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反而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梅贻琦的忧虑，针对时局而发，他已经看到国民党要打内战，故有此言。而联大师生也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随后的“11·25”那个晚上在联大校外响起的枪声，以及“12·1”惨案引发的民主运动浪潮都证实了梅贻琦的判断。
1945年11月5日，晚上六点，梅贻琦应闻一多、闻家驷兄弟以及曾昭抡、吴晗的约请，在昆南宿舍潘光旦家，和傅斯年、杨振声一起吃饭，大家喝了9斤多酒。饭后，大家谈政局以及校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当时，闻一多、曾昭抡、吴晗、潘光旦都已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吴晗倾向共产党，有人把闻一多叫闻一多夫，把吴晗叫吴晗诺夫，把罗隆基叫罗隆斯基。对于闻一多的转变，冯友兰不理解，当面问他为何当共产党的尾巴，闻一多说，甘愿做共产党的尾巴，他曾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显然，梅贻琦对联大教授的思想动态非常清楚，他想持中间立场，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12·1”惨案很快就要到来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应是联大教授左中右派最后的晚餐，“12·1”运动之后，再无这样坐下谈论时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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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饯行宴
联大的学者非常重视友情，以聚餐、宴饮的方式，为远道而来的朋友接风洗尘，或者为出国远行者饯行，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师友弦歌在春城，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各自人生道路的岔开，萍聚又星散。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敦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院职称。陈寅恪因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生病，又心思与旅居香港的家属团聚，决定于夏天离开联大赴英国讲学。吴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饯别，时值端阳，吴宓赠诗曰：
国殇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笔者查阅《吴宓日记》，未找到这次请客的记录。有一个注释：1939年4月10日至6月28日的日记，在“文革”被抄没，未归还。
1944年春，联大历史系何炳棣在联大新校舍遇到其师闻一多，此时何在大西门外昆华中学兼课已半年多，有一间宿舍。闻一多想在昆华中学兼课，希望获得两间宿舍，以免城里、乡下奔波之苦，何炳棣将闻先生的这个意愿告诉给李埏（云大文史系讲师，兼任昆中教务主任），李埏和昆华中学校长徐天祥喜出望外，慷慨地给予闻一多专任教师的待遇。报酬是每月一石（100斤）平价米和20块云南通行的“半开”（两块“半开”合一个银元）。并将楼上两间医务室腾出，安置闻一多一家住宿。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书中回忆：
这20块“半开”的待遇是我们一般兼课的人所没有的，银元在当时是非常“顶事”的，更何况闻先生已开始以篆刻收入补家用，所以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里所说的那么困难。
何炳棣已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留学生，不久即将出国（后成为海外著名的历史学家），“闻师及师母预先为我饯行，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主菜是用全只老母鸡和一大块宣威火腿炖出的一大锅原汁鸡火汤，其醇美香浓，使何炳棣终身难忘。闻先生告何炳棣：“我们湖北人最讲究吃汤。”何炳棣说，少年时曾听到有些前辈说，饭饱不如菜饱，菜饱不如汤饱，确实很对；湖北吃的文化是很高的。何炳棣想起自己的一段经历：1943年他由上海兜大圈子、越秦岭过成都时，曾问成都当地哪种汤菜最实惠最有名，回答是：“原锅子汤。”问及用料，以肘子、猪心、整颗莲花白对。何炳棣请教闻先生，这种大的锅菜是否源自湖北？闻先生说很可能是，因为明末张献忠屠蜀后，江西人入湖北、湖南，两湖人实四川，把大锅汤菜传统带进四川，这是非常合理的推测。
学人的饮食、宴饮，也和常人不一样，笔者喜欢看这样在席间琐屑的谈资，人在放松的时刻，三五师友，天南地北地聊天，总会无意间流露出他们的才情和性情。
1944年9月15日晚，梅贻琦在家宴请联大的同事莫泮芹夫妇、陈梦家夫妇、冯友兰夫妇，王力夫妇、闻一多、吴宓、吴晗，这天晚上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因为患痢疾，未能陪坐。梅贻琦这次请客，是饯行宴，为陈梦家夫妇和吴宓送行。陈梦家和赵萝蕤要去美国留学，对于这个决定，其师闻一多并不赞成，认为这是抗战最关键的时刻，应该留在昆明，但去美国留学是陈梦家梦寐以求的事，有了机会，自然不能错过。吴宓休年假，要赴四川成都，因为好友陈寅恪在成都，任教燕京大学，吴宓去成都度年假，是想和陈寅恪朝夕相处；吴宓还有亲属在成都，也是他去成都的原因。这天晚上阴沉沉的，要下雨的样子，客人散去时，梅贻琦庆幸没有落雨，不然，他心有不安。由此可见，梅贻琦宅心仁厚，有儒家君子仁爱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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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吃鼠肉真相
易社强在《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写到潘光旦烹煮老鼠肉以飨宾客。这位美国汉学家在采访中获得的资料，可能被被访者添油加醋，演绎为故事：
潘光旦从来不会因为创造性的解决方法而不知所措。老鼠吃人们做的任何东西，而安然无恙，还有，当地的老鼠又肥又大，于是他开始张夹设笼捕捉，把它们吃掉，还把它们的皮像战利品一样挂在房间里。潘家的日常饮食一旦众所周知以后，被他邀请去吃饭的朋友都不免战战兢兢。
这样的描述与史实相差甚远，由于潘光旦鼠肉宴客的逸事被传得离谱。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撰文《关于潘光旦吃鼠肉的故事》披露事情真相。
1939年，潘光旦家住在昆明青莲街学士巷1号（翠湖东边，俗称的逼死坡之下）。从外地迁居昆明的人都感到当地的老鼠特别多，特别大。有的人家养猫，有的人家则设老鼠夹子捕鼠。潘乃穆文章写道：“一天我家的老鼠夹子夹到一只比较大的老鼠。我父亲生性不拘泥于常规，遇有机会，对新鲜事物有兴趣去尝试或探讨，在食物方面也是一样。这次他决定尝试一下吃鼠肉。”
听到潘家要吃捕捉到的这只老鼠，同院住的沈履、庄前鼎、赵世昌（均清华大学教职员）三家邻居反应都不积极，其中以庄前鼎教授夫人周撷清负面反应最强烈。她听说后惊呼起来，表示她绝对不要尝一口，逃回自己家去了。
潘光旦平时教育子女，吃饭不要挑剔，在饭桌上什么都得吃。孩子们对吃老鼠肉没有什么意见。潘乃穆文章说：“我的老保姆温闰珍平日煮饭烧菜，这次也毫无怨言。她处理了这只鼠，剥皮去内脏，收拾得很干净，切块红烧。我们全家人分而食之。我感觉和吃鸡肉、兔肉差不多，并无异味。吃过之后也没人因此害病。”
潘家只吃了这一次鼠肉，但传闻非常多。有一个版本这样描述：
1939年，潘光旦为了证实老鼠肉究竟是不能吃还是人们不愿意吃，说服家人做个试验。昆明的老鼠又肥又大，一次他捕杀了十几只，将肉洗净，用香油辣椒拌抄，请来客人共餐，先不说明，等客人吃了以后赞美时才揭秘。这件事经媒体曝光，一时震动了整个昆明。后来听说有位教授夫人因其吃了潘家老鼠肉，威胁要和他离婚，不知确否。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也提及这件事：“还有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他的兄弟是个银行家，在重庆，听说他吃耗子肉，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其实潘光旦并不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好奇。”看来还是冯友兰了解潘光旦。
潘乃穆也在文章中辟谣：“至于有人说什么捕得硕鼠十多只、邀来研究心理学的同事和学生数人分享，为了学术研究、夫人勉为其难等等情节，就全属于传闻，失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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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太太请客
清华大学图书馆“活字典”唐贯方在三校联合后，曾负责搬运清华大学珍贵古籍南迁。在昆明时，他们一家疏散到离城二十里的昆明西北郊的梨烟村（梨园村）。梨烟村的东北方约四五里，是大普吉，两地相隔着大片农田。那里新盖有一院住房，是清华理科各研究所的所在地。附近还有个小普吉，因此合称为普吉。和大普吉隔街斜对过的是陈家营，是另一个清华家属疏散地。在陈家营，散居有黄子卿、闻一多、余冠英、华罗庚等教授家。潘光旦一家疏散到大河埂。
唐贯方经潘光旦介绍，在昆明图书馆兼了一份差，每月可以得到几斗米，生活条件有了改善。在唐贯方之子唐绍明的记忆中，清华大学的家属非常团结，谁家有好吃的，送给同事分享，在炮火纷飞的年代，这样的场面非常温馨：“母亲常拿米磨成米面，做广东糕点送人，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萝卜糕’，闻起来怪怪的，吃起来很香。潘光旦太太对人和善，样样为人设想，常从大河埂到梨烟村来串门，每次都带来一些江南小吃。任之恭太太和我母亲也常来往。1945年我们家先搬回城，任太太特地送来一笼屉热气腾腾的包子，为我们送行。”
潘光旦的太太赵瑞云请清华大学家属和孩子们聚会，给唐绍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难忘一次大河埂聚会。主人是潘光旦太太，专门邀请李家院子全体家属，包括大人和孩子，去她家做客。那是一个独院，位于大河埂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坐北朝南，院子北边是一座二层木楼，他们住在楼上，前面是院子。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挤满了人，小孩子更是闹成一团。潘太太准备了各种菜肴，大家自己动手做着吃。我还是头一次看到面筋是怎样从面粉中做出来的，感到新鲜和好奇。潘太太还事先向门前田主买下田里一茬蚕豆，这时发给每个小孩一个篮筐，领着大家到田里摘蚕豆。我们专捡嫩的摘，不管是生吃还是做菜，都特别香。［1］［1］唐绍明《我心中的“金三角”———抗战时期疏散生活琐记》
随着时光流逝，这段记忆愈加清晰。唐绍明晚年回首昆明艰难岁月，感慨万千：这种抗战“牙祭”，既饱了大家的口福，还增进了彼此的友谊。这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友谊，是平等的真情，是战时艰苦环境的产物，这无论在战前或战后都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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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种菜
陈达教授及其同仁在昆明从事过中国较早、规模较大的人口学调查研究。1938年秋，清华大学成立金属、无线电、航空、农业和国情普查五个特种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旨在“收集关于本国人口、农业、工商业及天然富源等各种基本事实，并研究相关问题，以期对于国情有适当的认识，并就研究结果贡献于社会”。陈达参与了该所的筹划并受聘为研究所所长。据陈达的记载，该所原址设在昆明青云街169号，“临翠湖，颇幽静”。学校和研究所重视人口研究。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学校每年拨款四万元支持研究。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课题选择呈贡县进行开展，得到当地的支持。于是，该所为了避免日寇飞机轰炸，迁到呈贡文庙，陈达教授一家也随之疏散到呈贡。
战时生活困难，陈达教授为养家糊口，率领妻儿，荷锄戴月种植蔬菜。他在回忆录《浪迹十年》中写道：
今年余家在文庙后开辟菜地八块，崇圣祠前两块，每块不过宽一丈，长一丈六尺。略述如下（一）厨房后种白薯和刀豆，刀豆由余和旭清（按：陈达之子）下籽，成绩不佳，白薯尚好，谅可收七成。（二）西门内种刀豆及荷包豆，荷包豆种籽由李悦立县长送来，共四十粒，出苗者五粒，目下开花即已结实者仅二棵。（三）西门内往东，种刀豆、包谷、洋芋，成绩不如去年。（四）李福昌旧种烟草地，今年余改种萝卜、茄子、辣子。茄子恐不能结实，辣子不到三成，萝卜仅出十五棵。（五）往东，种刀豆，成绩甚佳。（六）往北，种黄豆，被马吃过两次，今虽又长，但恐收成不佳。（七）北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