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对胡愈之的态度。胡愈之是三厅成员到任最迟的一位，当时他正在上海从事《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在郭沫若及武汉朋友的一再催促下，胡愈之在料理完出版事务后即匆匆赶到武汉。然而，出乎大家预料的是，他坚持不愿出任五处处长。最后，用郭沫若的话说：“为了敦促他就职，我几乎向他下跪。”郭沫若精诚所至，终使胡愈之答应上任。
在郭沫若的筹划下，三厅以组织抗战宣传周活动的形式开始了它向社会的首次亮相，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工作。1938年4月7日，郭沫若用热情洋溢的演说，拉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的序幕：“我们有最大的诚意，与必死的决心，我们要和前线将士抱一样必死的决心，把我们精神武装起来！我们要一声呼喊摧毁敌人的心胆！”在宣传周的第一天恰逢台儿庄大捷，于是临时决定组织十万人的火炬游行，以示祝捷。在十万群众火炬游行的队伍中，郭沫若走在前列，“从黄鹤楼望去，但见汉水两岸数十条火龙蜿蜒不断，万点炬火映红了江水，口号声、救亡歌声响彻云天”。对此，郭沫若一语概之：“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三厅抗战文化工作的序幕由此拉开，郭沫若亦开始以三厅厅长的身份高扬起抗战文化的大旗，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1937年7月，在周恩来、郭沫若倡议并主持
下，成立“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
会”并展开献金运动。图为妇女献金场景
抗战时期无疑是郭沫若一生非常辉煌的一段时期，他不仅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作为抗战文化的一个领军人物在亦文亦政的道路上走得从容自如。应该说，是时代与个人的双向选择，决定了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及其以后所走上的人生道路。抗战是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也是造就英雄的时代，历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选择了郭沫若。或者说时代为郭沫若提供了这样一个弄潮的机遇，使他得以在抗战文化领域尽展才情，叱咤风云。从个人方面来说，郭沫若不是不可以选择其他的生存方式，譬如继续做一个专注于历史研究的学者。在他刚一回到国内的时候，沈尹默给他的建议就是去作学问。蒋介石在南京见他时，也有过这样的建议。或者专注于文学创作，做一个不问政治的所谓的“纯粹的文人”。但他首先还是接受了时代对于他的选择，接受了一个关乎政治的挑战，去担当一个文化班头的社会角色。当然，郭沫若做出这样的个人选择，也不是一念之间的决定。回到抗战的历史场景中，郭沫若所做的历史选择，既是文化的选择，也是政治的选择，而且首先是一个政治上的选择。当时在文化界声名毫不逊于郭沫若的周作人的经历，是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鲜明对比。当郭沫若冲破了重重阻碍，从日本只身回到国内，投入到抗战大潮中时，周作人则滞留在沦陷后的北平。郭沫若还曾写过一篇《国难声中怀知堂》的文章，希望他飞回南边来。周作人开始似乎也是想着闭门坐在书斋里，不问世事，但终于还是沦为汉奸文人。两位文化名人，同途而殊归，此间高下曲直，至此已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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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小传
郭沫若（1892—1978），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1914年留学日本，于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从事文学活动。1921年出版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1923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1924年，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十年，其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回到祖国，筹办《救亡日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其间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六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1949年8月，当选为首届全国文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等职，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和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交流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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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爱与美
冰心一生的故事是爱与美的故事，她说有了爱便有了一切。冰心曾说：“世界在变，人事也在变，但在多变的程途中，要掌握着不变的定律。”而在我们看来，这“不变的定律”于冰心就是两个字：“爱”和“美”。早在中学时期，冰心就写道：“我和万物，完全是用爱濡浸调和起来的，用爱贯穿连结起来的。只因充满爱，所以我对于宇宙万物所发出的意念，言语，行为，一切从心所欲，又无一不合于爱，这时便是‘自由’。真理就是一个字：‘爱’。”冰心是世纪的同龄人，也是世纪的见证人。她见证了“二十一条”的耻辱，又经历了流离八年的抗战……在动荡和苦难中，冰心造就了她成熟的人生。
冰心曾在《给日本的女性》中回忆抗战中的自己说：“八年的痛苦流离，深忧痛恨，我自己仍旧保存着相当的淳朴、浅易和天真。”抗战八年期间，通体浸润着“爱”的冰心从容而平静地应对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她在抗战时期的经历，似乎在向世人昭示：人的生命有多大的承受力，既然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坚强地活着，体验那超乎想像的苦难并战胜它。整个抗战期间，冰心的笔下并没有对抗战苦难的简单复述，也没有如刀枪般的抗战的呐喊，她只是用她那“满藉着温柔，微带点忧愁”的笔调静静地叙述着一个普通人在苦难面前的哀与愁，苦难中的快乐与温馨。她用自己的经历和创作，用自己面对苦难的态度，带给承受战争苦难的人们熹微中的最初一线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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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1）
吴文藻、冰心夫妇1937年6月29日，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冰心和吴文藻结束了近一年的美欧之行（燕京大学的学术休假），由巴黎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回到北平。回到燕京大学后，亲朋好友久别重逢自是喜不自胜。然而，冰心还来不及休整旅途的劳顿，还来不及回味亲友重逢的喜悦，战争的阴云便开始笼罩着北平这座古城。战争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身处燕京大学的冰心同样也经历了这样的震撼。7月28日清晨，十六架日本飞机，在晨光熹微中低飞而来，在燕京大学附近的西苑兵营投下了三十二颗炸弹。炸弹的一声声巨响震动了幽静的燕京大学校园，冰心切身体会到了战争的来临以及它的残酷。没过两天，冰心从清华大学友人处得知最痛心的消息：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已撤出北平，北平已沦入敌手。得此消息，冰心当时无疑是震惊和悲愤的，在自己的散文中她沉痛地写道：“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死去了！……四野的炮声枪声，由繁而稀，由近而远，声音也死去了！五光十色的旗帜都高高的悬起了：日本旗、意大利旗、美国旗、英国旗、红十字旗……只看不见青天白日旗……西直门楼上，深黄色军服的日兵，箕踞在雉堞上，倚着枪，咧着厚厚的嘴唇，露着不整齐的牙齿，下视狂笑。”
北平沦陷后，北大、清华的师生纷纷撤离北平，北平的其他大学也迅速撤退到大后方。大部分师生从天津乘船经烟台、青岛，到济南，然后分赴全国各地。还有部分师生到长沙，进入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共同组织的长沙临时大学。冰心、吴文藻此时任教的燕京大学因是美国教会大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要求教师们都留在北平，照旧开学。燕京大学在校园高高的旗杆上升起了美国国旗。危难时刻，何去何从，冰心苦苦思索着。
国难深重，理应共赴国难，为抗战尽绵薄之力；而且清华、北大的同窗好友皆已南迁（吴文藻是清华出身），冰心夫妇留在北平即如离群的孤雁。然而此时冰心怀有身孕，即将临盆，行动已经很不方便，更无法承受颠沛流离，远途跋涉之苦；而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担任的课程，也得继续讲授。夫妻俩经过反复商议，最终决定暂时留在燕京，等孩子生下来后再作计议。冰心后来回忆说：“7月7日，卢沟桥上燃起了战争之火……为着要争取正义与和平，我们决定要到抗战的大后方去，尽我们一份绵薄的力量。但因为我们的小女儿宗黎还未诞生，同时要维持燕京大学的开学，我们在北平又住了一学年。”
1937年秋，燕京大学照常开学。尽管此时因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受美国政府保护的燕京大学尚未受到太多战争炮火的洗礼，但却也是物是人非，冰心像燕大校园内已经没有了往日欢愉宁静的气氛，不时传来的都是祖国城市陷入敌手的噩耗。日军占领平、津后继续向南挺进，占领上海后继续向西入侵，而北平的中小学生在日军的机关枪紧紧跟随监视下“抱着太阳旗，五色旗，红着眼，低着头，‘庆祝’保定陷落，南京陷落……”。这一切，正如后来冰心回忆中所说：“我们出入城关，看到北平人民在日伪统治下的惨状实在气愤……。”忍辱偷生，所有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忧郁的颜色。尽管身居北平，冰心夫妇却在“这一学年之中，我们无一日不作离开北平的准备”。1937年11月9日，冰心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宗黎。同时吴文藻也通过清华大学的同学关系，争取到一笔英庚款，可以在云南大学开办社会人类学讲座，于是吴文藻与冰心决定：学年结束后离开北平前去云南。对于自己将要离开陷入敌手的北平，冰心曾用她并不擅长的激昂的笔调写道：“在那高山丛林中，我仰首看到了一面飘扬的旗帜，我站在旗影下。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地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朝气；我再走，我要掮着这方旗帜，来招集一星星的尊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
“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2）
得知冰心和吴文藻准备离开北平的消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极力挽留。面对司徒雷登的挽留，沉静寡言的吴文藻只说了一句话：“作为中国人，不能上前线，应该到后方去，为抗战尽一份力量。我们决定暑期一开始就离开北平。”听罢此言，司徒雷登默然无语，宾主相顾良久。决心已定，冰心悄悄做着离别的准备。“一切陈设家具，送人的送人，捐的捐了，卖的卖了，只剩下一些我们认为最宝贵的东西，不舍得让它与我们一同流亡冒险的，我们就珍重的装起寄存在燕京大学课堂的楼上”。据冰心回忆，这些“丢不掉的珍宝”有吴文藻几十年的日记，有冰心在美国三年的日记，有两人整整六年的全部通信，有母亲、朋友及许多不知名的“小读者”的来信，有冰心父亲年轻时在舰船上给母亲的信和诗，成百本作家签名赠送的书籍，以及许多照片、画集、笺谱、字画等共装了十五只大木箱。冰心回忆做离别的准备时的情景说：“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总是有许多名女学生帮忙，有人登记，有人包裹，有人装箱。……我们坐在地上忙碌地工作，累了就在地上休息吃茶谈话。我们都痛恨了战争！战争摧残了文化，毁灭了艺术作品，夺去了我们读书人研究写作的时间。”但是，这些冰心“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最终却难逃被战争毁灭的命运。珍珠港事件之后，日军进入燕京大学，冰心所寄存的这十五只大木箱自然也就难逃劫数。抗战胜利后，冰心“满怀着虚怯的心情，走上存放我们书箱的大楼顶阁上——果然像我所想到的，那一间小屋是敞开的，捻开电灯—看，只是空洞的四壁！我的日记，我的书信，我的书籍，我的……一切都丧失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吴文藻、冰心夫妇与父母
1938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