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以说是宗教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即使作为一个斗士，丰子恺毕竟也只是一个“不争”斗士，他吹响的战斗号角除却匹夫所有的激越外，仍回响着梵音的空远。尽管表面上丰子恺还是一如既往，但事实上艰苦的逃难生活更让丰子恺感觉到了人生的无常，而这种人生的无常和苦难就必然强化了丰子恺的宗教意识。丰子恺曾在《教师日记》中感叹说：“谈及现世科学之发展，与战争之惨烈，吾仰天而叹曰：‘造物者作此世界，不知究竟用意何在？是直恶作剧耳。吾每念及此，乃轻视世间一切政治之纷争，主义之扰攘，而倾心于宗教。唯宗教中有人生最后之归宿，与世间无上之真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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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保住中国灵魂”（1）
丰子恺国画《汉皋春望》（1938年）
抗战期间丰子恺积极从事抗战时期的文化艺术教育工作，他先后执教于桂林师范学校、浙江大学和重庆艺术专科学校，并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必能建国”的思想。1938年11月，丰子恺执教于桂林师范。此时，岳阳失守，长沙坚壁清野，抗战形势十分严峻。桂林师范也有迁校的念头。桂林当地政府还决定，“万一桂林失守，此等学校师生即改组为游击队，投笔举枪，亲手杀敌。”听到要将学校师生改组为游击队的消息后，丰子恺很是痛心，他对于此种提议“不敢赞同”，并为“新生之桂林师范惋惜”。丰子恺并不是认为师生组成游击队抗战杀敌不可贵，而是认为桂师“以艺术兴学”、“以礼乐治校”的办学宗旨比抗战建国更为高远。他解释说：“游击队非不可贵，但不出抗战建国之上。以此易彼，大蚀其本。此犹如以杖作薪，图得眼前一饱，不顾后来行路艰难。”“凡武力侵略，必不能持久。日本迟早必败。我们将来抗战胜利，重新建国的时候，就好比吾人大病初愈，百体疲乏，需要多量的牛奶来营养调理，方能恢复健康。桂师便是一种牛奶，应该把它好好地保藏起来，留给将来，不要在病中当作白开水冲药吃了。”我们应当看到，在当时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勇气和睿智的眼光的，而这正是丰子恺与众不同的风范所在。
出于“艺术建国”的思想，丰子恺手书联丰子恺在抗战时期非常重视艺术的功效。他在《丰子恺论艺术》中写道：“我在太平时代谈艺术，只是暗示地讲他的陶冶之功与教化之力的伟大，没有赤裸裸地直说。但在现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不得不打开来直说了。我们现在抗战建国，最重要的是精诚团结。四万万五千万人大家重精神生活而轻物质生活，大家能克制私欲而保持天理，大家好礼，换言之，大家有艺术，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所以我说艺术必能救国。”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尽管丰子恺十分重视艺术的功效，但是他并不主张艺术在抗战时期必须直接表现抗战主题，直接为抗战服务，他所强调的是艺术对人的陶冶功能。因而，丰子恺对抗战时期的艺术教育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我国百事颓唐，自伐太甚，有以招致此祸……就艺术教育而言，过去之绘画音乐教育，生吞活剥，刻划模仿，游离人生。教育者徒以死工作相授受，而不知反本。此直可称之为画八股，乐八股。今后非痛改不可”。换言之，丰子恺认为，艺术不能沦为工具，而应当回到艺术本身，“我教艺术科，主张不求直接效果，而注重间接效果。不求学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画，但求涵养其爱美之心。能用作画一般的心来处理生活，对付人世，则生活美化，人世和平。此为艺术的最大效用。故虽在非常时期，图画科也不必专重抗战画。今之所为艺术教师，解此旨者，有几人欤”？
丰子恺不仅是一个艺术论者，而且还是一个文化论者。在他的心目中，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只要灵魂没有断绝，那么这个民族也就不会灭亡。因此，在中华民族面临强敌侵略的危急时刻，丰子恺忧郁的目光投向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激烈冲击，抗战时期，中国青年的民族文化素养是不容乐观的，对此种状况丰子恺感到十分痛心，他曾说：“中国文化遗产若山陵，而中国青年不能承受。可惜可痛，莫甚于此。”1939年，丰子恺在宜山浙大讲演《中国文化之优越》，首先就强调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希以此来激励青年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的决心。在演讲的最后，丰子恺又对青年大学生们提出了自己的希望：“诸君是中国最高学府之学生，不久的将来的中国的向导者。发扬文化之责，端在诸君肩上。务请努力保住中国灵魂，以提倡物质文明及发扬固有之精神文明为己任。这才不愧为一个堂堂的中国大学生。”演讲完毕，丰子恺向学生们深深鞠了一躬。此时的丰子恺或许从这些大学生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希望在他们的身上保留住“中国的灵魂”，只要这个灵魂不灭，中国就永远有希望，文化薪火相传，这或许就是丰子恺于抗战时期的信念。
“努力保住中国灵魂”（2）
丰子恺《胜利之夜》（1945年8月）
1945年8月，历时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宣告胜利结束，此时的丰子恺蛰居重庆沙坪。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山城重庆的天空到处弥漫着爆竹和硝烟，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胜利的时刻，丰子恺这个向来温文尔雅的文人也加入了狂欢的人群，直到深夜，他才带着“欢呼得声嘶力竭”后的疲倦，兴奋地走回家。路上他遇到了许多和他一样兴奋的青年，丰子恺热情地招呼他们去喝酒，他需要留住这份疯狂的喜悦。主人拿出两瓶陈年茅台，一屋子人，无论男女老幼，再没有禁忌、拘束和客套，尽情地自斟自饮，放歌高唱。平日不喝酒的人，也豪爽举杯。酒醉之后，丰子恺“思如潮涌，不能成眠。我想起了复员东归的事，想起了八年来生离死别的亲友，想起了一群汉奸的下场，想起了残败的日本的命运，想起了奇迹般的胜利了的中国的前途……无端地悲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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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小传
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人。原名丰润，自名丰仁，号子凯，后改名子恺。现代散文家、画家。丰子恺受佛教影响较深，曾作《护生画集》寓以佛家护生戒杀之旨。丰子恺漫画常以儿童生活作题材，造型简括，画风朴实。其散文清新流畅，感情真挚自然。17岁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跟随李叔同学绘画。1919年到上海，参与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1921年东渡日本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1924年，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其后，他的画在《文学周报》上陆续发表，并冠以“漫画”的题头，自此中国才开始有“漫画”这一名称。1924年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先后在宜山浙江大学、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从事绘画创作。1946年定居杭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国画院院长等职。1975年9月15日逝世。主要著作有：《缘缘堂随笔》、《音乐入门》、《丰子恺书法》、《车厢社会》、《率真集》等。
往事追忆
在众多的花木中，父亲似乎尤其偏爱那两株盆栽的石榴树，每当果实尚未长大红透时，他便挑选一些较大的，在上面用小刀逐个刻上自家的、亲友的、邻居的，几乎所有熟识的孩子们的名字。而当这些石榴长得像一个个小红灯笼时，上面刻的名字也嵌得深深的，像是天然生就似的。每当这时，大约总是挑个星期天吧，父亲便把所有的孩子都叫来，园子里的小桌上摆满了各色糖果和一个个咧嘴在笑的红石榴。接着，他便和孩子们一起唱啊，跳啊，做各种好玩的游戏，或是大家围坐在他四周，听他讲迷人的童话，最后他把糖果和石榴按照上面所刻的名字分发给大家。我们都异常喜爱这一时刻，后来便把这一天称做“石榴节”。
1958年，郑振铎生前的最后一幅留影
上面这段文字是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对其父生活往事的追忆。且不论其人如何，单只这一幅画面便足以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郑振铎为人豪爽、单纯，襟怀坦荡，他的学生廖静文回忆他说：“他笑的那样单纯、朴实而又富于感染力，使人觉得他从来不掩饰内心真实的感情，流露出一颗胸怀坦白、是非分明的赤子之心。”而唐彛运挠∠笫牵骸八惹椤⒄保永床谎谑巫约旱母星椋钊艘谎劬涂梢酝叫牡住Ｎ颐羌父瞿昵崛耍诒澈蟪３Ｏ泛羲咸煺妗嘧又奈淬娜废缘煤艿ゴ浚芴煺妫谑烊酥屑洌袼茄蠡程孤剩Τ渑娴模一姑挥屑降诙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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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一腔正气”（1）
……上海沦为孤岛，所谓“大道市政府”成立，当时他在暨南大学教书，风传教育界有些人将出任“新贵”，他碰到他们，总是直言不讳，以民族大义相责，这些人也向他矢口否认，说了一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之类的话。他很快就相信了。过了几天，就是那些他所认为“好的很”、“好的不得了”的人，一个个袍笏登场。我去看他，他正瞪着金鱼眼，坐在破沙发上，默默的在生气。……
从以上这段唐彛灾Ｕ耦旎匾涞奈淖种校颐强梢远灾Ｕ耦煸谀且皇逼诘男睦碜纯鲇幸桓龃笾碌牧私狻？拐奖⒅螅绕湓诨φ奖⒅螅Ｕ裨窕渭由虾Ｎ幕绲木韧龌疃惹榈匚拐侥藕啊６杂谥腥罩涞恼庖怀≌秸Ｕ耦煊凶抛约憾捞氐睦斫猓衔」芏灾泄此嫡馐且怀”黄鹊恼秸秸彩遣锌岬模獬≌秸茨芄黄鸬骄换褡辶榛甑淖饔茫偈怪谢褡遄呦蛐律Ｋ谖恼轮行吹溃骸罢饣鹪悄Ч矸牌鸬某渎蚧瞧兜牡赜穑杂谧锬跎钪氐木芍泄唇⑸远竟ザ镜男а椋∽派袷ゾ换鸬墓τ昧恕Ｔ谡饩换鹄铮芍泄刮聪淳〉男矶辔酃福冀簧ǘ獾谋怀吻濉！痹谌嗣堑挠∠笾校辽僭诳拐揭郧埃Ｕ耦觳⒉皇且桓龈星橥饴兜娜耍膊皇且桓鍪樗囊纭⒊渎で榈氖耍诟嗟囊庖迳纤且桓龀种刂苷难д摺５秸诟谋渥胖Ｕ耦欤秸叫蚜酥Ｕ耦焐畲Φ募で椤Ｗ钥拐娇家院螅⒉簧贸な璧闹Ｕ耦炜急欧⒊鍪璧募で椋∏榈赜檬枥幢泶镒潘岩砸种频那樾骱退哉秸睦斫狻６杂谧约何裁椿嵩诳拐奖⒑蟠罅看醋鞑⒉簧贸さ氖瑁Ｕ耦煸谒霭娴氖墩胶拧分斜戆姿担骸拔也皇且桓鍪恕登耪揭鄣姆⑸业拇碳ぬ蟆伊醋乓恍还巳魏蔚男问剑皇蔷醯谜庋男矗钅芄槐硐治业谋撸业娜惹椋业南Ｍ酥廖业男叛觯业幕孟攵选！笔亲钅芄槐泶锴樾鞯模拐奖⒅蟮�7、8两个月间，郑振铎写了不下四五十篇诗歌，而这些诗歌的题材只有一个——抗战。对于个人在民族危急时刻如何选择自己生命的方式，郑振铎也通过诗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人生莫不有一次的死，但能够有选择自己的死所的机会，却只有一个：杀敌而死，死在战场上！”
1938年，50岁的郑振铎在上海
但是，战局最终还是在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1937年11月10日，日军在上海浦东登陆，11日，日军侵入上海南市，12日，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除租界外，上海大部地区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上海沦为“孤岛”。对于上海沦陷的情景，郑振铎回忆说：“‘四行孤军’的最后枪声停止了。临风飘荡的国旗，在群众的黯然神伤的凄视里，落了下来。”上海沦陷后，郑振铎的心情无疑是沉痛的，所有的一切在此时郑振铎的眼里都抹上了一层灰色。他在文章中写道：“血似的太阳向西方沉下去。暮色开始笼罩了一切。”上海沦陷之后，积极参与抗战救亡活动的郑振铎自然也就陷入危险之中。为安全计，郑振铎不得不匆忙离开了家。国破家亡自然难免凄楚之感，郑振铎曾有文字记述自己离家的情景，满怀凄凉悲怆之感：“我带着异样的心，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