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陈寅恪一家生活十分艰辛。三女美延曾回忆说：“良丰山上住的房子很简陋，抗战时期钢铁奇缺，人住的房子可能还有几个铁马钉用于梁和柱间的加固，茅草顶的厨房可就一颗铁钉也找不到了。有一次风雨袭来，我们站在住人的房子里，眼睁睁地看着大风把厨房的墙吹倒，大家庆幸当时没人呆在厨房里。父亲除了有课的日子要走下山到广西大学上课外，其馀时间就在这种简陋的房子里伏案看书、写文。这个‘案’其实就是一个大箱子。坐的自然就是一张小木凳了。小凳放在箱子前，坐在上面连放腿的地方都没有，双腿只有弯曲着顶在箱边。这样一写就是整个半天不抬头，住房的屋顶既漏雨又不隔热，夏天日间他的白短褂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好像全不知觉。晚上在仅有一根灯草的小油灯下继续挥笔疾书。”
1943年夏，战火逼近湖南，迫于形势，陈寅恪一家只得再次登上逃难路程，前往成都。旅途劳顿，及至重庆，陈寅恪夫妇双双病倒。此时，陈寅恪原清华研究院的学生蒋天枢和蓝文徽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听说老师到了重庆，蒋和蓝一同前往看望，携带着在街上仅购得的三罐奶粉。当时陈寅恪夫妇虽已稍愈，但仍然只能“在床上倚靠被子坐起”。见了学生所购礼物，陈寅恪凄然地说：“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抗战时期学者生活之苦，由此可见一斑。1943年底，陈寅恪到达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直至抗战胜利。对于这段时期的生活，流求在笔记中叙述说：“父亲在燕京任课，我家与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学校租赁的民房。这期间成都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要躲警报，当生活那样困难的时候，父亲用他唯一的左眼，紧张地从事学术研究和备课。”1945年春正月间，由于授课、写作劳累，加之生活艰苦，营养不足，陈寅恪左眼视网膜剥离更加严重，1948年春，陈寅恪在家中待客致使失明。正如陈寅恪自述：“转徙西南，致伤两目。”陈寅恪次女小彭叙述说：“……不料1945年春天的一个早上，父亲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失明了。先叫我通知他当天不能上课，随后住进存仁医院。手术前后，燕京老师同学们非常关心，很多同学轮流照顾，但身体、生活条件太差，手术后仍不能恢复视力。”陈寅恪只有叹息：“天其废我是耶非？”抗战胜利后，陈寅恪曾远赴英国治疗眼疾，希望至少能恢复部分视力，但也未能如愿。当然，此为后话。
1945年8月10日，重庆国民政府中央电台广播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成都街头但见人声鼎沸，泪水纵横。最后胜利，来的是如此的突然，如此的喜不自胜。陈寅恪闻知胜利消息，悲喜交集，当即赋诗一首：“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念往而忧来，由喜而又转悲，诗句中的情感极其复杂，同时也可见出陈寅恪作为史家的睿智。
刘文典印象
……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教授印象记》
上面所引文字是30年代清华学生对教授刘文典的印象。如果我们单只从这个第一印象出发，想必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这一个形象与名教授联系在一起。“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个看起来一点都不气宇轩昂的“憔悴得可怕的人物”，却又确乎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其学生回忆说：“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刘文典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1916年他27岁时，即被聘为北大教授。当时北大文科教授中胡适、刘半农、刘文典（辛卯）、陈独秀、朱希祖（己卯）都是卯年出生，他们皆为北大的灵魂人物，因此北大文科教员的办公室被戏称为“卯字号”，刘文典即为北大“卯字号”教授之一（后转聘清华大学）。
在北大，刘文典是与辜鸿铭齐名的怪人。刘文典具有很浓厚的名士气，他放浪形迹不合流俗，狂傲不羁言谈惊世。有学生曾回忆他的穿着说：“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而更为有趣的是，由于刘文典字“叔雅”，他因此曾经自称“狸豆鸟”，之所以如此称呼，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在古汉语中“刘”通“狸”；而“叔”则通“菽”，豆子的意思；“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也就是说，他的这一自称其实是在卖弄自己的古汉语知识，但是将自己的名字弄成这样怪异而难听，却也足以让人惊诧。也正因为刘文典言行举止怪诞，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称刘文典“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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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以义死，不以幸生”（1）
尽管刘文典放浪形迹，狂放不羁，被时人目之为一“怪”，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刘文典却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他不畏强暴，不媚时俗，能坚持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在这些问题上，刘文典一点也不“怪”，比之那些道貌岸然，俨然如硕儒，但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犯糊涂，丧失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的人物，却高明得多，也可敬得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刘文典因故未能及时南下，被迫与周作人等人滞留北平。获悉刘文典在中国的影响力后（刘文典曾任孙中山秘书），日本方面就想拉刘文典“下水”，他们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他出山教学，并在伪政府中任职。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刘文典均断然拒绝。刘文典的态度激怒了日本人，他们先后两次搜查刘文典在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的寓所。在不可一世的侵略者面前，刘文典横眉冷对，毫无惧色。他本来精通日语（早年留学日本），但在日寇面前，刘文典却不讲一句日语。事毕，家人问他不说日语的原因，刘文典正色愤然表示，在此种情况下，他以“发夷声为耻”。困居北平期间，刘文典对于那些毫无操守，投降献媚于日本人之流特别反感，即使是至亲好友，他也不惜与之反目。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来一直与他居住在同一寓所内，多年来兄弟之间感情融洽。但刘管廷后来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得知此事，刘文典十分气愤，他先是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来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将其四弟赶出家门，并从此不再往来。滞留北平期间，刘文典常以唐代诗人被迫在安禄山处做官失节的事告诫自己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铃教授，刘文典便向其打听与他同样困居北平的周作人景况。吴晓铃说周作人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为何刘文典会对周作人的表现作此评价？1939年，刘文典在《庄子补正》自序中表明自己对民族气节的理解和立场：“虽然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黍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从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文典对民族气节的理解和立场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观是一脉相承的。既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刘文典在北平沦陷时的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更不难理解他对周作人的评论。
面对异族入侵，刘文典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他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文典都决然拒绝，将巨款退回。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刘文典对蒋介石有好感，他解释原因说：“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对刘文典夫妇是难以忍受的打击，心灵上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儿子的死亡，更激起了刘文典的民族热情，据刘文典在清华的学生回忆，“后来在‘长城战事’闹的极凶的时候，刘先生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事的艰危，并且告诉学生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他自己则夜以继日的翻译有关资料”。“有一天上国文课时（刘文典）精神委靡得连讲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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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以义死，不以幸生”（2）
谈及刘文典的气节和人格，有一件往事似值得一提。1929年，刘文典时任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学校设在省府安庆）。是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当时蒋介石挟北伐之功盛气凌人，获悉###事后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映，决心严惩。于是经###下文传令刘文典亲到南京予以说明。刘文典自视甚高，即使是对当时如日中天的蒋介石他也不是很看得上眼，甚至有几分不屑。他对蒋介石经###下达的文件用“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尤其对传令刘文典，蒋委员长召见等措辞极为愤懑。在出发到南京前刘文典曾发牢骚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至于刘文典和蒋介石见面的情景，当时的南开学生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中回忆：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刘文典被押进大牢。蒋介石还扬言要“解散安大”。章炳麟书赠刘文典的对联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很大震动，安庆大中学生举行示威，各地进步人士也来电来函声援。后来，经蔡元培等力保，陈立夫从中斡旋，蒋介石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将刘文典释放，但附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炳麟），并向老师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赠联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颂扬了刘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气节。
有关刘文典安大事件，鲁迅和胡适在文章中都有记载。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曾经提到，他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几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鲁迅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1939年4月，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也提及刘文典事：“又如安徽�