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在取得独立以后，以孟德斯鸠的理论为基础制定了美国宪法：“美国宪法规定实行联邦制，肯定了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为原则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宪法原文由序言和7条正文组成 。规定立法权属于美国国会，并规定了国会的组成；行政权属于美国总统，以及规定总统产生的办法；司法权属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规定最高法院的组成；各州的相互关系和义务；宪法修正案提出和通过的程序；联邦宪法和按照宪法制定的法律为全国最高法律；本宪法经9个州制宪会议批准后生效 。这部宪法表明，美国在世界上第一次创造出既不同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共和制，也不同于议会内阁制的总统制，使美国成为一个具有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的联邦制国家。这种政治体制和国家结构形式后来为许多国家所仿效。”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颁布了《*和公民权宣言》简称《*宣言》，*宣言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蓝本，采用18世纪的启蒙学说和自然权论，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了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1793年6月24日，雅各宾派通过的新宪法前面所附的《*宣言》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宣布“社会的目的就是共同的幸福”，提出“主权在民”，并且表示如果政府压迫或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就有反抗和起义的权利。
这些政治方面的著作奠定了现代资本社会的基本形态和法律基础，几百年过去了，现代资本社会依然以这些著作为基础。在政治制度的保障下，经济行为也呈现不同的状态，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方面的著作。
工业革命的扩散（十三）
上一篇我们谈到了政治，而经济行为是与政治相伴的，我们再来看看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知道经济行为就是商品交换，从广义上来讲，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交换，知识与知识之间的交换也可以被看作是经济行为，从狭义上来讲，只有资本参与的交换行为才会被人们认为是经济行为。
在原始社会时期，部落内部的分配制度是原始共产主义。随着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互通有无，比如有些部落控制区内部有盐，自己吃不完就拿去和其他部落交换生活用品和食物，这样经济行为就产生了。慢慢的，大家发现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某一方面效率会更高，只要有人愿意交换，就不愁没有食物和基本生活用品，这样社会分工就出现了。有些人专门狩猎，有些人则事农耕，还有人专门采盐。到了该交换的日子，大家把东西放到一起，互通有无，为此还出现早期的货币，比如海贝、盐巴、牛羊等。经常被用来当作交易场所的地点逐渐成为了城市，早期的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城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铜器和青铜器的使用，货币也变成了青铜或铜币，金银也慢慢成为货币。随着稳定的货币的诞生，人类进入文明时代。
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从新大陆带回大量的金银，为货币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新大陆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带回来的大量货币成为了新需求的来源，大量的商品比如：船只、铁器、食品和奴隶进入新大陆，带回来的则是一船船的金银，得到了这些金银的人或者扩大再生产以满足新大陆的日益庞大的胃口，或者消费，从而带动消费品的迅速增长，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造就了阿姆斯特丹、伦敦等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并且这种经济行为扩张到了法国、德国和斯堪地那维亚各国，这些地区生产的粮食、铁矿、木材等自然资源不再自己消费，而是运往荷兰和英国再加工，最后运往新大陆交换黄金。整个西欧经济连成一体，打破了自济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庄园经济。随着殖民行为越来越大，印度、中国还有奥斯曼帝国和波斯逐渐被纳入殖民地的范围，世界各地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支撑了越来越庞大的商品经济。工业革命爆发后，可交换的商品种类和服务越来越多，成几何倍数增长。欧洲和北美城市化商品化进程加快，接下来扩散到了世界其他地方，世界被商品经济这个怪物一点点吞噬，形成了今天这个在全世界内部进行商品交换的世界，今天我们身边的许多物品都是全世界制造的，比如手机、电脑等。商品的交换行为一旦终止，我们的生活将会回到原始社会。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会造成商品交换效率的下降，我们的生活会倒退，这也是我们要关注经济的原因。（见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四和五）
我先简短的回顾下经济史，我写的是哲学史与科学史，那么我们还是回到主题，看一看这一时期的经济学。首先当然是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这部书是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亚当。斯密之前，也有一些经济学思想，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极力推崇私有制，反对对私有财产的数量进行限制。他认为，私有财产从发展、和平、满足、实践和慈善等五个方面看，均优于公共财产。亚里士多德意识到商品有两种用途。每一物品都有两种用途：其一是直接供使用的，这是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另一种是用于交换，它不是物品所固有的。这一区别后来到亚当 斯密那里发展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财富：作为有用物的财富和作为货币积累的财富。亚里士多德还对商品的价值形式发表了天才的见解。他以建筑者、鞋匠、医生和农民的交换为例说明：第一，交换的可能性，是以交换的各种商品之间的等同性为基础的；其次，交换诸商品的有用性是不同的、不等的；第三，不等的商品，在交换上必须由同一物去衡量，并由此还原为相等的。与此同时，中国的商鞅、孔子、荀子和孟子也提出自己的经济学思想，就今天来看，《管子》一书影响甚大。《管子》托名管仲所作，是一部战国时期的论文集，但它的作者大多出自法家。法家的人性自私的观点在这里体现明显，《管子&；#8226；禁藏》里说：商人做生意，加速不息地赶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却不以为远，是因为利益在前；渔人下海，海深万仞随波逐流逆水而进，冒险航行到百里之远的深海，昼夜漂泊在波浪之中，是因为利益在海水之中。所以利益所在的地方，即使是千仞的高山之上，没有不能上去的；即使是万丈的深渊之下，没有不能下去的。（见中国哲学的百家争鸣春秋战国）《管子》的道德的经济决定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义利论。这种义利论将利放在第一性的地位．肯定先有利后有义。但从中国古代经济学史和古代西方经济学史来看，主要注重农业、强调政府的作用，对商品经济缺乏认识。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所导致。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第一个对商品经济作出描述的是重商主义者。他们正好处在大航海时代，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是货币即金银，因而在他们看来，衡量一个国家富裕和发展程度的标准是看它拥有的货币量，而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积累货币。他们认为，只有真正实现为货币的东西，才是财富，所以他们只是在剩余产品能实现为货币的限度内才认为扩大再生产会造成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一国范围内，除了开采贵金属矿以外，生产的扩大，剩余产品的增加，并不能带来货币即金银。因此，他们认为，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展对外贸易，即把本国的剩余产品卖给别国以换回货币，或者通过转口贸易以赚取货币形态的利润。这样，财富的源泉就被归结为流通领域。早期重商主义要求少支出货币而多在国内积累货币，这里货币被看作宝藏，因而被称为“重金主义”或“货币主义”。恩格斯形容说“：各国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捂住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眼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晚期重商主义主张加强货币运动，促使货币周转以带回更多的货币。这里货币就不仅是宝藏，而已经被看作是可以使货币增殖的资本了。所以，晚期重商主义才是与商业资本的思想体系最相适应的。晚期重商主义为了扩大出口，采取保护关税、压低工资等办法，发展工场手工业，也被称为“重工主义”。
另外一个是重农学派，其代表人物法国人魁奈认为，只有农业这个以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为前提的生产部门，才存在“财富的增加”。他说“：只有花在土地上的劳动，其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支出，才创造财富和每年的收入。”他认为，工业的产品只能抵偿其自身的生产费用，而没有财富的增加。魁奈的纯产品概念，正是依据只有农业生产才存在“财富的增加”这个基本观点而提出来的。“纯产品”是指农业部门生产出来的财富，超过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财富的余额。魁奈把“纯产品”定义为“：从土地取得的盈利扣除了一切支出以后，所余的产品就是构成国家收入的每年创造的财富。”实际上“，纯产品”是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超过生产中耗费的价值的余额。 魁奈认为“，纯产品”并不是产生在一般的农业中，而是产生在租地农场主雇佣工人进行大规模经营的农业中。这种农业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土地耕种者所得的工资，却只相当于维持他们生存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可见，农业中出现的价值的余额，即“纯产品”不过是农业工人为农业资本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以，“纯产品”学说实际就是他们的剩余价值学说。“纯产品”为什么只在农业中产生而不在工业中产生呢？重农学派认为，这是由于农业生产中有自然力首先是土地参加工作，而且不要求任何报偿；而工业则靠手工操作，没有或很少有自然力的参与。这也就是说，“纯产品”来自于土地的恩惠。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产品才是财富，只有农业才是生产部门，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才是生产阶级。这种观点显然是很片面的。
亚当斯密以前，市场经济还只处于萌芽状态，因而没有较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斯密和重商主义者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由于受到物理学发展的影响，他们都相信通过分析可以解释经济的规律，实事求是的因果分析可以被科学所接受，应当抛弃对经济现象的超自然解释斯密和重商主义者对人性本质的假设是相同的，人都是理性的，精于计算，并由自身的经济利益所驱使。斯密和重商主义者的显著不同在于：第一，他假定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并且在这个市场上生产要素自由移动充分发挥效应。第二，假定社会存在一个自然的秩序，这个秩序优于任何人类的设计安排；自然秩序通过社会的协调来反应，表现为稀缺资源通过经济的力量解决冲突。这个关键性和谐假定，从未被斯密和其他正统的经济学家所明示过。斯密所作的关于市场机制的描述，经常被引用为：“每一个人都力图使用他们的资本来实现他们的最大价值。一般说来他这样做时并不试图增加公共利益。他依据自己的利益行事时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的政策结论非常简单，人都是理性的、精于计算的，并受自我利益驱使，他在追逐自我利益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利益。政府不应当干涉这个过程，因而应采取放任自由的政策。斯密著作通篇都认为，非管制的市场经济理论中个人利益会形成公共物品。理解自利和冲突如何导致和谐及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