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兵蜂拥退入村中，潘裕昆（新１军军长——笔者）慌忙乘车逃走，龙天武（新３军军长——笔者）慌乱无措，临阵脱逃……我和龙天武弃掉车和行李，不得已徒步过河。水深没膝，河面结有一层薄冰。过河后寒冷打颤。因裤管和皮鞋内都灌进冰水，走路时哧哧作响，我俩成了落汤鸡，退逃大为不便，龙天武仅挟军用大衣一件，我只提皮包一个，此时只有护兵一名跟随，真成了光杆司令。”
“龙、渊和我向漳武县方向退逃时，在路上遇着新三军的（暂编第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也是光杆司令。”（46）
在所有逃跑将军中，潘裕昆和龙天武还算最幸运的。
廖耀湘带着随从副官和新６军军长李涛、新２２师副师长周璞，在饶阳河边草丛中躲到黄昏，开始向沈阳逃窜。走不远，副官不见了。周璞掉进一个没顶深的水坑，大声喊叫，引来一阵枪声，又把李涛冲散了。天亮后，不敢进村，两人藏在野地一堆高梁秸里，入夜再走。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好歹到得辽河边上，听说沈阳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西进兵团光杆司令官又掉头西进，准备去葫芦岛奔老长官杜聿明。
他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见到了杜聿明。
在此之前，除了潘裕昆和龙天武，他和他的西进兵团所有中将军长、副军长、少将师长和副师长，早已在哈尔滨“东北解放军官团”团圆过了。
那也是黑土地上国民党将军的一次大团聚。
黑土地３年战争中，击毙国民党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中将２名，少将１２名，俘虏和投诚上将２名，中将３７名，少将２３７名。
不能忘记的一笔，是将军们落荒而逃时的扮相。
儒将风度的杜聿明，在淮海逃跑前换上一套普通军官装，被俘时报名“高文明”。
在法国见过洋世面的廖耀湘，在黑山县中安村被抓获时，头戴一顶半旧毡踢，穿一件破棉袍，赶着一头小毛驴，毛驴上驮着两袋花生。被民兵询问时，他用一口湖南腔报名“胡庆祥”。
范汉杰更好笑。《人民日报》１０月２７日刊登通讯《范汉杰就擒记》，写道：“十六日上午，在距锦州城东南二十余里的毂家窝棚东面的小道上，走来了四个着黑色服装的中年人。其中一个高大个儿，头戴烂毡帽，身穿一件露出棉花的破棉袄和一件极不相称的小棉裤，肩上披着一条破麻袋，手里拿着一个萝卜在啃着。”
卫立煌没换便衣，却更破了相。
１０月３０日下午，沈阳东塔机场乱成一团。飞机刚着陆，卫立煌由卫兵护驾钻进机舱门，军政大员们随即蜂拥而上，挤在舱门口动弹不得。往昔风度翩然的大员们，此时喊叫怒骂，互相抡动手杖和枪把子。合江省主席吴瀚涛，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剿总”政务委员王家桢，一个个从舱门口栽下来。有的抓着机翼爬上飞机顶，有的要砸碎机窗往里钻，飞机起动后都摔了下来。
“高文明”自报职务是“一个军需”。“胡庆祥”自称是“从南方来做小买卖的”。“高大个儿”说他是“沈阳一家钟表店记账的”。在北镇被俘的李涛，则干脆装成个乞丐。
土相与洋相，堂堂国军在黑土地上算是出尽了。
一套质地极好的将军服（很多人都说国民党军装“挺有派”），换成狗皮帽子撅腚袄，或是一套油渍麻花的伙夫装，是很简单的。可那一下子就能端起的中将副总司令、中将军长和少将师长、副师长的架子，却是一下子就能放下地吗？
３年前闯关东时，一方扮成“教授”、“商人”，为“东北人民自卫军”一个名称颇费心思。另一方则满身披挂，趾高气扬，八面威风。
３年后，正好颠倒了个儿。
历史的幽默。
比之“黄吴李邱”在特别法庭上那身打扮，和那架在山海关机场起飞的２５６号三叉戟，又是一种什么幽默呢？
而２兵团司令程子华和东进兵团司令侯镜如，当年在塔山针锋相对，今天却又冤家路宽，一起坐到全国政协和黄埔同学会去了。
林彪是只狮子，一只貌似绵羊的狮子。
廖耀湘就是绵羊吗？
杜聿明到葫芦岛後，因电台故障，一直未与廖耀湘取得联系。他对廖耀湘是有信心的：打得了就进锦州，打不了就退营口，看这位老部下在黑土地上再表演一场拿手好戏。
不光是在国民党，就是在中国，打逐次抵抗战，廖耀湘也堪称一流好手。
从卫立煌到杜聿明、郑洞国，当年的远征军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军长，成了黑土地的“剿总”司令官、副司令官。从长春的新７军军长李鸿，到辽西的新１军军长潘裕昆、新３军军长龙天武、新６军军长李涛、４９军军长郑庭芨，都是远征军中威名赫赫的战将。在军装笔挺、金星闪亮的国民党将军丛中，他们是骄子，是宠儿，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坚。
有一种“外来户”感觉的胡宗南系统的范汉杰，也是抗战名将。
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４日的一封电报，共产党人这样描述林彪进关后的第一个对手傅作义。
嵩：
傅作义部队之干部带兵方法系采用冯玉祥之养兵政策，所赋予之任务毫无犹豫不决，毅然执行其牺牲之精神特强，傅对战时之兵力运用颇冒险性，尤于重点方面之攻击，每不顾前后左右之部署如何兵力如何而对重点必集中全力攻击之，如此次集宁张家口之役，均集中其全力以赴其新攻击之目标、而其后方之基地方面则仅留残余老弱之少数部队以守之，其部属谓如当时共军若以小部袭其后说决无今日之傅作义作以其屡次冒险，故获成功，部属对之极表钦佩，而傅也颇以为得。
璋
即使是一般将领，打正规战，经验也不比共产党将领少。而在文化素质方面，“战大系”的共产党将领，更是差得远。不然，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大老粗”的牌子就不会那样响。
而现在，狮子也好，绵羊也好，用蒋介石的话讲是“一个一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用郑庭芨的话讲是“到哈尔滨扫茅房去”了。
笔者在某处见到一本《东北被俘、投诚、遣送国民党军官通信录》，当年威风凛凛的“团长”、“处长”、“政战主任”之类校官们，大都成了“社员”。如今还活着的，大都在区县政协当了个“委员”。
将是名将，兵是精兵，10月26日拂晓，新1军正在和71军交接防务时，阵地被突破。混乱中，官兵奋勇扑向突破口，军部特务营和骑兵团也投入战斗。马上不得施展，就下马白刃格斗，终于将阵地恢复。
71军、新1军和207师3旅攻击黑山时，都组织了“敢死队”。在包围圈中那些窝棚，没来得及组织“敢死队”。一些老人说，那也跟“敢死队”差不多，一个个像长了两个脑袋，拚命往外冲。子弹打光了，冲锋枪不能上刺刀，就抡起枪把子和你打。
翟文清老人说，他那个连打下锦州後补充的三个排长，在辽西又都打掉了。
杨克明老人赞叹廖辉湘兵团西进的行军队列“像检阅似的”，邱会作老人则用同样的语调赞叹企图夺路逃跑的新22师。
老人说，新22师向新民撤退被6纵顶住了，又想奔辽河边上抢渡口，准备逃营口。在一个叫“六问房”的地方，稀哩糊涂叫我们碰上了。七、八路纵队，漫地里卷著黄烟过来了。纵队部几个人趴在一间房顶上，离他们就100多米远，身边只有两个营，也是22师的。我们又是枪又是炮地猛打，敌人不理眯，倒下就倒下，没倒下继续走，队形不乱，就是脚步快了些。战士们这个气呀，边打边骂：他妈的“虎师”，死到临头还这麽硬气！
没有比败而不乱，更能见出一支军队的素质了。
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和安娜·雅各布，在《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写在南亚丛林中的新1军和新6军：
这“是一支种族繁杂的军队，有英国人和美国人，有克钦族人和印度人，不过最英勇的要算中国人。在这里，各国军人都知道，史迪威训练的中国军队是精锐顽强之师。士兵们臂膀粗壮，肌肉结实，他们对於手中的美式武器非常熟悉并运用自如。他们不仅对自己充满自信，甚至敢於藐视他人。不管是美国人，英国人，缅甸人，还是其他甚麽人，只要触犯了他们，就会遭到迎头痛击。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拿着一支汤姆枪占领一个据点，就能阻止一群敌人的进攻”。（47）。
从印度到中国，横贯缅甸，一路扫荡“武士道”，也迎头痛击一切敢于藐视中华民族的人。
这是何等的国威，军威！
如今，血为谁流，命为谁丧，威为谁扬？
林彪曾几次准备集中十个主力师，消灭这个“王牌”中的“王牌”。
可这个“虎师”既有虎的猛勇，又有狐狸的狡猾，能打又能溜，“黑土地之狐”始终未能如愿。一些老人说：那时一提起新22师，真有点“谈虎色变”的味儿。
辽沈战役後，几个纵队都提出这样个问题：新22师究竟是谁消灭的？
刘亚楼哈哈大笑：反正是八路军消灭的！
打了3年，各纵大都和新22师交过手，都没占多少便宜。这次，它这个窝棚撞一头，那个窝棚撞一头，这个纵队打一下子，那个纵队打一下子，都想和这个“虎师”真干一家伙，又都没用上力气。几头撞过後，它自己唏哩哗啦“散花”了。
不光新22师是谁消灭的说不清楚，其它军师也是一团乱帐。战後清点俘虏，西进兵团五个军的番号，各纵队都有。
曾经在缅甸仁安羌大捷中轰动英伦三岛的新38师，在长春听说长官决定投降时，一些官兵抱头恸哭，泣不成声。在这里，新1军和新6军一些官兵，也是哭著缴枪的。
尝闻汉飞将，
可奇单于垒，
今与山鬼邻，
残兵哭辽水。
10月28日拂晓，喧嚣的战场沉寂下来了。
晨光曦微中，厚重的铅色的雾一样的硝烟，带看股湿热的血腥气，压抑看空旷的辽西平原。树木擎著通红的火把在地平线上很有耐性地燃烧，像一盏盏长明灯，又像一根根生日腊烛。几乎是清一色的草房烧得只剩残垣断壁，张著焦黑的大口，有的还在升腾着烟雾，远远望去，就像一楼楼飘着饭香的炊烟。
被战火蹂躏的逐渐冷漠的旷野里，到处是丢弃的作战物资。大至车炮，小至一条军毯，一支“马牌”橹子，一听印著“USA”的罐头，一个兵团从司令官到士兵所需的一切，应有尽有。车炮有的停在路上，大炮还挂在牵引车上，有的倾倒在路边沟里、河里，有的只剩个焦黑的铁骷髅。车炮旁，一具具焦黑的，或是残缺不全、血肉模糊的尸体，在焦黑的、平光光的和黄褐色的抖索着枯草的野地里，以人世间各种最残忍的，也是最自然的姿式，横躺竖卧着。
在那还涌流著红色和白色液体的创口上，一个个灵魂还在苦苦挣扎。在那已经冰冷僵硬的尸体里，灵魂已经解脱，在雾一样的充满血腥的烟霭里，开始了冥冥世界的旅程。
灵魂还完整地保存著的躯壳，影影憧憧，就像一个个幽灵在向西游荡，游荡，游荡……
一位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彼俘的德国军人，在日记中写道：
在从韦尔佳奇住北去的空旷荒凉的乡间小道上，一眼望不到头的俘虏队伍在蠕动着。他们向车站走去，所有人都弯著腰，步履艰难。他们蓬乱的胡须上挂着冰块。凡是能找到的破布，麻袋和布垫子，他们都用来裹着白己的脑袋和肩膀。他们用铁丝把干草紧紧地包扎在他们的皮靴或赤裸的腿上，一辆大卡车紧跟着他们，收拾那些在后面躺下的人。如果有一个人倒下去，没有一个俘虏再去看他一眼。警卫队不得不自己费力地把他抬到卡车上去。（48）。
战後，在这一战役中被俘的近10万德军俘虏，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回到了德国。
无论打红眼了时多麽残忍，无论长春的草民百姓怎样“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也“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在中国，在黑土地，那俘虏政策也是够人道、够宽容、够英明的了。
但是，此刻辽西平原上这些被缴械的人若不是中国人，被收容後能给发路费，打路条，回家去吗？
毕竟都是中国人。
悲哀也正在这里。
在功德林，杜聿明想念漂洋过海去了美国的妻子女儿，尤其牵挂女儿的婚姻。他不知道女儿嫁给了後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博士，经常梦见女婿是个粗野的美国大兵。噩梦醒来就悔恨，诅咒，为甚麽对蒋介石那样尽职尽责，却丢弃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没资格进功德林的士兵，能想些甚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