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丰子恺来到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成为《抗战文艺》编委之一，并且为《抗战文艺》的创刊号画了封面、题了签。在武汉，丰子恺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他置身于抗日的洪流中，积极从事抗战时期的文化艺术工作，尽情发挥着他各方面的才能。柯灵在《抗战中的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评论此时的丰子恺说：“他本来不是一个革命家，但战后呢，由我看来，却是很积极的了。虽然不免老朽，不曾上前线杀敌，但已经是一位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可敬的战士，他勇敢，坚决，乐观，和一切的战斗者一样。作为证据的，是他一年来的行动和言论。用画面强烈地控诉了战争践踏人性摧残生命的罪恶。用惨不忍睹的画面，直接揭露日寇暴行，以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在另一类作品中，则表现了人民热爱和平，企盼战争尽快结束的愿望。”
由于此时丰子恺积极宣传抗战，需常在外奔走联络，为了行动方便，他脱掉了平日惯穿的长袍，改穿中山装，神态异常活跃。此时的丰子恺与往日大家对他的印象判若两人，著名作家王西彦描述此时的丰子恺说：“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到超脱出世的样子。”友人们戏称丰子恺“返老还童”，并对他说：“如果剃去长须，完全可以冒充年轻人了！”有意思的是，大约是这句话传开去了，有好几家报纸都登载了“丰子恺割须抗战”的消息。消息传开，亲友读者纷纷来信，询问是否确有其事。但事实上，丰子恺并没有剃掉他自1927年起蓄的长须，为明真相，丰子恺只得拍了一张全身照片分送诸亲友，想来此事也必定是让他哭笑不得。不过割须是假，抗战热情却是真。丰子恺曾对宋云彬、吴欣奇等友人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画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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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杀止杀，以仁克暴”
丰子恺行书《弘一诗》
丰子恺曾在《丰子恺自述》中说：“我十年流亡，一片冰心，依然是一个艺术和宗教的信徒。”确实，丰子恺毕生都没有割舍他的佛缘。1927年，丰子恺在缘缘堂皈依佛法，并由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丰子恺的老师）取法号“婴行”，成为一名佛家居士。护生、信佛等等，往往使人联想到迷信，而丰子恺的信佛却是有着普渡众生的慈悲，他曾向人解释过自己对佛的理解：“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得了些小便宜就津津乐道，引为佛佑（抗战期中靠念佛而得平安逃难者，时有所闻）；受了些小损失就怨天尤人，叹‘佛无灵’，真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对于佛法，丰子恺始终抱有虔敬的心情，他认为“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五十岁生日，在上海与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初集》，共五十幅。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写诗，一诗一画对照。《护生画集》与佛教的因缘十分深厚，佛教鼓吹仁爱，劝人戒杀从善的要义，在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关于创作《护生画集》，丰子恺曾解释说：“我曾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但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顽童无端一脚踏死蚁群，此心放大起来，就可以坐了飞机拿炸弹来轰炸市区。故残忍心不可不戒，因为所惜非动物本体，意思就在于此。”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丰子恺信奉的佛教思想和战争之间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佛教教义讲求护生，讲求慈悲戒杀；而战争却又意味着暴力和杀戮。在这两者之间，丰子恺如何平衡？他又如何融合护生之旨和抗战之意？
丰子恺绘《一肩担尽古今愁》
1938年，丰子恺刚到武汉，就有朋友告诉他：“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显然，按曹聚仁的理解，抗战时期再讲慈悲戒杀是不合时宜的，在全民抗战的激情年代就是要鼓励国民勇敢的上阵杀敌。按照这样的逻辑，《护生画集》所宣扬的佛家思想当然是不合于抗战精神的。对于此种理解，丰子恺大不以为然，他断然说：“不可，不可！曹聚仁没有懂得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啊！”对于曹聚仁的评论，丰子恺显然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悲哀。也正因为曹聚仁对他的“护生之旨”的不理解，丰子恺这个一向与人为善，待人宽厚的人从此与朋友曹聚仁绝交。想来当时与曹聚仁抱同样理解的人不在少数，为此，丰子恺在汉口特意写就《劳者自歌·则勿毁之己》以阐明事理，在文章中他说：“《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说护生就是护心。……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说者大约以为我们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倘主张护生，就变成不抵抗，所以说该书可以烧毁。这全是不明白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的缘故。我们不是侵略战，是“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以杀止杀，以仁克暴。”从上面的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丰子恺用“护心”融合了佛教教义和抗战的矛盾和冲突，而这种融合事实上是把佛家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糅合在一起。“护生之旨”与“抗战之意”究竟有无一息相通之处，我们姑且不论，但作为一个慈悲戒杀的虔诚佛徒，丰子恺能在抗战时期表明“以杀止杀，以仁克暴”的态度，却不能不说抗战确实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然而，无论怎样，丰子恺割舍不断的佛缘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总是显得不是很合时宜，也并不是能得到每个朋友的理解，因而大家对抗战时期丰子恺的信佛总是有着种种的非议，甚至怀疑丰子恺抗战的决心。毕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总是那么的超然物外，高坐云端冷观世相。“佛毕竟是有灵的”，丰子恺反复对不理解自己的朋友们说：“现在佛已把这宗最贵重的货物交给我了。”丰子恺拈花微笑，用一双明澈透亮的眼睛看着朋友，“那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敌救国。与其不得这东西而生，宁愿得这东西而死，你们还不理解我么？”
“艺术的逃难”（1）
丰子恺曾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谈及弘一法师对他的教诲，“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长江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老师的教诲丰子恺铭记在心。抗战期间，丰子恺扶老携幼，共赴国难，八年离乱，道经杭州、长沙、武汉、桂林、宜山、贵阳、重庆等地，一路跋山涉水，备尝艰辛，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对于丰子恺的逃难，友人张其昀先生曾戏称之为“艺术的逃难”。而丰子恺则回忆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逃难，不如说是宗教的逃难，因为如果没有缘，艺术是根本无用的。”
丰子恺绘《观世音像》
武汉撤退，长沙大火，迫使丰子恺一家又踏上了西行的路程。1938年6月，丰子恺应桂林师范学校的聘请携眷来到桂林。丰子恺在桂林的生活，用他填的一首词《望江南》可以简单概括：“逃难也，逃到桂江西。独秀峰前谈艺术，七星岩下躲飞机。何日更东归。”在逃难途中，丰子恺多年不育的妻子怀孕，丰子恺对妻子开玩笑说：“一定是这回的抗战中，黄帝子孙壮烈牺牲者太多，但天意不亡中国，故叫老妻也来怀孕，为复兴新中国增添国民。”10月24日，丰妻在桂林产下一子，丰子恺戏称此子为“抗战儿子”，并给他取名“新枚”。新枚者，新的枝条也，丰子恺给儿子取此名寓意中华民族在战火的废墟中获得新生。儿子新枚出生后，丰子恺决定让他居住在由牛棚改成的房间里，丰子恺解释如此做的原因说：“倘他吃牛奶，住牛棚，将来力大如牛，可以冲散敌阵，收复失地，至少能种田，救世间的饿人。即使其笨也如牛，并不要紧。中国之所以有今日，实因人太聪明，不肯用笨功的缘故。”从儿子新枚的事情上，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此时丰子恺对于抗战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丰子恺国画《草庐》（1939年）
由于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丰子恺凡事相信“缘”，他总能坦然面对一切艰难。因而，尽管是举家逃难，生活困窘，但丰子恺却心态平和，一直抱有他一贯的趣味主义和有馀裕的生活态度。在给友人夏宗禹的信中，丰子恺回忆自己的逃难生活说：“八年前家破人亡（出亡也），率老幼十馀人飘零数千里，我非但不曾发愁，而且每天饮酒取乐，以慰老幼。这点精神，你我是共通的。这叫做‘大丈夫气’。”避居桂林期间，丰子恺饶有兴趣地谈论桂林的吃食和桂林的竹器，并在给友人徐一帆的信中说：“桂林山水甲天下，环城风景绝胜，为战争所迫，得率全家遨游名山大川，亦可谓因祸得福。”让丰子恺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被友人发表后很快遭致上海一些文人的批评，他们抓住“遨游名山大川”一词，咬文嚼字对丰子恺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对于这些“今日收消息，明日写新闻，利用报纸，竭力把自己的名字推广出去的英雄们”，丰子恺也只能用“文人无行”来宣泄自己的愤慨。事实上，“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的丰子恺在逃难途中一直致力于抗战宣传。于桂林师范执教时，丰子恺曾发表表现战争残酷的配有《忆江南》小词的一幅漫画，漫画的内容也就是小词表现的内容：“空袭也，炸弹向谁投。怀里娇儿犹索乳，眼前慈母已无头。血乳相和流。”有学生见漫画感觉有趣，大声嚷嚷：“看啊，没头的人！有趣！”丰子恺罕见的勃然大怒，并狠狠斥责了这位学生。居桂林期间，在敌机的炮火轰炸中，丰子恺完成了《漫画阿Q正传》（第三次重作，前两次均毁于战火），在序言中，丰子恺说：“炮火只能毁吾之稿，不能夺吾之志。只要有志，失者必可复兴。此事虽小，可以喻大。”丰子恺手迹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逃难中的丰子恺并不是一个不问世事的逍遥派，他有着抗战救国的决心和以身殉国的勇气，“抗战正未有艾，吾辈如何死法，不得而知。死实难事，非准备不可。吾倘作非命死，拟效谢坊得绝食之法”。1939年4月5日，丰子恺辞别清明空朦的桂林山水。离去前，丰子恺在院内手植铁树一棵，以作纪念。千年铁树，会在哪一天开花呢？丰子恺默默地问自己。
“艺术的逃难”（2）
话题重新回到“艺术的逃难”上来。为什么好友张其昀会戏称丰子恺的逃难为“艺术的逃难”呢？这其中有一个故事。离别桂林之后，丰子恺应浙江大学之聘到广西宜山执教。不久，日军在广西南宁登陆，宜山形势十分紧张。浙江大学决定搬迁贵阳，学生、教师纷纷扶老携幼，设法向贵阳转移。丰子恺一家也加入了这支逃难的大军，到达河池之后，无论怎样也找不到至都匀的汽车，一家老幼流落道旁。人地生疏，幸得旅店老板的热情接待和照顾，让绝望中的丰子恺得到了一丝安慰。老板还安慰丰子恺说：“请先生放心，我有家在山中，真打到这里来，可请先生回去避一阵。”丰子恺万分感激老板的好意：“多蒙你照顾了。但流亡之人，何以为报呢？”第二天一早，老板拿来一幅大红闪金纸，请丰子恺赐字，旅店老板说：“老父今年七十，蛰居山中。做儿子的糊口四方，不能奉觞上寿，欲乞名家写联一副，托人带去，聊表寸草之心，可使蓬荜生辉！”面对老板的恳求，丰子恺满口答应。他提笔写了一副庆寿八言联，然后署名落款。由于闪金纸是不吸水的，店老板就吩咐茶房将写好的对联拿到门外去晒。岂知这一副对联却给丰子恺带来了一线“生机”。在晒对联时，此地汽车加油站的站长正好路过，此人恰巧是丰子恺的私淑者，见闪金对联墨迹未干，料定书写者此刻必在旅馆中，便登门拜访，并表示愿意提供汽车载丰子恺一家老幼去都匀。次日一早，站长亲自来送行，丰子恺一家在站长的帮助下安全到达目的地。对于这次逃难的经历，丰子恺感慨万千地说：“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细微的一个缘字，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的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