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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一腔正气”（2）
郑振铎手迹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郑振铎明白，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手中的笔就是他的武器。因此，他充分发挥自己熟悉历史的特长，开始撰写一组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文章——《民族文话》。郑振铎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写作这样一组文章是含有深意的，在《民族文话自序》中，郑振铎写道：“我们民族是—个慷慨悲歌，舍生取义的民族；没有一个民贼，没有一次外来的侵略，能够消灭了或减低了我们民族意识的。……气节、人格、信仰乃是三个同意义的名词，坚定、忠贞、牺牲乃是每个人所应有的精神。”这一段“自序”将郑振铎此时写作《民族文话》的目的交待的非常清楚，就是以此来激发民族的信心，鼓励民族的气节。这一段话事实上也是郑振铎在抗战时期所坚守的立场以及他的信念，其语气激昂慷慨，掷地有声，当为郑振铎当时情绪的一种自然流露。
上海沦陷之后，文化界人士的处境日益艰难。1938年初，《社会日报》负责人蔡钧徒被日伪杀害，蔡的头颅还被挂在法租界总巡捕房对面的电线杆上。郑振铎的朋友，《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和《华美晚报》经理朱祖同，也曾各自收到日伪特务寄来的方盒一个，内各藏一只鲜血淋漓的人手，并各附有恐吓信，说如果继续坚持反日态度，将有更“佳”的礼物。郑振铎友人中最先遇难的是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基督教徒，为人慷慨激昂，疾恶如仇，为郑振铎挚友。1938年4月7日，准备离开上海的刘湛恩在乘坐公共汽车经过静安寺路时遇刺身亡。得知友人遇刺身亡的消息，郑振铎既悲且愤。而更重要的是，当得知刘湛恩是死于某些无耻中国人之手时，单纯而耿直的郑振铎更是无法面对这一个事实。在他看来死亡并不可怕，在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死亡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心里最可怕而可悲的是在战争中一个民族的民族气节和人格的丧失。刘湛恩的死似乎在向他证实，他内心所认为的最可怕的东西正在发生，他甚至因此而开始怀疑自己对于抗战的信念。对于刘湛恩遇害后自己的反应和内心复杂的情绪，郑振铎回忆说：“执着报纸的手因愤激而微微的抖着。1939年3月，上海汉奸团体组织的亲日游行友人里第一个为国牺牲的人，第一个死于自己人的手里的人！我不能相信：竟会有人替敌人来暗杀爱国之士的！”“我伤心！我失望！我悲哀！我郁郁闷闷的感到心头上有一个瘤结，化不开、消不去！我不仅仅伤心湛恩先生的死，不仅仅悲哀一个同道的伟大的人物的凋谢，我是对于整个民族的融铸为一体的抗敌的信念有些因失望而不能十分坚持了！”
严峻的现实犹如试金石考验着每一个人。摆在人们面前的，要么是苟且偷生，甘当亡国奴，甚至出卖良心，出卖民族利益，为虎作伥；要么丢掉一切个人安危，与敌寇作殊死斗争。上海沦陷之初，对于知识分子在上海沦陷后的表现，郑振铎抱有很天真而乐观的想法，他回忆自己此时的心理说：“也许是我的‘幼稚’吧，我从来不曾想到过，也从来不会相信，会有人肯替敌人做事的。”当时，郑振铎任教的暨南大学经常有学生告诉郑振铎某某教授很可疑，某某教授下水了。对于学生们私下里向他透露消息，郑振铎总是“天真的不信赖这些‘谣言’”。在他看来，“在整个民族作着生死决战的时期，难道知识分子还会动摇变节么？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盲猜’与‘瞎想’”。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当这些所谓的“谣言”，最终都变成现实时，郑振铎该是如何的愤怒和痛苦。但是无论对少数知识分子败类是如何的失望和愤怒，无论处境是如何的艰难，郑振铎手迹郑振铎却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和信念。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国难中最珍贵的就是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气节，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失了这个最宝贵的东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恃以为宝者，唯有一腔正气耳。”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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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一腔正气”（3）
由于郑振铎是著名学者的身份，上海沦陷之后，日伪特务也一直想拉他下水。刚开始时，有一位已经“落水”的过去的“朋友”来看他，说什么日本人很钦佩他，想仰仗他出来主持某一方面的文化工作等等，并拿出了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说是一个叫“清水”的主管文化工作的日本人送给他的。郑振铎当时气得怒发冲冠，认为是对他人格的绝大侮辱，他当场就把支票撕个粉碎，痛斥了这位“朋友。此人狼狈不堪地逃走了，他却气恼了好几天，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总是念叨着“岂有此理！真正岂有此理”！“士可杀，不可辱”！至于那位“朋友”所说的“清水”，名叫清水董山，时任日本驻上海大使馆的一等书记官，也是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一名头目。清水也算是个“汉学家”，他读过郑振铎的著作文章，但并不认识郑振铎。知道郑振铎没离开上海，清水便一直想拉郑振铎下水。其实，上海沦陷时期，清水和郑振铎曾经在一个郑振铎常去的书店中有过一次“邂逅”，只不过当时清水不知道而已。有一天，郑振铎正坐在一家他常去的中国书店翻书，忽然一位伙计悄悄过来，用极轻的声音对他说：“来了一个日本人，叫清水。”他领会了，转过身继续翻他的书。清水身着便衣，一副很斯文的样子，一面翻翻古书，一面用流利的汉语与伙计们扯谈，他说：“敝人一向很佩服精通于版本之学的郑振铎先生及潘博山先生等，很想认识认识郑先生。”一位伙计便用眼色探询郑振铎：“怎么样？要见他么？”郑振铎连忙摇摇头，并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作普通读者的样子。伙计便对清水说：“郑先生长久不来了，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清水转身看见郑振铎在书架前翻书，便问店伙：“他是谁？”店伙忙说：“哦，这是新来的伙计。”清水一看他的穿着打扮也确实像个书店伙计，就没说什么。接着他又向书店伙计打听了一些别的人，便走了。郑振铎这才转过身来，长长舒了一口气。等清水走后，郑振铎赶紧又到其他各家旧书店，一一叮嘱：今后凡日本人或不明身份的人来打听他，一概回答不知道。那些书店老板、伙计也都认真地点头照办。而他也照旧常去书店。
“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1）
郑振铎收藏的北朝陶马俑
日军攻占上海后，许多上海的文化人都辗转离沪去了后方。以郑振铎当时的抗战立场和中国文人的习惯心理而言，他当然并不愿留在沦陷区当亡国奴，更何况当时他还面临着各种潜在的危险。但让我们感到奇怪和不可理解的是，郑振铎却一直没有离开上海，抗战八年，他一直留在了沦陷区。对于郑振铎的留沪，当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报以理解，甚至有人因此而怀疑郑振铎对抗战的态度。叶圣陶曾回忆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为什么在上海沦陷之后，郑振铎还要留在上海？为什么他没有奔向抗战的后方？以个人感情而言，很显然郑振铎更愿意去抗战的后方，自由而畅快。为安全计，他应该离开上海；为个人名声计，他更应该离开上海。于情于理，好似郑振铎都没有留在上海的必要。那么是什么在牵绊着他的脚步？是什么把他留在了沦陷后的上海？对此，郑振铎自己曾有过说明，他在《求书目录》中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惧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郑振铎加诸其身的这种“不能逃避”的“责任”是什么？郑振铎继续说：“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话说得很清楚，郑振铎之所以选择冒险留在上海，是出于一种保存文化的使命感。作为一个文人，郑振铎在民族存亡之际首先考虑到的就是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延续，或许在他看来，只要一个民族的文化还没有消亡，那么无论怎样这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都会永存。无疑，在民族危亡之际，在举国同仇敌忾、群情激昂的年代，郑振铎甘愿默默地保存民族文化和民族文献的选择是独特而寂寞的，同时也见出了他眼光的长远和深邃，当然他的这一选择也是艰难的。
郑振铎收藏的唐三彩马
中日战争爆发之后，随着东南数省相继沦陷，江南许多著名藏书楼纷纷毁于战火，在日军铁蹄肆虐之下，珍贵古籍难以保全。即使有部分侥幸能得以保存，也纷纷被藏家后人变卖以维持生活，当时一些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散入上海旧书肆。对于中国古籍散失的情况，当时上海的报纸曾转引路透社华盛顿电文说，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宣称：许多从战火中保全下来的“极珍贵的中国古书”现已“纷纷运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已购进千册……。电文还说，中国的局势，将会和罗马当年的陷落，致使“欧洲发生四百年黑暗时代之情形相似”。“预料将来研究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面对珍贵古籍流失海外的情形，郑振铎内心非常焦虑，“每一念此，寸心如焚”。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回忆说：“父亲的情绪愈来愈坏。爱书如命的他，眼看着无数珍贵古籍，稀有版本，在战火中与国家民族一起遭受着一场空前浩劫，心似刀绞火焚。”在此种状况下，几乎是出于一种学者的本能，郑振铎觉得自己有责任尽可能地去保存自己民族的文献。他简直无法想像，中国文献归于海外该是何等的奇耻大辱，他在日记中写道：“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而促使郑振铎刻意保存民族文献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郑振铎了解到伪满“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也在收书，并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为主体。得此消息，郑振铎“忧心如焚”，他几乎是立即就能想见日方收集这些史料文献背后所隐藏的深意，“其居心大不可测。近言之，则资其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得悉日方的叵测居心，郑振铎觉得自己更有必要抢救民族文献，或许在他看来这就是另一种抗战的形式，意义并不亚于浴血杀敌，他说：“夫保存国家文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攻坚陷阵、舍身卫国之男儿，……诚亦艰苦备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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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2）
郑振铎原有藏书嗜好，但在“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战役中，他近二十年惨淡经营，收集起来的藏书大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幸存者寥寥无几。辛勤搜集所得心爱之书被战火毁于一旦，爱书如命的郑振铎想必是悲恸不已，他回忆自己的藏书被战火所毁时的心情说：“余所藏竟亦同此化蝶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生。”经此大劫之后，郑振铎原有的藏书之心本已大减，“收书之兴，为之顿减。实亦无心及此也”。尽管就个人而言，郑振铎在战争时期几无藏书之兴趣，当然更无藏书之馀裕，但于沪战失利之后，他又不能置民族文献于不顾，坐视民族文献流失海外，甚至流入敌手。为保存民族文化计，当学者名流纷纷西迁之时，郑振铎选择留在上海，竭尽全力抢救收购古书。在上海的头两年，郑振铎主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