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点头，然后转过头看我。
“宝贝，认识我吗？我是芳芳。”
他还是点点头，眼睛用力地眨一眨。他再也没有力气表达更多。
“宝贝你记住，我永远爱你！”
我眼巴巴地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他好像连点头的力气也耗尽了。为了不让我失望，他又用力地眨眨眼。看他的模样，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善良、无辜。我的心片片碎裂。
“宝贝，不要怕，我陪着你呢，你不孤独。朝着有光亮的方向走，知道吗？”
他听懂了，轻轻点了一下头。他的眼神那样顺从，那样温和，流露出深深的爱与不舍。
我用力把他抱住，在他的脸上，唇上亲吻着。一忍再忍的泪水奔涌而出。
“傅老师，您能说话吗？”沈教授继续问，彪子没有回应。
“能写字吗？”仍然没有回应。
“沈教授，您不要再问了！”我已经泪流满面，哀求着他，“给他打针吧，我不要他这么清醒！”
我哭着跑出去，心里明白，逃到哪里都是绝望，偌大的世界，再也没有能让我停留的港湾。
彪子，你在想什么？还想对我说什么？你会不会恐惧？
我们之间的感应消失了，人在咫尺，心在天涯。
29日早上7点，彪子又醒了，依然平静，依然没有说出话。医生打开止痛泵，他又昏睡过去。那是他最后一次睁开眼看这个世界。
下午1点，血氧开始慢慢下降，氧气面罩没有用了。
小徐从学校接回了聪聪，朋友们全都赶来。
医生反复地问我，是否改变了主意，是否同意切开气管进行抢救。
光亮的归途（2）
我回答：坚决不！
往往有一些人，生离死别令他们失去理智，忘记了一个词叫做“无力回天”，在最后一瞬间改变主意。而我始终清醒，只有让彪子在亲友的看护中静静地走，才是最好的结局。
我轻轻握着他的手，帮他修剪指甲，用酒精棉签将指甲周围清理干净，又用棉签在他的耳朵内轻扫一圈。这是他平时最喜欢让我为他做的两件事，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
彪子信奉佛教，我们在病房摆设了佛像，从第一次抢救过后就把念佛机放在他的耳边，不间断地轻声吟唱。
29日晚上，我们请来一位广济寺的师父为他念经超度。外屋站满了亲人朋友，大家双手合十为他做着祈祷。那情形、那氛围使得死亡的过程变得神圣。
念经过程中，血氧从70多反弹到93。经念完了，师父告诉我们，香谱上呈现的是“归家香”。
那是彪子告诉我们——他要回家了。
午夜12点，对于将要走的人这是一个“坎儿”，血氧已经降到70，我的心一阵阵地缩紧，紧到疼痛。目光在他的脸和仪器显示的数字之间不停地跳转。
小刚、帆子、志诚、韩红、小陆、杨立新、夏力薪、方圆、杨敏……所有亲人朋友都围在他身边。
渐渐的，他吸气变得很短，呼气很长，像是在叹息。医生说那是叹气式呼吸。
他脚上和腿上的浮肿渐渐消去，让我清楚地看到生命在流逝。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无声地流泪。
凌晨4点，都说这又是一个“坎儿”。我像是一只失去躯壳的蜗牛，暴露在阳光下，软弱而无助，没有去路，找不到家。
我不停地为他揉捏手脚，想留住那渐渐消退的温暖。慢慢的，皮肤上显现出浅褐色的纹路。
8点57分，血氧直线下降。彪子的生命力顽强极了，坚持了18个小时，容我们送他走出很远。
“时间不多了。”医生在一旁提示着终点的距离。
一路上，他的生命之光越来越弱，我的眼泪没有停过。我回想起我们所有美好的日子，看着眼前这个就要离开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想着他就要一个人踏上那条未知的路，想着我再也看不到他生动的笑，再也听不到他幽默的言语，再也看不到他高大魁梧的身躯，再也不能对他尽情地耍赖、撒娇，再也不能靠在他安稳的臂弯里……心一阵阵撕裂般地痛。但我咬着牙告诉自己，必须陪我的彪子走到底！
仪器上的数字急遽下降，我的心随之一再地失重。
显示屏上呈现出一条没有波折的直线——生命的电波消失了。
我仿佛看到彪子登上一艘即将启程的船，他站在船头，所有的亲人朋友都在岸边挥手道别。船已经离岸了，他希望他最亲爱的人如何说再见呢？如果那是我的旅程，我又希望怎样道别呢？
我不能为了自己的悲伤而放声大哭，那会让彪子屡屡回首而看不清前方陌生的路。我早已告诉过自己，也告诉来送行的人，他走的时候我们不要号啕，那会惊扰他的灵魂，让他牵肠挂肚，不得安心上路。
“现在开始计时。9点35分，傅老师离开了我们。”医生说。
彪子在笑，笑得那么生动，那么顽皮！（1）
一切的恐惧和绝望都在这一瞬平息下来。我仿佛看到他的灵魂脱离开千疮百孔的躯体，安然飞升。我仿佛感到他的灵魂正与我们站在一起，守望着他安详的样子。窗外，一缕阳光挥洒进来，我的身体慢慢舒展，置身于一种温暖，就像他曾无数次拥我入怀。
没有人恸哭，周围安静极了，大家守护着这份尊严，这份神圣。
我用手轻轻合上他的双眼：“彪子，你放心，一切都放心。不要怕，记着，向着有光亮的地方走。记住我永远爱你。”我反复地说着最后的叮咛。
我亲吻他的额头、嘴唇，他的样子十分安详，像睡着了一样，令我安慰，令我心疼。
朋友们形容，那就像一幅温暖柔和的画面。
阳光照在他的床上，白色的窗纱像是一层柔光镜。
他睡着。我和儿子、姐姐们围坐在床边。小刚、帆子、志诚、韩红、小陆、杨立新、小夏、方圆、文林、杨敏……朋友们在床尾站成一道弧线，大家静静地守望着他。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般福气让生命结束得如此圆满。
为他更衣的时候，姐姐扶他坐起来，正好面对着我。
我惊呆了！彪子在笑，笑得那么生动，那么顽皮！
我拉住儿子的手：“聪聪你看，爸爸在笑呢！快把叔叔阿姨们叫过来！”
伤心哭泣的朋友们闻讯从隔壁房间跑过来，全都愣住了。彪子确实在笑，那笑没有一点凭空想象。他面颊的肌肉向上提着，嘴唇抿得很紧，嘴角向上翘。像是刚刚实施了一场恶作剧，又像是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三分腼腆，七分得意。
沈教授不知刚才什么时候躲了出去，现在也来了，眼圈还是红红的。他伏下身拥抱了彪子。躺在床上的彪子依然是笑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笑容都很灿烂。
“我送走过很多病人，像傅老师这样走的真是很少见。”沈教授感慨地说。
彪子的妈妈来了。这打击让她一下苍老了许多。她坐在儿子身边，捂住嘴无声地饮泣。
“妈，您看，他在笑呢。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都陪着他，他一定很满意。对他这一生都很满意。”
老人含泪不住地点头。她曾叮嘱过不要让儿子遭太多的罪，看到儿子很安详，笑容如此生动，老人悲痛之余多少获得些安慰。
房间依然温暖，彪子静静躺在那里，笑着安抚家人悲痛的心，他一向是不愿让别人为他操心的，走的时候仍不例外。
太平间的工人抬着一个盒子来了，要把彪子带走。他们把他放进一个塑料袋，又拉上那根粗粗的拉链。
我内心温暖的氛围顿时被无情地打得粉碎。
“等一下！”我的心颤抖着，我音容犹在的亲人此刻就要像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件一样被“包装”、“搬运”，与我们隔离开。他在那幽暗而逼仄的空间里会有多么孤独，多么难过。
我轻轻抚摸他的脸，他的嘴唇，眼泪扑簌簌掉下来。工人们告诉我别把眼泪滴在他身上，那样他会不安。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我知道他一生好热闹，他不愿意被送到那孤独的地方，可他再也不能开口告诉我。
彪子在笑，笑得那么生动，那么顽皮！（2）
我再次推开阻拦我的手，擦干眼泪，亲吻他的脸，他的眼睛，他的唇。
我们一起送他到太平间，那个听起来令人心安的地方。
乘电梯到地下室，走进昏暗的楼道。沈教授推着车头，我和儿子守护在左右。向右，向左，再向右……七拐八拐，走进一间狭窄的屋子。
简陋、陈旧、幽暗，熄灭了我心头方才蓄积起的光亮。
之前沈教授说已为彪子准备了最好的位置，在中间。工人拉开了一个抽屉，的确，在中间。
那就是属于彪子的世界，冰冷的，漆黑的，他在那里如何还能看到光！
我哭得失了声，心疼而无奈。我不想离开他，不忍留他独自在这里。
他曾经在电话里对我说，一个人在家感到孤独、凄凉、害怕，那时候我们的家明亮而宽敞。在这里呢，他还能对我说吗？还能听到我安抚的话吗？
金属的抽屉将我们阴阳两隔，我像听到他的哭泣，像个无助的孩子。
我的心一下被抽空了。我看着已被关上的抽屉，恍恍惚惚站在那里，那一刻的心疼比他走的一瞬间还要剧烈。我允许他离去，却不能容忍他受苦。
“快走吧，门口有记者。”我僵硬的身子不知被谁拽了出去。
果然，有一名记者举着照相机堵在太平间门口，等着拍我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已被掏空的内心突然升起一团怒火。我径直向他扑过去，要砸烂他的相机，砸烂他将要去展示的成绩。他们说那一刻我疯了。
很多双手把我拖了回来，他们拥着愤怒的我继续走，回到楼上。彪子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互依偎。他走了，我们却要在各自的世界里承受各自的委屈。
到了楼上，我的心却留在那昏暗的太平间里。
“我不让他一个人在那儿！我不让他一个人在那儿！”我失魂地坐在椅子上，反复说着这一句话。
沈教授看我哭得可怜便来安慰我：“我帮你联系更好的地方，行吗？”
我抬起泪眼，哀求地看着他：“我不要让他一个人呆在那儿！”
沈教授是无可奈何的：“秋芳，哪儿的太平间都一样，傅老师那个已经是最好的了。”
我的心降到冰点。我知道哭泣和哀求无济于事，到哪里都是一样。
难道没人想过给死者一个温暖的住所吗？难道没人想过太平间要给无论生者还是死者一种太平吗？难道没人想过要给死者最后的尊严吗？在那里，死者受到了天大的委屈，但他们无以诉说。
门外突然一阵喧嚣，把我从悲痛中唤醒。原来是一名记者偷了护士的外衣，假扮成护士上来拍照，被武警战士拦了出去。
楼下已经围满了记者，堵住了我回家的路。
彪子走了，我甚至不能一心一意地悲痛。
文林把车开到医院正门口，其他朋友帮我借来医生的白大褂、帽子、口罩，七手八脚把我裹在里面。我和儿子在医院保卫处包处长的护送下，从一条秘密通道安全撤离。
从车窗向外看，视线所及之处全是记者，我和儿子最大程度地蜷缩起身子，车开出很远才直起腰来。
窗外的路那么熟悉，而彪子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开车经过。
天使走远了，仍可与他相依为命。（1）
推开家门，我彻底崩溃。
到处都是他的身影，到处都是鲜活的记忆。
我看见他在客厅抽烟，和朋友们聊天儿，在茶几边沏茶，讲笑话，在餐桌上吃饭，给大家夹菜，坐在后院的摇椅上看两只鹅扑水玩儿……
我终于肆无忌惮地哭起来。
我们的家依然宽敞明亮，彪子呢？
“你们把他给我弄回来，我不要让他一个人在那儿！”我冲着家人和朋友歇斯底里地哭喊，那个“太平”的空间令我的心陷入深深的泥潭。
我不顾任何人的劝阻，哭到睁不开眼。
到了晚上，大家突然发现儿子不见了。
我的心“忽”地一下子悬起来。我只顾着自己哭，这么长时间没有照应到儿子，他去哪里了？我发了疯似的到处找，楼上楼下，地下室全部找过，没有儿子的身影。我大声喊着“聪聪——”，没有人答应。我的魂儿又被吓散了。
终于，在后院发现了他，他坐在彪子常坐的那张吊椅上发呆。他穿着短袖、短裤，露在外面的皮肤被蚊子叮出了一个个又红又肿的大包。
我心疼极了，一把把他搂在怀里：“你干嘛坐在那儿啊，看给蚊子叮的。”
“那儿凉快，信号好，我在给同学发短信。”他红着眼圈说。
我知道他没说实话。他刚刚失去父亲，我这个母亲又不顾一切地号啕，他不肯在我面前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