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领导都应当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群众情绪，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在很多人心目中，邓小平是最务实的领导人之一。他也曾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
思想领先的原则适用于各行各业。实际上，成功的企业家都非常重视思想工作，也十分善于做思想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思想工作方面的行家里手，是企业的精神领袖。相反，那些见物不见人，整天陷入事务堆中的企业家，一定不会有大的作为。例如，杰克·韦尔奇就说过，他每天80％的工作时间用于与不同的人谈话。“每当我有了一个我希望贯彻到公司里去的主意或消息，我都是怎么说也说不够。我不断地重复、重复、再重复，在会议上，在做总结的时候，年年如此，直到我窒息得说不出话来。”“我把每一个会议看作思想的一块积木，每一块都要建筑在另外一块的基础上，直到思想变得越来越博大，越来越完美。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仅仅是聚集在这里开一堆乏味冗长的业务会议。新来的员工经常说，通用电气公司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它不停地向员工灌输强化自己的核心理念：这个会议强调，另一个会议还强调，接着下一个会议依然强调。”“不管理念来自哪里，我从来都是拉拉队队长。我总是热情洋溢地追随着每一个理念，几乎狂热到了发疯的地步。”
再如，麦当劳公司将“质量超群（Quality）、服务优良（Service）、清洁卫生（Cleanliness）、货真价实（Value）”列为企业的宗旨，几十年如一日，通过思想教育反复地向员工灌输，从不间断。该公司创始人雷·克罗克说，“要是我每重述一遍QSCV就给我一块砖的话，我想我可能已经能用它们在大西洋上盖起一座大桥来了”。
又如，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有一个观点，即企业管理中最大的权力是思想权和文化权。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统一，是以思想和文化的统一为前提的，组织建设必须建立在思想和文化建设的基础上。组织只是一个构架体系，而思想和文化是思维，是传导体系。杰出的思想才能造就杰出的公司。曾在华为公司担任过副总裁的李玉琢提出，企业管理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所谓治本就是要解决基本动力问题——员工教育和精神、文化的再造问题。”
深入分析优秀企业家的管理思想与实践，可以明显看出西方行为科学理论的局限。所谓行为科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人的行为规律的科学。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本质区别在哪里？就在于人有思想，行为主要受思想支配，而动物的行为则受本能驱使。受科学主义特别是行为主义哲学的影响，西方行为科学常越过人的思想，用研究动物行为的试验方法，直接去研究人的行为规律。这一思路从根本上就错了。根据行为科学研究成果推出的管理举措，大都见物不见人，或见人不见思想。虽然在控制员工行为方面有时也能收到一定效果，但却会带来相当的负作用。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核心价值观有什么用24
4坚持用先进的理论教育人、武装人、改造人，着眼于提高人的根本觉悟
思想工作必须为当前的实际斗争服务，可又不能就事论事，必须用先进的理论教育人、武装人、改造人，在提高官兵根本觉悟上下工夫。这也是毛泽东思想有别于一般管理理论之处。
应不应该影响被管理者的精神世界，也是中外管理思想的分歧点之一。而毛泽东则坚持管人与育人相结合，更多地强调教育人、改造人、培养人。这绝不像某些西化了的专家学者所说，是什么“中国式管理的误区”，而恰恰是中国式管理的特点和优点。
以人为本真正的含义，是将员工视为企业的目的之一。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要将员工当做老板赚钱的工具，二是不要将员工视为只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动物。
思想工作必须为当前的实际斗争服务，可又不能就事论事，必须用先进的理论教育人、武装人、改造人，在提高官兵根本觉悟上下工夫。这也是毛泽东思想有别于一般管理理论之处。在毛泽东看来，思想工作既是部队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直接目的是解决官兵的思想认识问题，提高他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因此，思想工作有两重作用、两种价值。第一，它是保证业务工作完成的重要手段；第二，它是提高部属精神境界的主要途径，二者不可偏废。如果片面强调对业务工作的保证作用，很容易得出只要任务完成得好，思想工作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结论。也就是说，思想工作同样存在“渔”和“鱼”的关系问题。统一认识，鼓舞士气，保证当前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只是思想工作的直接目的之一。而帮助官兵树立革命的理想和人生观，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才是思想工作的百年大计。
在毛泽东时代，曾流行过一句口号，“千条万条，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是第一条”。意思是说，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武装人、改造人，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思想工作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只要这项工作做好了，有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完成任何任务都不在话下。现在看，这一口号明显偏颇，过分强调了人的思想觉悟，隐含着精神万能的意思。实际上，能否完成任务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并不是有了人，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即便是强调人的因素，也不能只讲政治觉悟，还有知识、技能、经验等多方面的因素。
不过，主张将育人摆在管理工作的首位，却也有几分道理。实际上，一些优秀企业家就持类似观点。如松下幸之助就多次强调，松下公司主要是培养人，其次才是生产家用电器。国内一位著名民营企业家也表示：“我们并不是单纯追求利润，利润总是短期的，人才是长期的。我们始终把对人的塑造放在第一位。”“力出于内而功成于外。”
将思想工作的着眼点放在育人上，也引出了一些新问题，如怎样处理思想工作与业务工作的关系，如何看待思想工作的效果，等等。笔者认为，这涉及对政治工作根本目的的理解，涉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也涉及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确有搞清楚的必要。简单地说，如果只求完成当前任务，或者说只求一时“打得赢”，那么，搞不搞思想革命化意义不大。可如果考虑到军队的政治倾向，确保军队“不变质”，考虑到官兵的全面发展，以及军队两个文明的建设，就应该如毛泽东所要求的，坚持用先进思想教育人、武装人、改造人，在提高官兵的根本觉悟上下工夫。当然，思想教育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背离中心工作另搞一套。因为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人的思想觉悟不是在课堂上或书本中就能提高的，而主要是通过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三大实践，特别是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实践中提高的。像林彪、“四人帮”鼓吹的那样去“突出政治”，不但收不到任何正面效果，反而彻底败坏了政治工作的声誉。
应不应该影响被管理者的精神世界，也是中外管理思想的分歧点之一。西方管理学一般只讲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因为在他们看来，“你只能选择合适的员工，却永远无法改变一个人”。而毛泽东则坚持管人与育人相结合，更多地强调教育人、改造人、培养人。两种主张的背后依然是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即人的理想和追求是先天的、固定不变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认为这些都是天生的，那当然不存在塑造的问题，只能想方设法加以满足。可如果承认现实中的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人的需求结构是后天形成的，自然就会引出教育和改造的必要性。
深入剖析西方企业文化理论，会发现一些学者的论著中常隐含着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人确有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管理者满足了这些需求，同样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中优先考虑高层次需求满足的员工太少了，即便找到了这类员工，也难保其后来不发生变化。由于此悖论的存在，所以，这些学者常常被称之为管理领域的理想主义者。对他们的种种高论，企业家姑妄听之，而在实际管理中奉行的仍然是“大棒加胡萝卜”。显然，如果不承认通过思想教育，可以重塑员工的需求结构和价值体系，就无法解开这一悖论；如果不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管理思路，就永远也走不出泰勒制的阴影。所以，在提倡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的同时，强调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绝不像某些西化了的专家学者所说，是什么“中国式管理的误区”，而恰恰是中国式管理的特点和优点。
由此联系到对以人为本的理解，现在“以人为本”一词非常时兴，可对究竟什么是以人为本，如何实现以人为本，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以人为本就是要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尊重员工的人格，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多为他们办好事、实事。有人提出：“以人为本有个前提，那就是人的整体素质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其中包括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职业规范。现在提以人为本，可能不太实际，也是不合适的。”还有人主张，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能力为本，应该提倡“能本主义”，即帮助员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这对企业和个人都有好处。
笔者认为，以人为本真正的含义，是将员工视为企业的目的之一。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要将员工当做老板赚钱的工具，二是不要将员工视为只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动物。将员工视为目的，就不能只是关心、爱护、尊重员工，还应考虑他们的全面发展，因而也就包含了教育、培养、改造的意思。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质不是饮食男女等生理欲望——在这些方面人与动物没有根本区别，而是创造性的劳动。因为，是创造性的劳动使人最终与动物区分开来，成为万物之灵。所以，对创造性劳动的需求才是人的本质需求，培养和塑造这种需求，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以上是毛泽东关于思想建设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四点之间有逻辑上的内在联系：人的因素第一是理论前提；要充分开发和利用人的因素，就必须做好政治工作；其中，主要是开展思想教育，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而要想真正搞好思想教育，又必须着眼于教育和改造人，从根本上提高人的思想觉悟。
谈及上述观点，上点年纪的朋友可能会联想到当年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曾将我军政治工作的主要观点概括为“四个第一”，即处理武器与人的关系时，应坚持人的因素第一；处理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关系时，应坚持政治工作第一；处理政治工作中各种业务工作与思想工作的关系时，应坚持思想工作第一；处理书本思想与活的思想的关系时，应坚持活的思想第一。这一概括在当时影响很大，被认为是对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的经典概括。后来，随着林彪政治上的倒台，“四个第一”也受到批判，被认定为错误观点。
其实，如不谈政治上的是非，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不失为对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的一种概括。据当时一些老同志回忆，林彪的这些提法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长时间思考的结果。毛泽东本人当年也曾对“四个第一”给予肯定，明确表示：“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页。毛泽东还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一个创造，就是一个发现。笔者认为，林彪的错误主要在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将“第一”突出成“唯一”，把特定条件下成立的管理规律说成是普遍规律。物极必反，到头来，不仅“第一”被否定，连第二、第三也保不住。
对比毛泽东关于军队思想建设的基本主张与源自西方的企业文化理论，可以得出五点结论：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