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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进和曾一果在《陈铨：异邦的借镜》一书中，有《野玫瑰》风波的详细描述和分析，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陈铨的《野玫瑰》实际上成了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争夺的一个牺牲品。”
即使在昆明宽容的环境下，陈铨的同事也很难接受他的观点，尤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论调。陈铨于1943年离开西南联大，去了重庆，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并被聘为正中书局总编辑。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时，由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由李安导演、梁朝伟和汤唯主演，正在上映，也是一场女间谍与汉奸的戏。《色·戒》火爆上映的同时，“美化汉奸”的争议骤起。想起陈铨在昆明诞生的《野玫瑰》引起的风波，仿佛是历史的一个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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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家的文艺沙龙
西南联大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冯承植，也就是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以诗人特有的敏感与想象力，在《昆明往事》文中写下了这么一段激动人心的话：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这段话可以作为无数“联大人”的心声来解读。
1939年暑假后，冯至辞去同济大学的工作，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德语教授。冯至来联大任教，是外语系主任叶公超的邀请。“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来访，说西南联大的北大方面拟聘冯至为外文系教授，特来和他商洽下学期能担任什么课程，并约他为联大一部分教师组织的《今日评论》写稿。”
任教西南联大后，冯至在城内住东城节孝巷内怡园巷。巷口对面是闻一多、闻家驷的寓所。但为了躲避空袭，8月20日，同济大学学生吴祥光介绍冯至参观他父亲经营的距昆明l5里的杨家山林场，说遇空袭时可到那里小住。冯至在林场的一座茅屋中安排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周末便去住两三天，也常邀朋友们到那里去玩。
冯至在联大任教，如鱼得水，这里朋友和诗友很多，经常在一起雅集和聚会。中文系教授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都是他的北大学长。后来，李广田、卞之琳也都来到联大教书。李、卞、冯三人都治外国文学，都是三十多岁，是诗友。在冯至的女儿冯姚平的记忆中，李、卞常到冯家里来。“卞之琳与众不同，父亲的朋友都穿长衫，只有他总是穿一身咖啡色的西服，还戴着金丝边的眼镜，我觉得他特别精神，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酷’了。常常是来了就坐在桌前，用父亲从德国提回来的打字机打字，原来那时他和闻一多正在协助英籍教授白英编辑《现代中国诗选》。”［1］［1］冯姚平《父亲冯至在西南联大》
1940年10月19日，冯至应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杜运燮等人的邀请，作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的讲演。这是他和学生社团接触的开始。后来又有“冬青社刘北汜、王铁臣、江瑞熙请之琳、广田及余在福照街大红楼晚饭”等记载。冯至也时常应邀参加新诗社组织的讨论会和朗诵会，并和联大同学闻山、秦泥等人交往，后成为朋友。
1941年春，冯至在杨家山茅屋里开始翻译俾德曼编的《歌德年谱》，详加注释。是年11月4日，迁入城内钱局街敬节堂巷，有时也到林场茅屋小住。据冯姚平的回忆，大约是1943年底或1944年春，杨振声建议，彼此熟识的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互通声息，地点就选在位于钱局街敬节堂巷的冯至家。他们每星期有一个规定的时间，聚在一起，漫谈文艺问题以及一些掌故。每次来参加聚会的有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朱自清、沈从文、孙毓冯至家的文艺沙龙棠、卞之琳、李广田等人。这样的聚会不知举行过多少次，有人从重庆来，向冯至说：“在重庆听说你们这里文采风流，颇有一时之盛啊！”这样的氛围无疑催生了冯至的创作，例如《伍子胥》。
上述冯至家的文人聚会，很有可能是联大的“十一学会”。1943年上半年，联大成立“十一学会”，“十一”两字，即是“士”的拆字。该会主要为大家提供各抒己见的场合，每隔一两周举行一次，常以聚餐会或茶话会的形式进行活动。最初参加的多为教授、副教授，除前述诸人外，还有潘光旦、雷海宗、吴晗、陈铨等人，后来一些学生如王瑶、季镇淮、何炳棣等亦加入进来。因为冯至的家位置比较适中，故聚会常常在他家举行。
1945年12月，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冯至写了《招魂》一诗呈于死难者灵前。后镌刻在“一二·一”四烈士墓前石壁上。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这是冯至《十四行集》中的名句。1941年初，冯至在一个下午偶然写出一首十四行诗，后来在一年内写了27首，编为《十四行集》，寄给桂林明日社的友人陈占元出版。
李广田在诗论《诗的艺术》中，称冯至是“沉思的诗人”。“他是沉思的诗人，他默察，他体认，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实的诗或哲学于我们所看不见的地方。”一个看似“恬淡的诗人”，在《十四行集》中却表现了“强烈的感觉”；一个承载“广大的寂寞”的诗人，却担当了“比欢悦还大的信托来担当我们的悲哀”；从纵的方面看，他把时间、历史看作一道永远向前的洪流，从横的方面看，他的诗融合了人与人、人与物的生命，而时间与空间本是不可分割的即宇宙人生的本体。
冯至《十四行集》诞生于昆明，是超越庸常的琐碎与战乱的苦痛而盛开的花朵。《十四行集》的雄奇与美妙，在李广田的论述中，呈现出来。联大的诗人，不仅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真，也唱响那个时代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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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学者的饭局
从联大学者的日记来看他们的饭局和应酬，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和《西行日记》，虽然没有《吴宓日记》那样厚重，“但囊括了友朋社交，孝悌亲情，学府风光，恋爱结婚等等，丰富多彩；它更是一个人几十年活生生、信得过的生活实录，不假修饰，婴儿般赤裸袒露”。
学者钱定平在读《浦江清日记》时发现，当时大学文、理各科同仁鸡犬相闻，不存芥蒂，经常往来，没有樊篱，常常聚在一起把酒欢谈。根据钱的粗略统计，这种的大宴小酌，日记中记载竟有七十次之多。
他们的聚会，不是酒囊饭袋的麇集，而是睿智雅怀的聚合，大有植、白古风。其中有说过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的梅贻琦校长，还有陈寅恪、冯友兰、吴雨僧等一大批文化大师的音容笑貌，也可一睹熊庆来、赵忠尧、沈有鼎、杨武之等大匠的格致风采。即使在抗战中的昆明，虽然极端艰苦，有机会也要聚一次。这是一种心灵契合，山水交汇，岂俗人所能攀附？［1］［1］钱定平《浦江清日记的境界》
《吴宓日记》中记录的联大教授的宴饮、聚餐就更详细了，吴宓习惯性地把每次宴饮的菜品、菜金都写得清清楚楚，当然和谁在一起宴饮，谈的什么话题，座中女性着装、打扮，自然也会收录笔端。1939年9月3日，是吴宓46岁生日。早在8月16日，吴宓的弟子周珏良等人（多为椒花诗社成员）要做诗庆贺其生日，吴宓闻知，先作一首《赋谢诗》。吴宓生日这一天，周珏良、李赋宁、郑侨、王德锡各作一律为祝，“步宓八月十六日《赋谢诗》韵”。这天晚上，吴宓请客，客人有徐芳、张敬、李天真三小姐，艺专校长滕固、联大同仁毛子水等人，以及周珏良、李赋宁、郑侨、王德锡等人。
《朱自清日记》中，也会对菜的味道、好坏做简单评价，席间谈论的话题，如果是学术性的，对朱自清有启发，就会详细地记录下来。以1939年12月为例，朱自清多次参加聚餐会。12月17日，应妻子陈竹隐的建议，和联大吴达元夫妇、余冠英等人去妙高寺野餐。旅途愉快，寺庙内有两株参天古杉，驻军已撤走，环境整洁幽静。他们野餐后，玩桥牌助兴。29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方桂应罗常培邀请，为联大中文系教授讲课，朱自清在日记中记录道：“着重讲了语言学与语音学的不同……他提醒我们汉语中‘老婆’一词在英美语言中就没有相等的词……”晚上，朱自清参加了答谢李方桂的晚宴。30日，朱自清邀请雷海宗夫妇晚餐，“交谈甚有趣，并暴露余甚无知”。
日记中记录的学者的饭局，多是穿衣吃饭、交流谈天，但也折射出一些其他的东西。
梅贻琦的酒量
《梅贻琦日记》中记录的联大学者的宴饮，只简单地交代学者的姓，如果不熟悉联大的教授，看得一头雾水，好在编者有注释。这可能和梅贻琦公务繁忙有关，但他一直坚持写日记。
梅贻琦是联大常委，在校内，他和联大学者有不少饭局；校外，他要和重庆国民党政府、###打交道，还得与云南地方政府、军队、士绅不断应酬。同时，在公务上，也少不了和美国驻昆盟军、英美访问学者打交道。所以，梅贻琦的饭局特别多，好在他酒量颇大，擅饮酒，酒德佳。
梅贻琦之子梅袓彦忆及其父，曾言：“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梅贻琦嗜酒而不酗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
小事情，可见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1942年6月，梅贻琦和郑天挺由重庆去叙永联大分校考察工作，叙永当地政府招待梅贻琦。《梅贻琦日记》中记道：“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糜费耳。”还有一次，在出席了重庆英国使馆的便宴后，梅贻琦感慨人家“饭菜极简单，以视吾国人之奢靡，殊有愧尔！”
相对于不得不喝的“公务酒”，梅贻琦很享受与同事、朋友在一起的“生活酒”。在这样的酒桌上，梅贻琦心情很放松，和同事、朋友增进了感情交流，又缓解了时局与校务的沉重压力。喝了酒，他最喜欢的“余兴节目”，是谈诗、听曲（昆曲／大鼓）、独自赏月、看竹（麻将）、或bridge（桥牌）。梅贻琦出差到重庆时，忙完公务，一次老舍邀请他听京戏；一次，张充和为他清唱昆曲。
梅贻琦也有喝高的时候，清醒时少不了责怪自己。一次，张充和请客，梅贻琦赴饮夜归，步抵寓所犹晕晕乎乎，等到清醒，已走过头好一段冤枉路；又有次，云南名流缪云台请客，梅贻琦“甫离席即欲睡”，被人搀扶上床，“已自不知不切矣”；还有一次，史学家傅斯年在饭后请他鉴赏新购的古董，显然因为酒多力猛，把玩间，梅贻琦竟将一柄铜剑的尖端“扳返”，窘得他因之内疚了好长一阵子……［1］［1］方一戈《梅师原来酒亦好》
1945年10月14日，梅贻琦和家人、朋友在东月楼食烤鸭，饮“罗丝钉”，酒甚烈，“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酒醒后，梅贻琦告诫自己“以后应力戒，少饮”。
梅贻琦晚年在台湾病逝，他的公子梅袓彦认为梅贻琦的健康因饮酒过多受到影响。
抗战胜利后的饭局和时局
抗战胜利两个月后的一天——1945年10月28日上午十点半，梅贻琦与清华服务社委员会讨论公务，会后聚餐，梅贻琦为答谢诸君努力，“饮酒约廿杯”。这天晚上，梅贻琦赴章矛尘（章廷谦）之约，同座有傅斯年、杨振声、樊际昌、钱端升、周炳琳、汤用彤，皆北大同人。“食螃蟹，为汉口带来者，余菜亦颇精美。”大家在饭局谈论时局以及学校将来的问题，谈的非常热烈。受所谈问题的影响，这天，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将更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