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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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白血红-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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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晌,那黑影又出现过一次。这次看得真切,一间房子大小,圆乎乎的,呈蓝黑色。又一梭子打过去,又没了。
    船老大不害怕了,也不叫“老总”了:这八路真神,龙王爷也惹不起!
    最倒霉的是见到“老大哥”后。
    都知道到东北和“老大哥”会师,每个人好像都准备了一肚子话,到时候和“老大哥”唠个痛快。哪知在老铁山水道碰下苏联军舰,没有翻译,一肚子热乎话倒不出来。拖进港口,没吃没喝,扣了3天——把他们当“海匪”了。
    也不怪“老大哥”不认亲。
    上船不久就吐得没了人样,又在海上漂颠4天。晕船甚麽也不想吃,肚里吃食又吐光了,一个个瘦得像个鬼。“老大哥”捂着鼻子上船看了看,依着的,歪着的,横躺竖卧的。有的眼皮都不睁,有的眼皮翻了翻,甚麽表情也没有——也认不出“老大哥”了。
    每只船靠岸后,都有些人像卸货一样从船上抬下来。
    山东渡海部队陆续在辽南登陆后,先到的新枪新炮新服装的冀东部队,有些不知是不认识山东八路,还是觉得这些人太给自己丢脸了,对“卖呆”(辽东辽南人称“看热闹”为“卖呆”)的老百姓说:这都是八路从关里抓来的国民党俘虏。
    10余天后,赵绪珍带连队在辽阳赶上部队,团里已经扎好花圈,要给他们开追悼会了。
    3个多月里,除渤海军区翻了一只船,5军分区副司令员石潇江等30余人牺牲外,其余全部安全到达目的地。
    还有段插曲。
    3师2团特务连的帆船进入老铁山水道前,迎面驶来一艘国民党军舰。大家钻进船舱,只留几个穿便衣的干部在上面观测情况。1挺马克辛重机枪和4挺轻机枪,悄没声地架好了。船老大喊了句“去大连运梨的”就过去了。
    大多船只都有这种插曲。对付办法,先是尽量躲避。渔船小,军舰大,易先发现对方,也易躲避。躲避不了,只留便衣人员在船上,由船老大与之对答。这一带往来渔船、货船很多,很容易混过去。
    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缺乏警觉,没想到共产党会如此大闯关东。
    1946年后,往来山东和辽宁运送伤员、干部、家属和各种资材的船只,不时有被国民党军舰击沉和拖走的。
    “向交通要道进击”
    陆路闯关东,要比海上艰难困苦得多。
    最苦的,是黄克诚的新四军3师。
    9月下旬,3师所属四个旅和三个团分为左右两路纵队,陆续从盐阜、淮海地区出发,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4省,历时60多天,行程3千多里,到达锦州地区。
    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某军原副军长黄达宣,像瞿文清一样,是从战士、战斗小组长。
    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一个台阶没落当到副军长,然后离休。他们身上的伤疤,他们荣获的军功章,也几乎相等。而且,他们都是在黑土地上成为战斗英雄的。
    比瞿文清大两岁,高出一个头的离休将军,白发,浓眉,目光平易,温和中透着果断与威严。一口地道苏北口音,思路明晰。敏捷,谈叙像瞿文清一样简洁、明了,没有一个在官场听惯了,似乎能够显示身份、尊严和气派的“嗯”、“啊”之类。
    他是江苏泗阳县刘集乡人。17岁那年,父亲患一种病,吃不下饭。他不知道那叫食道癌,庄稼人都不知道。临死前,父亲让把家产卖了还债,母亲到姐姐家去,儿子自己去闯荡活命。
    往哪儿闯荡是不言而谕的。村东百十里处是鬼子中心据点,外边是伪军,再外边三不管地区是土匪天下。刘集人混不下去了,就去当土匪,这是老辈传下的规矩。有股最大的土匪,头子就是他们黄姓人,这是父亲临终遗言,做为儿子,即使一辈子都和父亲对着干,这句话是必须照办的。
    母亲哭天抹泪不同意:咱黄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人哪,可不能吃这碗饭呀!
    再一条路是投八路。老百姓叫新四军也叫八路,对共产党也叫八路,八路也叫共产党。鬼子汉奸说八路是“红胡子”,“共产共妻”。一次听说八路来了,人们哭爹叫娘这个跑呀。回来后,家里一样东西没少,院子还给扫了。老年人说,八路好是好,怕是成不了气候。他倒没想成甚麽气候,只是听说八路纪律严。庄稼人最受不了这个“纪律”。当土匪就随便,吃得也好。
    人老了爱回忆。无论尊卑,走到这一步,都能回忆出貌似偶然的一个或几个巧合来。
    决定黄达宣后来闯关东,今天又在关东安度晚年的人生的第一个巧合,是刘集乡一个出了五服的当保长的堂哥的一句话:当八路给你一斗小米,堂哥黄达芝早就劝过他。帮助料理完丧事又劝他,还是投八路吧,投八路给你家一斗小米。小米的魅力加上母亲的旨意,于是,他就扛上一支没有准星的老套筒,成了全村的第一个“红胡子”。半年后,另一个投八路的刘集人告诉他,那斗小米真给了,还说黄达芝就是八路的人。
    瞿文清不知道喝他烧的水的那拨扛枪人是干甚麽的,只知道那拨人是被八路打垮的。按照“阶级斗争”观点,那几天历史是算不得清白的。而本文另一位主人公黄达宣,若不是一斗小米,竟险些当了土匪。
    笔老还听过这样的故事。哥俩揭不开锅了,门口正过队伍,弟弟说,跟他们走吧。哥哥说你先走,我去趟茅房就撵你。结果,弟弟参加了红军,哥哥跟“白狗子”走了,从红领中时代开始的一个相当长的人生阶段中,笔者一直相信这些老革命当初就是为了革命,解放天下受苦人,实现共产主义,坚定不移地走进革命队伍的。
    更不知道还有那麽多逃兵。
    黄达宣扛着一挺捷克式闯关东时,是独立旅1团1营1连1排1班1战斗小组小组长。
    第一步动员到陇海线作战。过了陇海线动员到临沂地区作战。到济南西边,说临沂敌人由山东老大哥部队打了,我们到平津之间去作战。从杨村过了平津岸铁路插向玉田,快出关了才正式动员进军东北。
    原沈阳军区工程兵副政委胡可风,闯关东时是10旅29团宣传干事。老人说,从苏北出发时,动员口号是:举行大反攻,向交通要道进击,向大城市进击!进大城市还不高兴?日本投降了,也该进大城市逛逛了。过平津铁路前还算稳定,快到王田时,一些“瞎参谋”就嘀啁咕上了:一个劲地走,这是去哪儿呀?是不是去东北?苏联“老大哥”在那儿,都是共产党,大概去得。可东北太大冷,咱南方人到那儿受得了吗?
    正式动员和山东一样,讲东北多麽好,大豆有多大个,高粱米营养多麽丰富。出冷口一看,都是荒山秃岭。再一吃高粱米,有人就端着饭盆去问医生:你说高梁米营养多麽丰富,你怎麽不吃呀?
    苏北新四军在辽西瞅看高梁米,愁眉苦脸不动筷。山东八路军在辽东瞅着高梁米,“吧嗒吧嗒”掉眼泪儿。
    瞿文清那个连到辽阳后,没米没菜也没炊具。司务长说咱们下馆子去。大家乐坏了,一路上见不少城市高楼,虽没进去也开眼了。这回要下馆子,看看这关东馆子几个盘子几个碗。进屋规规矩矩坐下,每桌端上一大盆红眼高粱米饭。大家你瞅我,我瞅你,就是不想动筷。
    黄达宣几乎是在平生第一次吃高梁米饭时,才明确自己是到了关东的。
    不是他不爱思想,实在是他大累了。
    最苦最累的,就是像他和瞿文清这样的人。
    “是兵不是兵,背上四十斤。”他是机枪手,1挺捷克式,250发子弹,背包,粮袋,加一起有60斤。机抢本是3个人轮流扛的,那两人个小,大部份时间他都扛着。后来抽出个人帮病号背枪,那机枪就长在他肩上了。
    开头每天60里左右,逢上雨天还能休息。过平津铁路后就加快了,每天百里以上,下小雨也走。他不知道山海关已经打上了。但他知道是有情况了,明白这个能凭空生出许多力量。有的人却愈发不行了。他就把米袋、步枪甚麽的,再往自己肩背上堆。
    关键是休息不好。
    行军最重要的是不掉队,不减员。干部神通再大,也关照不过来。靠谁?靠骨干,靠黄达宣和瞿文清这样的活跃在最基层的骨干。
    他有两个“巩固对象”,一个叫唐大荣,一个叫唐维民。唐大荣30多岁,全班年纪最大。他打仗好,挺勇敢,就是“家庭观念重”,爱发个牢骚,那牢骚大部与老婆孩子有关。唐维民16岁,文弱得像个书生,一天说不上几句语。他堂公在苏北出发前跑了,连里去找没找到,把他拉来顶替。连里再三叮瞩,要他“承包”这两个人。后来,唐大荣当了排长,打天津时负伤;唐维民当了副连长,在朝鲜二次战役时负伤。负伤后再未见过,至今也不知在哪里。
    每到宿营地,他就对二唐说:你们累了,歇着吧。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别跑了,有人盯着哩”。说完就去找柴禾烧水,烧好再给端过来。洗脚是行车中第一件大事,比吃饭都重要。洗完了,谁脚打泡了,再帮着挑泡,穿上马尾巴。有时这一切做完了,自己脚未洗,饭未吃,倒那儿就打上鼾了。醒来后,冷丁一下,看看二唐,有时就想:要跑这不是早跑了吗?
    黄达宣和瞿文清都说自己从未动过开小差的念头。开头,瞿文清是觉得有碗饭吃,黄达宣是记着那斗小米。后来,是觉得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对咱好,咱得对得起人家,不能让人家难心。
    二唐对他挺反感,觉得他是个“特务”。他也觉得这个角色很尴尬。逐渐地,都不这样想了。一个大哥,一个小弟,加一块劲头也不比他大多少,这些事情本来就该他干的。后来二唐一提起闯关东,就说感谢他。他说:我应该感谢你们。
    从苏北到关东,从长白山到海南岛,谁应该感谢谁呢?
    原63野战医院院长吴振淮,当时是独立旅医政干事。
    医政干事两项工作。一是当医生,看病。二是负责医务人员的提升、调动。哪个医生牺牲了,哪个看护班长可以提起来,向组织科写个报告,主要还是看病。
    闯关东路上,比较多的疾病是打摆子。
    闯关东前,独立旅南下浣江,那里是疟疾流行区。
    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不发作时是好人,发作起来忽冷忽热。冷得发抖,几条被子压不住,热时发烧可达39度、40度。发作后大量出汗,头痛,口渴,浑身无力。上午8点多钟,下午3点多锺,最爱发作。
    正是行军的时候,照样走。
    配有马匹的干部,马都让给病号了。重病号骑马,轻的把枪枝、弹药、背包、粮袋放到马上,人步行。再选些身强力壮的战士,排成一路纵队,每人中间夹个打摆子的,用绳子捆在腰上联成一串。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着绳子,连拖带拽地往前挪。那情景,就像电影上国民党抓的一串串壮丁。
    不是亲身经历,谁会想像得出闯关东大军中,竟会有这样一支队伍!
    一忽儿冷得哆哆嗦嗦,一忽儿烧得迷迷糊糊。脑子里好像全是空白,又好像被铅样的东西灌满了。甚麽知觉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仿佛都不存在了,却知道向前挪动脚步,一步,一步,就像踩在棉絮上。
    后来,这个队列的指挥官——医政干事吴振淮也打起了摆子。
    老人说:讲讲别人还行,我自己是怎麽走过来的,记不得了。
    老人说:若不是互相帮扶着,谁也走不过来。
    离休前是沈阳市农机局副局长的李少英老人,闯关东时和郑绍华是同班战士。“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他是假党员。郑绍华听说了,寄去一份证实材料,10年内乱后,老战友重逢。
    郑绍华说:我若不用脑袋担保,你就叫人打死了。
    李少英说:闯关东我不替你扛枪,你早就压死了。
    那时候,郑绍华16岁,又瘦又小,还不到90斤。
    一些老人说,刚上路时,歌声不断。一路行军一路歌是我军传统,后来可就唱不动了。怎麽鼓动也唱不起来了。
    大地是黄褐色的,军装是灰色的,一支支灰色的队伍,在黄褐色的大地上默默地流动着,像一部无声电影。一队队大雁逆方向从头上掠过,抖落一串串清脆的“嘎嘎”声,溅不起一丝回音,适度痛苦使人喋喋不休,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食为天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闯关东大军先行的是筹粮官。
    10旅29团先行的,是粮秣股长张文星和他的筹粮队。
    从苏北出发后,他率领25人的筹粮队,每天提前大部队两天左右出发,沿预定行军路线筹备粮草。闯关东如此,大部队行军都如此,平型关战斗后参军,离休前为某军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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