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笔者所知，现在企业管理中最难办的，也是领导不在场时怎么管。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者必须盯着员工干活。领导在位时，公司一切正常，运转良好。可领导一出门，甚至刚一转身，情况就完全不同。显然，这个问题不能靠加大奖惩力度来解决。因为管理者不在场，根本不了解情况，依据什么来实施奖惩？更不能靠发动员工互相告密，因为由此带来的负作用，远大于其一时的得益。可见，如何提高员工执行规章制度的自觉性，是当前企业管理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从历史上看，一些以管理严格著称的企业，大都强调将纪律建立在自觉性的基础上。如“大庆经验”中很有名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黑天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试想，如果企业的员工都能做到“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管理者还会为“执行”问题犯愁吗？
二是可以解决法不责众的问题。靠惩戒维护纪律，只在少数人违纪时有效。如果违反纪律的人多了，以致形成一种风气，那惩戒就会失去威慑作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法不责众。而自觉的纪律建立在多数官兵觉悟的基础上，一般不会出现同时违纪的情况。不但多数人不违纪，而且他们会帮助领导做工作，督促不够自觉的少数人，共同维护部队的纪律。因为在他们看来，维护纪律不仅是领导的职责，而且也是全体官兵共同的义务。大多数人自觉地遵守纪律，坚决地维护纪律，对少数违纪分子处理起来就容易得多。
三是可以解决关键时刻的表现。纪律意味着服从。一般情况下，只要管理者提出了要求，多数人都会听从。可当管理者的要求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切身利益，甚至危及人的生命时，情况就不同了。只有高度的自觉性，才能确保官兵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始终严守纪律。电影《决战宁、泸、杭》中有这样一组镜头。解放上海时，部队曾明确了两条纪律：一是为保护城市，避免伤及无辜，进攻中一律不准用炮；二是进城后任何人都不准进民房，尽量少扰民。上海战役打响后，国民党守军果然利用楼房和街道顽强抗拒。如果我军允许使用火炮，这本不是难题。可上级不准用炮的规定，却直接限制了我军的攻击力，部队进攻受阻，伤亡很大。一些基层指战员不理解，甚至提出“是要资产阶级的大楼，还是要无产阶级战士的生命”这样尖锐的问题。面对质疑，我军指挥员态度坚决，反复做官兵的思想工作，强调上海是人民的城市，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要让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部队攻入上海后，按规定露宿街头。许多战士打了几天的仗，没有水喝，嘴唇干裂，听到附近居民家中的自来水一直在响，可就是严守纪律，不入民宅。显然，这些都不是一般军队所能做到的。只有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部队才能在关键时刻过得硬。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年曾国藩统率下的湘军攻入太平天国都城后，纵兵劫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把一座繁华无比的六朝古都，搞得像人间地狱。湘军从上到下都发了横财，包括曾氏兄弟。据史书记载，当年清廷曾电敕曾国藩，追问太平天国国库里的金银到哪里去了。为了阻止湘军将掠夺来的财富运回老家，清廷曾派人在长江上拦截船只进行检查，逼得湘军官兵将财宝藏在撑船用的竹杠里。时间久了，这一秘密被清军发现，于是加了一项检查内容，即敲一敲竹杠，看是否有夹带。“敲竹杠”一词即由此而来。
以“醇儒”标榜的曾国藩一向以从严治军、保国护民自诩，曾多次表示，“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湘军组建之初，与清廷其他军队比，军纪也算好的。为什么打下天京后会一反常态，纵容官兵大肆劫掠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湘军官兵打仗都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打下天京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面对那些在战场上杀红了眼，一心指望得到补偿的官兵，曾国藩明白，如果采取强硬手段去约束，很可能会激起事变。所以，狡猾的他宁肯背负骂名，对手下的违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觉纪律之所以优于“棍棒”纪律，是因为它符合人的行为规律。中国古代儒家学说有两个核心概念，一是仁，二是礼，认为仁是君子的道德情怀，礼是君子的外在表现。一般来说，君子都是“发乎仁，止乎礼”。意思是说，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仁是决定性的，礼是从属性的；仁是礼的灵魂，礼是仁的表现。只有具备了仁义的道德情怀，才能不折不扣地遵从礼仪的要求。同时，也只有严格按照礼仪规范去做了，才能证明一个人确实具备了仁义的道德情怀。
古代兵家对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相互关系的认识，与儒家的看法基本相同，也非常看重对士兵的纪律教育，强调“用兵之法，教诫为先”，反对“不教而诛”。古代著名的军事将领，带兵方面都是兼用儒法的。首先是强化思想教育，宣明法纪，讲清道理，尽量使大多数官兵自觉地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在此基础上，再强调和实行依法治军，赏优罚劣，对少数不听招呼的“害群之马”，严加惩治。
对于自觉纪律比“棍棒”纪律好，估计多数人都能认同。问题是怎样才能建立起自觉的纪律，这就需要了解我军纪律教育的基本做法和经验。
从纪律教育的内容看，部队通常强调三个问题。一是讲清建立铁的纪律对军队的意义，讲清纪律与军队宗旨、与战斗胜利、与群众拥护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讲清纪律问题的实质是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遵守纪律就是要顾全大局，甘愿奉献，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三是讲清“严是爱，松是害”的道理，指出培养良好的组织纪律观念，对于官兵个人成长进步的益处。只有将这些道理讲深讲透，让官兵真正理解并接受，才有可能建立起自觉的纪律。
从纪律教育的方式方法看，我军的经验就更丰富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搞好入伍教育，打牢思想根基。多年来我军形成了一个好传统，即所有新加入军队的同志，无论学历高低，无论原来从事什么工作，都需接受系统的入伍教育，以尽快完成由老百姓向合格军人的转变。纪律教育就是入伍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通过教育，使刚刚穿上新军装的官兵明白，自步入军营大门的这一刻起，自己就不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而成为人民解放军这个光荣集体中的一分子。有了这一重身份，人民群众对自己便有了更多的期望，自己也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事关军队的声誉。因此，军队的纪律带有强制性，指挥员的命令必须坚决服从。如果违抗命令，违反纪律，就会受到批评、处分甚至制裁。
入伍时的纪律教育搞好了，对官兵后来的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笔者当兵已38年，至今难忘新兵连组织的纪律教育课。当时领导具体讲了哪些道理，实事求是地说，笔者早就想不起来了，可对讲课时所举的本部队一位老兵模范遵守纪律的事例，却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同志请假进城办事，返回时发现公共汽车已经停运，为了不超假，他独自摸黑走了30多里路，终于提前赶回了部队。这件事情很小，与笔者日后军旅生活中所见到、听到的典型事例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但它却给笔者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由此可见新兵纪律教育的作用。
二是搞好经常性教育，不断强化纪律意识。毛泽东说：“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7页。这里，提到我军纪律教育的两条基本经验。首先是常抓不懈。将纪律教育列为部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每隔一段时间，就需主动安排，而不能等到出了问题再去亡羊补牢。通过经常性教育，不断强化官兵的纪律观念。近些年，部队经常性纪律教育主要是学习条令条例，强化条令意识，强调“条令条令，条条是令”，明确要求全体官兵熟知条令、条例的有关内容，时时处处用条令、条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特别是各级带兵者，要把条令、条例当做教科书，一条一条地背诵，一条一条地领会，一条一条地实践，真正成为“条令通”。其次，是与整风相结合。纪律教育要想取得理想效果，就不能空谈道理，必须紧密联系实际，着眼于解决存在的问题，具体的办法就是进行作风纪律整顿。在一些管理严格的部队，每年都要进行几次作风纪律整顿。关于如何组织整顿，已形成成熟的经验，其中包括及时发现违纪苗头，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正确选择整顿时机，确保整顿、工作两不误；充分发动群众，揭露矛盾，防止整顿走过场；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妥善处理违纪人员，巩固和扩大整顿成果，等等。这些经验很值得企业重视。
三是结合典型事例，开展随机教育。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部队仍难免出现个别违纪现象。这当然不是好事，不过，如果领导处理得法，有时亦能收到课堂教育难以收到的效果。笔者所在的部队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年，部队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较差，每月只放一两次电影，这是官兵们的主要娱乐之一。放电影时，分散居住在附近村庄的各个营连，要打上背包，走几里山路，赶到团部操场集合。有一次，到了规定时间，全团整队完毕，发现有一个连未能按时赶到。值班首长很不高兴，黑着脸，一句话不说，让全团官兵都站着等。几分钟后，那个连队急匆匆地从远处跑来，气喘吁吁的连长照例向值班首长敬礼，报告人数。首长还礼后问了一句，“通知你连几点赶到？现在几点了？”然后，二话不说，命令该连原路带回。相信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的全团官兵，恐怕再也忘不了什么是时间观念了。
现在社会上研究联想公司发展史的材料，都会谈及“罚站一分钟”的故事。这也是运用典型进行纪律教育的生动事例。如多数企业一样，联想公司刚组建时，员工的时间观念也不强，开会迟到是家常便饭。为此，公司特别作出凡迟到者罚站一分钟的规定。一开始人们不以为然，但柳传志执意坚持这么做，并且从自己和公司骨干做起。据说，第一个被罚站的人就是柳传志的一位老领导。柳传志本人，也被罚过三次。多年坚持下来，公司的纪律状况大有改善。据说，联想公司员工在体育馆开大会时，队伍整齐，秩序井然，散会后地上不留任何纸片。这就是一种力量，有了这样的员工队伍，何愁事业不能发展。
四是多种形式宣传，使纪律观念深入人心。说到以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大家自然会想到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歌曲，在部队传唱了70年。每唱一遍，官兵的纪律意识都得到一次强化。毛泽东晚年组织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老人家还亲自带领司令员们唱起这首歌，并边唱边讲。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我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次步入奥运会场，演奏的也是这支曲子，可见其影响之大。
前一阶段报刊上有文章说，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模仿曾国藩《湘军水师得胜歌》而作。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从歌词上看，两首歌确有相类之处。可实际上，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1935年10月由红15军团政治部创作的。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曾派出参观团携演出队到红15军团交流，演出队发现红15军团编写的这首歌很好听，便带回中央红军，使这首歌在更大范围传唱开来。新中国成立后，总政治部根据1947年10月10日正式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部分歌词作了修改，一直传唱至今。
自觉的纪律是我军的特点，我军一向主张指挥员在下达指示、提出要求时，应尽量讲清道理，启发部属自觉自愿地加以执行。可纪律毕竟带有强制性，教育中必须讲清理解与执行的关系，防止强调了自觉性而忽略纪律的强制性。军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