉宾题名》横幅。参加婚礼并在嘉宾题名上签名的有汤用彤、唐兰、闻一多、吴晗、郑天挺、罗庸、姚从吾、雷海宗、任继愈、石峻等30多人。［2］［2］陈立言《唐兰先生的昆明情缘》
朱德熙后来成为语言学家，深得唐兰的真传，他描绘了唐兰讲课的神采。他在《纪念唐立庵先生》一文中说：先生上课从来不带讲稿，上“说文”课的时候手拿一本《说文诂林》或是石印本《说文解字》，一页一页顺着翻下去，碰到他认为应该提出来讲的字就停下来讲，基本上是即兴讲课，就像平常聊天，学生倍感亲切。听先生的课不但可以了解先生的学术见解，而且还可以看出先生治学的态度、方法和风格，所以很多同学爱听先生的课。他的课程不仅吸引了中文系的学生，还有其他系的学生，连物理系的王竹溪、哲学系的沈有鼎也来听他的古文字学。可见联大学术空气之浓厚。
联大复原后，唐兰执教北大。1949年后，唐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1962年，北大中文系请他给本科高年级生开文字学，裘锡圭当这门课的助教。在裘锡圭的记忆中，他上课不带讲稿，只有一次由于要举的一个例子情况比较复杂，才带了一张抄有这个例子的小纸片。尽管没有讲稿，课却讲得很有条理，语言也很顺畅易懂，听起来很舒服。［1］［1］裘锡圭：《我与唐兰先生的渊源》2001年2月14日《中国文物报》
汪曾祺还提到其师唐兰的一段逸事。“唐先生有过一段Romance，他和照料他的女孩子有了感情，为她写了好些首词。他也不讳言，反而抄出来请中文系的教授、讲师传看，都是‘花间体’。据我们系主任罗常培说，‘写得很艳！’”让人想起汪曾祺写的《跑警报》一文，有个姓金的哲学系教授跑警报时，随身带一个保险箱，里边装着情书。而唐先生填的“艳词”在同事中传阅，丝毫不避讳。也让人想起联大的单身教授吴宓，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分发给学生传阅，并给学生讲解。心怀坦荡，感情透明，没有当作见不得人的隐私藏着。这在今天看来，令人惊讶。
唐兰天赋很高，精力过于常人，兴趣十分广泛，生活积极、乐观。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他在治学授课之余，与联大师生一起唱昆曲，逛昆明的旧书店、古玩店、制笔店，还与画家切磋，以此为乐。他酷爱书法，但不以书法家自居。1945年抗战胜利后，唐兰创作了很多书法作品，并在昆明举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览。展品从甲骨文到篆隶行楷，各种书体、各种尺幅都有。他的字不拘一格，兴之所至，挥洒自如，虽不以功力见胜，却自有其意趣和强烈的个人风格，受人称道。他的书法是学者字，文气充沛，其深邃的学养融于书法中，是一般书法家所不能达意的。［2］［2］陈立言《唐兰先生的昆明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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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居士”刘文典（1）
师承章太炎，追随孙中山。营救陈独秀，驱赶章士钊。痛骂蒋介石，握手毛泽东。这是刘文典的传奇。刘文典的一生，风骨嶙峋，孤傲狂狷，特立独行。
刘文典留学日本时，向章太炎、刘师培学习国学。刘文典当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翻译英文电稿。执教北京大学时，参与营救陈独秀；1925年，在北京女师大风波中，参与驱逐###部长。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刘文典冲撞蒋介石，痛斥他是“新军阀”，气得蒋要枪毙他，被关押，后被营救出来；1946年10月，刘文典也曾为蒋介石60大寿写骈文祝寿。建国后刘文典是云南大学唯一的一级教授，1956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毛泽东同他握手谈话。
刘文典有清高孤傲的一面，也有“性滑稽，善谈笑，语不择言”的一面。他尝自称“狸豆鸟”；刘文典字“叔雅”，因“狸”、“刘”古读通；“菽”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我们来看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这位国学大家人生中的重要阶段。
1938年春，刘文典只身一人离别北平，在山河破碎的大地上，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独自辗转到昆明。刘文典千里走单骑到昆明被联大一度传为佳话。在日寇飞机轰炸昆明时，刘文典还有一句豪壮的话语：“国难当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但在何兆武的《上学记》描述中，刘文典的话和他的行动不一致。何兆武回忆：“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授“《庄子》选读”、“《文选》选读”、“温庭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