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吴大猷所述：
那七间小房的分配，是以先入为主为原则的。饶老师、周炳琳夫妇、杨振声（今甫）先生各住了一间；我夫妇及陈嫂再加上她的小孩子统睡在一间里；章廷谦夫妇和三个孩子一间；戴修瓒夫妇和一个女孩住一间；剩下的另一间，由孙云铸太太（带一个孩子）、刘云浦太太（带一个孩子）四人合住；孙、刘两位先生只好在那间公用大厅里搭行军床，睡“统舱”了。赵迺抟（字濂澄）则只得屈居在大厅旁边那间小室里。“统舱”除住单身汉外，还有一大用场，即是打牌的战场，那时已有了基本队伍，即孙、刘、戴、章、饶五将，不愁三缺一了。这时咖啡尚买得到，晚餐后，周、杨二位时常来我家聊聊天，喝杯咖啡。虽一间小小斗室，确兼有卧室、书房、饭厅等多种用途。
“北大功狗”蒋梦麟（5）
据章廷谦《在昆明》记载，北大在昆明北郊岗头村的宿舍虽然小而拥挤，但一到礼拜六，大家买些蔬菜食物回去，连孩子们都盼着礼拜六快点到来，回乡下。住在城里的朋友们，也在休息日和过节的时候下乡来。“就请他们宿在也是我们大家的图书室、客室、饭厅、游艺室的一间两开间敞的草屋子里”。
蒋梦麟在联大办公时，住在昆明邱家巷二号。1938年12月17日，北大四十周年纪念，那天，借云南大学的会泽堂开了一个纪念会，会后，北大的教授们到蒋梦麟住宅聚餐。大家都期待着胜利，憧憬着马神庙北河沿一带的风物，看见彼此额上的皱纹和两鬓的白发，唏嘘感叹。
自嘲是“北大功狗”
蒋梦麟一生的事业在北大，他说：“从1930年到1937年的7年内，我一直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的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在昆明，蒋梦麟也是殚精竭虑为了联大的团结和北大的发展，“和而不同”是联大胸怀，刚毅坚卓是联大校训。北大心理学教授、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在《“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中写道：“西南联大所以能始终如一联合在一起以至抗战胜利，三校复原，而三校之间精神上的契合无间，且更胜于前，我们不能不归功于蒋梦麟。”叶公超也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继续为政府培植人才，孟邻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抗战胜利前夕，北大人事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化。这是由蒋梦麟引起的。1945年6月，蒋梦麟去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此事引起北大同仁不小的波动。早在年初，蒋去美国考察教育，遍访美国东部、西部、中部和北部。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此次访美能洽购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新教授，以为胜利复校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蒋在美期间即应就秘书长之职。此事他事前既未与北大任何人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6月底，北大教授会讨论此事，会议上郑天挺等教授主张根据《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职的规定，既从政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蒋应辞职，建议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任北大校长。在胡未回国前，一些教授则主张应由周炳琳、汤用彤、郑天挺三人中之一人代理校长。但三人均表示无意此职。9月份，###决定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
1945年8月7日，蒋梦麟回到昆明召集教师茶会，坦诚地言称：他欲兼任北大校长却违反了自己手订的大学组织法，最初未想及此点，经朋友们的提示和劝告，决计辞去校长职务。据与会的人士观察，“他讲话的态度极好，得着大家的同情”。蒋氏在北大的“谢幕”，未失他一贯的风度。［1］［1］马勇《蒋梦麟与北京大学》
至此，蒋梦麟与北大的缘分已尽，他走向了仕途，他执掌北大的经历已经化为记忆和往事。1949年，蒋梦麟和傅斯年都选择去了台湾。傅斯年在台湾逝世前曾说过：“蒋梦麟的学问虽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元培高明。而我的学问及不上胡适，但办起事来，要比胡适来得高明。”傅斯年接着批评蔡、胡两位校长，办事真叫人不敢恭维。一旁的蒋梦麟听了深表赞同，并对傅斯年说：“蔡、胡两位先生是北大的功臣，而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罢了！”如此妙喻，尽显梦麟先生的性格，其中既有掩饰不住的自得，也有那么几分苦涩的成分。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1）
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梅贻琦的父亲有传统功名，原有产业，庚子拳乱期间被洗劫一空，家道从此中落。时梅贻琦12岁，他下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最小的梅贻宝才1岁。家道中落的困境，可能造成他沉稳寡言的性格。
1904年，梅贻琦入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他是第一期学生，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候通宵达旦。1948年底，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离开北平。梅贻琦去世后，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总理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
1908年梅贻琦被保送入保定高等学堂，后来，考取“庚款”留学资格，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在美国留学期间，梅贻琦不时将节省下来的公费，寄回家中，作为弟弟的学费，资助他们求学。1914年，梅贻琦自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
1915年，他应清华之聘当教师，不久便厌倦了。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不同意：“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从此就与清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其中单是校长一职就做了17年。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学者风度，温文尔雅，寡言少语，勤俭节约，民主通达，公正无私，梅贻琦从一开始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
与胡适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管理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之前大学形成的一些传统，比如教授治校，在后来的高等教育中失传。 。 想看书来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2）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是一个罕见的人物。他之所以罕见，台湾研究清华校史的学者苏云峰认为，基于下列三个事实。（一）他并无高级学位（荣誉博士学位受赠于1940年），却能率领诸博士群，人人佩服。（二）在抗战之前就使清华大学领先各大学，成为理工教学与研究重镇，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三）在抗日战争前后近20年的###风云中，他尚能保持清华校园的基本安定，继续发展，没有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
建立在联大模式基础上的教育体制，主张通识教育、思想宽容和学术自由。当时梅贻琦校长被要求加入国民党，但他保卫了联大的自由，以免受制于党。尽管国民党任命的人占据了联大领导层的一些关键位子（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和训导长查良钊），但却难以改变联大的高度自治。［1］［1］郭晓东《联大模式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
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应具有儒家思想主张的“新民”使命，人才的培养应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发展。同时，为“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他推行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校园内始终汇聚着学术思想上的各家各派。清华的校友在回忆他时说：“梅校长主长清华，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
在梅贻琦孔孟之道的思想中，融会了希腊及西方的学术自由与民主法治思想，甚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也在清华得到有力的贯彻。当时规定所有学生体育课必须及格，否则不能毕业，一时清华在华北各大学中成为一所体育强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以及复校后的清华。对于青年学子，他采取了西方的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的模式。这种教育要求学生不应仅有专门知识，更应受到贯穿在整个大学课程中的普通教育，使每个学生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能融会贯通。他曾说过：“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2］［2］梅祖彦《西南联大与梅贻琦校长》
当有人赞美梅贻琦治校有方，他谦虚地说：“贻琦生长于斯，清华实犹吾庐。就是有一些成绩，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教授中爱看京戏的大概不少，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1940年，梅贻琦在“为清华服务25周年公祝会”上的答辞中这样写道：“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告无罪。”这可以看作梅贻琦的内心独白，他如此勇敢，又如此谦逊。话语中的真诚足以感动清华同人，感受到他在昆明办学的沉重心情，也显示了他对前途的希望。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3）
梅贻琦作为主持校务的常委，在处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关系时，不偏不倚。他把工学院清华服务社所得的利润作为额外的月薪发给三校教员。
梅贻琦与韩咏华
梅贻琦回国后，解除已订婚约，直到31岁才与韩咏华结婚。说起来，梅贻琦和韩咏华颇有缘分。1898年11月，张伯苓在天津严氏家馆教授英文、数学、理化诸西学，梅贻琦是张此时的学生；1902年冬，严修在家设女塾，聘请张伯苓兼授算术、英文等课，韩咏华是张此时的学生。韩咏华晚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写道：“女生上体育课时，要把通向男生院的门关上，因我年级最小，每次都被派去关门。另外，从女生这边隔着窗子也可以看到男生的活动，这样我就知道了月涵和金邦正等人。”
1914年秋天，梅贻琦从美国留学归来。韩咏华说：“我记得他（梅贻琦）是和出国考察观光的严范孙（严修）老先生同船归来的，我们许多人都曾到大沽口码头去迎接。”梅贻琦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恰好韩咏华这时也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两人相识。“那时我已经幼师毕业，任教天津严氏幼稚园和朝阳观幼稚园，业余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每遇请人演讲等事都是我找月涵联系，这才正式与他相识。”
1918年，由严修、卞肇新为介绍人，梅贻琦和韩咏华订婚。两人订婚的消息被韩咏华的同学陶履辛（陶孟和的妹妹）知道了，急忙跑来对韩咏华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1919年6月，梅贻琦和韩咏华结婚，梅贻琦此时已经30岁，韩咏华26岁，这在旧社会结婚相当晚了。张伯苓偕胞弟张彭春亲赴北京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