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喊“来了”，人群立刻拥动、欢呼起来。看清了，人们突然都有些发愣。那枪，那炮，那歪把子，还有那钢盔什么的，没说的，是缴获的。可那衣服，怎么尽是些紫了巴叽的“二大布衫子”，邋邋遢遢的？有的头上戴顶战斗帽，有的穿件鬼子上衣或裤子，有的干脆从头到脚都是鬼子打扮。这是中国军队吗？中国军队怎这副样子呢？
可人们很快又欢呼起来。毕竟是中国军队来了——盼了１４年哪！
喊些什么，老人记不清了。有点印象的，是“蒋委员长万岁”和“毛主席万岁”。
国民党进城就大不一样了。吉普车，汽车，炮车，装甲车，坦克，清一色美式装备和美式服装，有的是卡叽，有的是从未见过的“罗斯福呢”。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比小鬼子还阔气，神气，这回可是真正的中国军队来了！
老人说，当时人们对美国印象可深了。人家有钱，家伙好，还有原子弹。国民党是“正牌”，又有美国支持，国民党肯定能赢。
所有老人都谈到当时东北人民的“正统观念”。这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看惯了在这片土地上走马般厮杀的外国军队，和打着各种“官家”旗号的中国军队，吃够了它们的苦头。他们就像盼望神话中的天兵天将一样，盼望一支“正牌”的强大的中国军队。中国有这样一支军队，各种各样的“鬼子”就不能在这片土地上横冲直撞了，天下就太平了。
现在，他觉得是盼到了。
他们不知道，他们很快就将难堪地注视着这些人的丑行了。
而且，他们似乎还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来就是只有一个“万岁”的。别人顶了天，也只能是“八千岁”，或“九千岁”。
秀水河子战斗同时，独立旅打下彰武附近的泡子车站，郑绍华那个班住在一对５０多岁的老人家里。开头，老两口挺害怕，好像家里来了鬼似的。他们帮老人打场，推碾子，挑水，扫院子，一口一个“大爷”、“大娘”，叫得老人心花怒放：天底下哪有帮老百姓干活的兵呀，你们这些“南蛮子兵”真仁义呀！老太太是满族，梳着高妆头，每天晚上在油灯下给大家做鞋，见没人就跟郑绍华说悄悄话：孩呀，这八路不是正牌，有什么出息？再说你们那家什也不行，不是白搭小命吗？大爷、大娘这辈子什么不缺，就缺个儿子……
瞿文清老人讲了个向导的故事。
３月２０日，保卫抚顺失利，连夜往外撤，他找了个向导。
刚到东北，打不过人家，总往后退。老百姓也不认八路，找向导挺困难。后来政治教育讲课时，大家还争论这个问题。有的说咱是八路，应该说服动员，不能来横的。有的说敌人都快摸到屁股了，他不干，不动硬的怎么办？
这个向导倒挺痛快。是个中年人，黑灯瞎火看不出什么身份，他则把这支由他引路的军队当成了国军。点头哈腰中不乏至诚，一路上车轱辘话喋喋不休：长官呀，你说说，好不容易把“小鼻子”盼倒了，又来了个什么“共产党”。共产党算什么东西！共产共妻，走哪吃哪，专门扒铁路，一群穿“二大布衫子”的“胡子”！他们也想成气候？做梦！我说长官哪，我们都拥护蒋委员长，都向着国军，盼望咱们国军打胜仗，把这帮共产共妻的“胡子”打光了，我们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对于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共产共妻”的宣传，黑土地的前辈是不难接受的。
传统观念告诉他们，凡是扛枪的队伍，不是正牌，就是“胡子”。“胡子”不就打家劫舍、抢男霸女吗？“胡子”当然不扒铁路，可和八路同是共产党的臊性的“老毛子”，不就把一些铁路扒了，设备拆了，运回国去了吗？
李伯秋的老家在辽阳，“九·一八”事变后出走再未回来。闯关东后戎马倥偬，辽沈战役后才回去一趟。都到这里候了，一些老人还问他：大侄子，听说你们那枪呀炮的，都是用大姑娘和“老毛子”换的，这是真的吗？
在黑土地人的心目中，“老大哥”实在没给小兄弟留下好印象。而“我军无钱，在乡村中行动时，则到处征发，老百姓恨我”，“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则正好“配合了”那些关于“共匪”的宣传。这是没法子的事，为了生存，逼到这份儿上了。却无疑使人们愈发“想中央，盼中央”。
刘光涛老人说，当年在冀东时，鬼子伪军一出炮楼，十里八村的，消息一溜风就送到耳边来了。鬼子在前街住着，咱们伤病员就在后街，那么多特务、汉奸，硬是不知道。
现在黑土地上的情景，正好颠倒过来了。
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归根结底的无根据地，无人民。
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一退再退，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毛主席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四平失守，在共产党队伍中引起的震动是空前的，巨大的。
在这种震动中，相当一部分人动摇了，逃跑了，有的甚至叛变了。
留下来的都是金子。他们使这支队伍更精粹，更锋锐了。
共产党黑土地的天下，就是这些人金子般的脊梁撑起来的。
“那小差开的呀”赵绪珍老人说：四平撤退后，走了４２天到桦甸才站住脚。我们走，敌人追，我们丢，敌人站。看着要追上了，赶紧拐弯兜圈子，哪儿不好走往哪儿走。有的敌人跑到前边去了，也得赶紧绕圈子。飞机在头上撒传单，后边还有大喇叭喊：共军弟兄们，共产党完蛋了，你们别跟着白送命了，快投降吧。有时还唱歌，唱岳飞“精忠报国”什么的。哪个狂呀！现在讲这些像闹着玩儿，那时可真是不大行了，打也打不了，走也没劲了。
党支部开会，号召党员和干部背两支枪，或两个背包。那时党员是秘密的，实际已没什么秘密了，和看背枪和背包的就知道了。这也挡不住跑。俘虏过来的跑，在东北扩大的跑，从关里来的也跑，党员也跑，干部也跑，有的跑回家了，有的当土匪了，有的投敌了。走到东丰北边，一天晚上跑２２个，带走２０支枪，２８颗手榴弹，２２００多发子弹。连长王信图，也带支２０响跑了。师政委李伯秋见了我，说：小赵呀，你这个指导员怎么当呀！
老人说，这若是在平时，不撤职，也得撸你个茄子皮色，可那时都跑，无所谓了。虱子多不咬人，债多不愁人。当连长、指导员的，当时见面就问：你们今天又跑几个？
１０旅退到绥化进行整顿，枪毙三个逃兵，还有两个人陪斩。三声枪响后，有段对话：——还跑不跑了？
——不跑了。
——再跑怎么办？
——一样。
——和谁一样？
——和他们三个一样。
四平撤退引起的逃亡波，持续了很久。
６月２５日，东北民主联军《自卫报》，刊登的《教育和巩固新战士的几点初步体会》中，有这样一段：老战士对新战士谈话时，不要夸大敌人的力量，应该多讲我军有利的地方。如一个战士在军人大会上承认错误时说：“我听老同志说四平打仗怎么厉害，伤亡多少人，我害怕了，所以想跑。”一个班长在班里说敌人炮火怎么凶，一炮弹打倒四五个，一个战士听后吓得晚饭都没吃，黄昏时就和另一个新战士逃跑了。
新兵逃跑，主要是怕死。老兵和干部就不那么简单了。
赵绪珍老人告诉我，王信图是山东老八路，打仗很勇敢。当时以为他投敌了，又觉得不大可能。１９６８年山东来人处调，才知道是跑回家了。２３团２营副营长朱铁武，１５岁参加新四军，枪林弹雨几十仗，退到西丰时，带着管理员和通信员投敌了。１９４９年解放上海被捉住，枪毙了。１９团２连一个姓吴的班长，要拉几个人回家，回不去就投敌。枪毙时，面不改色。
有人失望了：革命没头了。
有人绝望了：万岁的是蒋介石了，坐天下的是国民党了。
“东总”前指作战科长王继芳（47）的形象，颇像舞台、银幕和荧光屏上风靡一时的那种奶油小生。一副时装模特儿般的身材，一张白白净净、挺讨某些异性喜欢的脸。不过，其所作所为却大相径庭。
５月１８日夜，“东总”前指从梨树撤退前，发现王继芳不见了。大家也没当回事儿，以为他干什么去了，还等了一会儿。
两天后，林彪觉出不大对劲儿了：这敌人怎么就跟着屁股追，而且这么大胆、放肆呢？
就在民主联军从四平东北、西北和正北分三路撤退时，王继芳正迎着国民党走去。他可不是空手去的。从脑袋到挎包，都装着从实力统计到撤退计划之类杜聿明求之不得的情报。
几天后，王继芳重返梨树，把房东那个面庞娇嫩、丰满漂亮的地主女儿领走了。个把月后，国民党在长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还送他一顶“少将参议”的乌纱帽。
他本是个红小鬼，在革命部队中长大的。也许是过旱撑起了超体力的负荷，他累了，又遇上个多情的女人，而且也早就该成个家了。这属人之常情。阳关道也好，独木桥也好，你就走你的。也许是一时想不开，糊涂，动摇。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你仍可以和你所爱的人，去自食其力。这样，在后来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受审查，批判，戴上几顶帽子。若能挺住，今天也会重过人的生活。可他不，他旱就准备好了那么多“礼物”，临走还问有没有什么新情况。他要用曾和他一铺炕上打呼噜，一口锅里搅马勺的战友的血，染自己的顶子，铺一条荣华富贵的前程。
１９４９年秋天，二野在重庆把他抓住了。四野派架飞机把他载到武汉，审讯后枪毙了。据说，那个喝松花江水长大的白白胖胖的女人，一直跟着他，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就是爱上了这个一副好衣服架子的男人。
他害了那么多曾经和他一样的人，也害了自己，还害了一个女人。
轻易不赞扬谁的林彪，曾赞扬“东总”情报部门：能顶得上一个主力纵队。
一个王继芳能顶多少敌人呢？
９月２５日，东北局在《关于准备粉碎敌人进攻的指示》中说：必须立即严格审查干部战士的成份，坚决清洗坏人。（48）
总参谋部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老人，当时是“东总”作战科参谋。一下江南时，５师在靠山屯打了胜仗，林彪让他去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还未赶到，敌人增援上来了，５师撤了，他被隔在敌后。５师没见到人，家里慌了神，以为又跑了一个。他带着两个骑兵通信员绕了一天一夜赶回来时，有人正在查他的档案。
高秀成老人讲得更有意思：抚顺撤退后，营长高占会开小差了，带着管理员、通信班长和通信员跑了，骑我的马。营长开小差了，教导员有责任，这没说的。师里领导（老人是讲了姓名的）却非说我知道不可，是故意放走的。我和营长是老乡，关系也挺好，可他要跑谁知道呀！把我“下放”到铁岭一个兵站当站长。四平撤退那个乱劲，师找不到团，连找不到营。我那个兵站也没人管，大概认为我旱跑了。兵站加上一个宣传队，男男女女１００多人，就一支枪。转哪转哪，也算老天爷照应，在东丰找到了部队。哪知道领导还是不放心。
我这个人心里不存话，爱发个牢骚，爱发牢骚就是重点对象。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就坏在这张嘴上了。
让我到师里当秘书。就念４年书，“秘”字都认不大准，怎么当这个“秘书”？为的是放到领导眼皮底下好放心。还派个通信员监视，上街买盒烟也跟着我。
那个通信员也不争气，他倒跑了。
领导又说是我放走的，在柳河关我三个月，真能把死人气活了。闲着没事，我就敲门砸窗。领导来了，说你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我说我没法经受这种考验，我不能把他们的觉悟都教育提高到中央委员那水平上。
某军副政委刘学友老人，１９４７年入伍后，就在北安军政大学读书。毕业后到哈尔滨，还没分配工作，先搞“内部清理”。会几句日本话的，不是“汉奸”，就是“特务”，关起来先打一顿。他那个区队抓起１／１０，最后又把抓人的人都抓起来了。
把这些都归咎于王继芳，是不公正的。
很多老人讲了很多关于“内部清理”的事情。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一些被特派员找去谈话就没影了，也不知为的什么。当过特派员的老人，讲起来也直摇头叹气。
陈世勋老人说，１９３７年微山湖西“肃托”，杀了３００多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