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不论是清华、北大的校长还是一些知名教授，多多少少都和南开大学有着某种联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三校合作的基础。
蒋梦麟曾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董，参与南开大学的策划与发展。梅贻琦是私立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之所以会走上教育道路，更是和张伯苓的教诲和引导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陶孟和、胡适都曾担任过南开大学的校董，汤用彤、罗常培等人也曾在南开大学任教，陶孟和、江泽涵、吴大猷、钱思亮等都是从南开学校毕业的。清华的李济、蒋廷黻、李继侗、萧遽教授等都来自南开大学。共同的南开奋斗经历和南开情结使得三校联合顺利地通过了磨合期，克服了最初的困难。西南联合大学也因保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精华，成为战时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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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功狗”蒋梦麟（1）
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1964年病逝于台北。
从北平到昆明
七七事变爆发时，蒋梦麟已从北京大学到庐山参加会议，“当时蒋委员长在这华中避暑胜地召集知识分子商讨军国大事”。1937年7月8日，蒋梦麟吃过午饭在房间休息，忽然，“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来敲门，告诉蒋梦麟日军在前一晚对卢沟桥发动攻击的消息，蒋梦麟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追问详情。
蒋梦麟在庐山和南京，看到的和听到的是不惜代价保卫国家，全面抵抗侵略。蒋梦麟由南京到了杭州，在杭州，他目睹了日本的飞机轰炸杭州的飞机场，也得知了北方的三所大学南迁到长沙成立联合大学的计划，经过考虑，蒋梦麟同意了这个方案。
“我晓得在战事结束以前恐怕没有机会再见到父亲和我的老家。而且战局前途难料，因此我就向朋友借了一辆别克轿车驶回家乡。这时父亲年纪已经很大，看到我回家自然笑逐颜开。我离开家重返南京时告诉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1］［1］蒋梦麟《西潮》
长沙临时大学组建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都陆续来了。9月20日左右，蒋梦麟到达长沙，几个星期之内，大概就有两百名教授和一千多名学生齐集在长沙圣经学校了。杨振声在《北大在长沙》文中描写这时的生活：“我们都各得其所恢复了学校生活，住在每人一间的学生宿舍里，天冷后大家还围着长沙特有的小火缸煮茶谈天。围着大饭桌吃包饭，大家都欣赏长沙的肥青菜、嫩豆腐、四角一个的大角鱼、一毛多一斤的肥猪肉。”
战时的教育，和北平自然不一样，大家自动地要求吃苦，要求缩减月
薪，共赴国难。于是，在一次常委会中，决议薪水打七折支付。又公推蒋梦麟兼总务长、梅贻琦兼教务长、张伯苓兼建设长。蒋梦麟成天算账，累出胃病来，才让旁人帮他的忙。蒋梦麟的胃病大概就是这时落下来，1938年又发作一次。1939年3月1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这次胃病。“弟自去年8月患胃病起，静养4个月，于11月底告痊愈。现则一切如常，精神颇佳，胃口亦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北大功狗”蒋梦麟（2）
然而，随着战火的蔓延，长沙随时有受到敌人攻击的危险。于是，联合大学准备西迁，在蒋梦麟的建议下，蒋介石同意迁到昆明。因为那里有滇越铁路与海运相衔接，有利于联合大学将来与海外的联系。
联合大学校舍紧张，学生无法安置。1938年2月底，蒋梦麟给叶公超的一份电报中说：“昆明校舍无着，工料两难，建筑需时。蒙自海关银行等处闲置，房屋相连，可容900人，据视察报告，气候花木均佳，堪作校址。”［1］蒋梦麟为解决校舍问题，亲自去蒙自考察，3月14日回昆明，第二天下午就开会决定文法学院设在蒙自。［1］引自浦薛凤《九龙二月》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从4月28日三路师生胜利汇合，仅隔六天就开学，充分反映了西南联大的办事效率高。1938年8月初，“房荒问题已不如过去那么严重，又奉###名流成立师范学院。”蒋梦麟高兴不已，说：“真是双喜临门。”此时，已经决定文法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蒋梦麟代表联大找黄钰生谈话：“校常委会希望黄先生能出来担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8月16日，联大常委会决定聘任黄钰生为联大师范学院院长。1938年底正式上课。
1939年9月，联合大学再度扩充，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人。很多学生是从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火线到达自由区。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他也赶到昆明来和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遇到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敌人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而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他们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被捕，日军砍了他的头悬挂树上示众。”
“我不管就是管”
西南联大在昆明之初，三校也有一定的矛盾，蒋梦麟处理得很艺术——就是“无为”。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蒋梦麟对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梅贻琦字月涵）先生多负责。”蒋梦麟负责联大的对外事务。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据钱穆的《师友杂记》，当时，梅贻琦在任命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于是引起了北大师生的不满。一日，蒋梦麟有事到蒙自文法学院，北大诸教授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方殷，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立即起来插话：“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言，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北大功狗”蒋梦麟（3）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曾为蒋梦麟作传的学者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跑警报写《西潮》
“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的一次世界大###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蒋梦麟跑警报时，反思中国近代为何积贫积弱，“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个世纪中我所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
蒋梦麟在跑警报的空隙，用英文写下了他前半生的自传《西潮》。跑警报没有办公桌椅，经常席地而坐。他随身携带铅笔和硬面的练习本，写中文需要郑重其事，颇为不便，于是，他决定用英文来写。蒋梦麟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因为抗战期间跑警报，他不可能有时间、有闲情来写一部自传。
当我开始写作《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在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天三跳，如脱缰的野马。
一位英国朋友对西南联大的一位教授说，我们应该在战事初起就好好控制物价。这位教授带点幽默地回答：“是呀！等下一次战争时，我们大概就不会这样笨了。”
蒋梦麟的自传《西潮》，不是一个学者的单纯自传，而是一所大学和一个时代的见证。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长达17年，他说：“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一个时代，自然指的是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蒋梦麟作为教育家，曾任孙中山的秘书，见证了重大历史事件，所以他写的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他自称：“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齿轮而已。”
蒋梦麟的居住和饮食
1943年，蒋梦麟在重庆时，美国年轻的外交官费正清对他留下深刻印象，《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记录下蒋梦麟在昆明的生活状况：“从外表看，他颇像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举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蒋梦麟近来没有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1939年3月1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信中写道：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大功狗”蒋梦麟（4）
现家移乡间居住，新构茅屋20余间，为此处同人疏散之备……地离昆明四英里。每逢警报，高朋满座。两星期前，几乎每日有警报。近来颇安静也。沈茀斋（沈履，之前任联大总务长）赴川大任教务长，联大总务长以郑毅生（郑天挺）继任，樊逵（樊际昌）仍任教务长。昆明一年以来百物腾贵，米每石已涨至100元以上，前年每石7元。人人叫苦……炭每石近16元。猪肉每斤1元7角。盐每斤6角。鸡蛋每枚1角。同人8折支薪，每月入不敷出。人口较多之家，有午吃饭而晚饮粥者。学生方面，政府每月给贷金14元，幸官米每石50元，犹能吃菜饭充饥。营养大成问题矣。
蒋梦麟信中提到的“乡间新构茅屋20余间”，是北京大学在昆明北郊岗头村新建的北大教授临时宿舍。那是一处基本上由茅草屋顶和土墙的房舍构成的中式院落。木条组成的窗子上没有玻璃，糊着白纸，有的连白纸也没有，而是糊着出国留学生考试的试卷来阻挡风沙。
院子中间也种菜，也栽花，还栽了好多竹子，这些竹子是住在这里的人，有蒋梦麟、章廷谦（即《鲁迅日记》中的作家川岛，时任职北大办事处，蒋梦麟的秘书）等人，从附近一个叫虚凝庵的庙里一株两株地移来的。北大教授宿舍旁边，隔一条山涧，还有一个相当大的防空洞，依山凿洞，支以木柱，可容三十人。这防空洞，是居住在此的北大教授一起动手挖掘的，章廷谦非常意外地从挖掘的土中捡到了三叶虫的化石。
在这处临时宿舍里，周炳琳、赵迺抟（北大经济系主任）、杨振声（北大中文系教授，五四时期著名文学家）、吴大猷（北大物理系教授，后来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饶毓泰（北大物理系教授、理学院院长，我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孙云铸（北大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地层古生物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任地质科学院副院长）、戴修瓒（北###律系教授，曾任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张景钺（北大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崔之兰（北大生物系教授、因联大规定夫妇不能在本校任职，1938年秋应聘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夫妇、雷海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等教授，章廷谦副教授，各住一间茅草房。蒋梦麟校长则住在正北的三间瓦房中。
据吴大猷所述：
那七间小房的分配，是以先入为主为原则的。饶老师、周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