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都在发奋学习，准备将来报效国家。丽芸，和南京街头那些惨遭屠杀的同胞相比，我们能够逃出来，并且能够坚强地活下去，一切都应该知足了。八宝饭虽然太难吃，可对于一个顽强的生命来说，那同样是上帝的赐予，我会坚强地活下去的，不要为我操心。
正是如这封信中流露出的坚强、乐观、感恩之心，促使着联大学子发愤
图强。八宝饭填不饱青年学子的肚子，却养育了坚韧忠贞的灵魂，后来新中国各条战线上的专家，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他们大多有过吃“八宝饭”的经历。
联大师生离不开汽油箱
战时物质匮乏，汽油箱大显身手，其用途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学，学生宿舍中，每人可放一张木板床，并领到原为装两桶一加仑汽油的木箱四、五个作为书桌、书柜和座凳。
1938年5月30日，胡适的大儿子胡祖望已经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来到昆明已将一个月了，学校也上了两个礼拜的课了，学校搬来昆明后，诸事较前振作，功课虽然是在刚开学的几天，已很显出忙来了。尤其我们工学院的，今年每星期竟有三十五小时的课。”接下来，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了汽油箱：“我们住在一个师范学校中，教室是在农业学校，两下竟距离大约有十五分钟的路程。这里还没有电灯，我们用的是植物油灯，但因为不够亮的关系，所以在念书时还要用洋蜡。我们用的桌子是用汽油木箱和木板搭成的。柜子也是汽油箱。注册组的柜台，会计室的柜子，都是由汽油箱改造的。汽油箱的功用，在联大正显出了伟大。”
汽油箱的确在联大显示出“伟大”，战前生活比较优渥的教授，对汽油箱也格外看重，清高的教授在生活中里离不开汽油箱，而且箱箱计较。
蒲薛凤在《蒙自百日》中写到汽油箱：“闻昆明工学院每人以洋油木箱九只作床铺，盖既便且廉，向航空学校包购，国币一角一只。予遂效法购到三只。蒙自已涨价，每只索一角五分，叠至床前，聊当小柜，顶上可置盥洗杯具，内可置些衣袜。”看来，因汽油箱需求量大，成为紧俏商品，涨价也在情理之中了。
《吴宓日记》1939年7月15日记道：“晨，办杂务。11：00晤叶公超，殊为郁愤。盖宓已定迁居昆华师范楼上五室，与超及金岳霖同居。而超必俟彼去后，始许宓迁入。超近年益习于贪鄙好利。超托宓为代搜求汽油箱三十个，以供其家用，而愿以上好之铺板一副赠宓为酬。论价值，远不相抵。其后超乃以其自有之铺板床二副均移至其孝园寓宅，不我与。”
吴宓教授的满腹牢骚，皆因汽油箱而起。要知道，汽油箱是联大师生的生活必需品，可用汽油箱组合出多种家具使用。
用汽油箱还可以分割房间，形成独立的“自由王国”。西南联大的总办公室曾设在位于昆明崇仁街四十六号，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清华、北大、南开的办事处都在这里。北大办事处是三层楼上的一间统的三开间的屋子，只南北有墙，东西两面都是板门，假使门全开了，外面还有廊，栏杆，就很像一个亭子了。在靠西的南北两角上，各有用木板隔成的一间小房，放下床铺后，余下的空间恰好能摆上一张办公桌、椅和一个衣箱，北大校长蒋梦麟和秘书章廷谦一人一间，章廷谦的那间是在南首，靠楼梯。后来，杨振声搬进来，在东首靠南的角上，用汽油箱垒起来，和蒋梦麟的那间并排隔了一间。三人像下围棋似的，每人各占一角。
章廷谦的《在昆明》文中写到汽油箱的价钱和广泛的用途：“这些汽油箱，原是校方以每个一角钱的代价向航空委员会买来的，除公用的外，就转让给同仁。因之不但同仁们的书箱，衣箱，柜子……果然都是它，还往往用三个箱子叠起来当作茶几，横摆着铺上一块椅垫便当沙发。还可以搭出其他用途的很大方很雅致的式样，犹如七巧板，一拼凑就凑出一个花样。八年来这些木箱一直陪伴着我们，在离开昆明之前，我们也没有舍得离开它们。”
1940年，赵瑞蕻从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和女友杨苡结婚了。两人的新居就在离翠湖不远的一条叫做玉龙堆的小巷子里。两人用空汽油箱做书架，用空汽油箱搭成床。在此才安顿了一个多月，遭到了日寇飞机的空袭。1940年9月30日，两人跑警报归来，一进门，就被院子里一片惨相震惊了：围墙塌了一面，满地是折断的树枝。“打开门，屋子里乱七八糟，贴了白纸带的窗玻璃全碎了，两个暖水瓶滚在书桌边破了，一个用汽油空箱堆成的书架翻倒在地上，也用汽油空箱搭成、铺着新买来的草绿色的大床单的床上满是尘土……”
汽油箱，空空如也，但盛着联大师生们生活的艰辛、悲喜与哀惧。汽油箱见证了他们饱满充实、同仇敌忾的每一个日子。汽油箱伴随他们读书、写作、治学和休憩，珍藏了他们弦歌不绝的昆明岁月。
吴宓钱穆合租“天南精舍”
1938年初，由于昆明的校舍紧张，文、法学院设于蒙自县城外旧法国领事馆等地，此处花木繁盛，绿荫浓茂，称为蒙自分校。5月4日分校开学。
在蒙自城墙外面，有一栋两层的欧式建筑，全部用熟铁造的阳台。这栋楼属于一位犹太希腊商人，他的名字译成中文叫“歌胪士”。联大便租用这座歌胪士洋行作为教师宿舍。
蒙自人士对联大前来办学都很欢迎并热心帮助，领事馆等房舍不够用，桂林街王姓，把两进四合院的前院让给潘光旦等教授住；大井巷杜姓，把小四合院让给冯友兰等教授住；早街周姓，让出三层楼房给女生住，楼高风大，被称为听风楼。易社强这样描述听风楼的来历：“一栋巨大的带有围墙的公馆是属于周柏斋一家的。周是一位富有的锡商，住在昆明。他同意把公馆的一面租给联大，用作女生宿舍。……担心着国家和自己的命运，思乡的女孩听着呼啸的风声直到远山晨曦初露，就这样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于是，她们管它叫‘听风楼’。”
吴宓在蒙自，同南岳临大时一样，仍授《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和《西方古代文学》三门课，每周八小时，吴宓有课时，和涂君共住教师宿舍347室。这个宿舍是供教授讲课休息、备课之用。吴宓和联大同事还合租一“红楼”，作为居家之所。
“红楼”是吴宓偕汤用彤、容肇祖、贺麟、沈有鼎、钱穆、姚从吾诸位先生租赁的校外以东的一幢西式楼房，吴宓称谓“天南精舍”。吴宓在这里读书、游玩度假，至10月末始离开，此时，文法学院已迁回昆明。
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天南精舍”的一些情形。“其时在校外之东，法国医院旁，有西式二层楼房一所，红顶，黄壁，在一有围墙的菜园中。并多花木，缤纷斑斓，景色甚美。此房俗称红楼，原系法国人造。今归李氏经管并享有。李氏兄弟，为蒙自大族。”吴宓、贺麟于4月21日与房主订立租约。月支付租金40元，红楼内有床、桌、椅等家具，厨房有餐具和日常生活用品。
入住“天南精舍”的联大教授推举吴宓为社长，浦江清为经理。他们雇请佣人买菜、做饭、挑水、送信。吴宓制定了规章，房租照室分担，有每月五元、六元、七元三种房，伙食和杂费由全体入住的社员平摊。每人每月大概共需要十二三元。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时说：“余等七人各分居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
吴宓和众教授刚入住之时，宴请蒙自分校的教授和职员来此客厅茶聚。煎咖啡，办中西糕点待客。吴宓和汤用彤曾宴请房东，十几天后，房东带着孩子送肉和蔬菜，房东的孩子和客人的孩子一起嬉戏，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故吴宓作诗有“闲共儿童笑语哗”之句。
吴宓住在楼上南间：“斜壁小窗，外望只见云天或绿野，殊似轮船中近船首或船尾之舱室也。”吴宓有诗《始居天南精舍》。
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尽管室友空前团结，但由于志趣和个性差异，室友之间有亲有疏，吴宓与贺麟过从甚密。不久，贺麟离开蒙自，前往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吴宓“因思用其才性之所特长，以报国家社会，而有《善生》周刊之计划。……主以道德理想，指导批评一切人一切事。麟极以为当办，且自任此去随缘相机，为之游说提倡。于是日上下午，宓撰成《创办善生周刊计划书》。前半宗旨及内容，后半组织及经费预算。交麟收藏带去。”此时吴宓对贺麟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对多年老友汤用彤的感情，当时吴宓与贺麟、汤用彤、钱穆等七人同住天南精舍，贺麟去重庆后，吴宓感叹：“自麟去后，天南精舍中，无可与谈理想志业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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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妨一下楼主人”（1）
1938年8月，闻一多妻子高孝贞携五个孩子及帮佣赵妈来到昆明，一家人得以团聚。1939年暑假，闻一多开始了一再延迟的学术休假，全家搬迁至晋宁县。1940年6月，全家回到昆明，闻一多开始接替学术休假的朱自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1938年初，因地处边陲，远离战火，相较于北平、武汉和长沙等地，蒙自简直就是一个动荡中的桃源。对于蒙自的环境，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学术环境，闻一多都是比较满意的。尽管此时不时传来的都是一些战局不利的消息，但此时闻一多对抗战的前途还是比较乐观，其心境也较为平和。尽管比清华园的生活要艰苦许多，但他却延续着清华园的生活状态。对闻一多而言，作为一个学者共赴国难的最好方式就是坚守自己的岗位，潜心于学术。
1938年5月，闻一多在给友人张秉新的信中说：“蒙自环境不恶，书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诗经旧稿，索性积极，对国家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因而坐废其学问上之努力也。”
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文学院迁回到昆明，罗庸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件事，结果“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传遍整个校园。
闻一多为何不下楼，有一段隐情。后来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谈话中回忆：“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地说：‘我说了要败，你看吧！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们简直是活受罪。”
抗战已经到了1938年的春天，直到这个时候，联大教授中仍然有主和派。主战派和主和派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在散步时，有时在饭桌上。蒲薛凤在《蒙自百日》中有详细描述：
联大同仁，课余饭后，对于整个民族国家之出路，尤其是对于目前战局前途，不免时常谈到。自然希望虽同，而看法不一。有时二三人散步提及，有时饭桌上彼一句此一句杂乱发言。大体说来，不外分成两种不同的观点。盖古今中外，无论任何战争，必有其准备，开始与其结束，亦必有其主和与主战两派，更必有其胜败之判别。此实无可逃避于天地之间者。今兹所谓两种不同的观点，自然只就笼统而言，姑称为甲乙两方面。甲方面是着重情感，出于主见，表示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